大理特产有什么，大理的十大土特产

大理白族自治州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个民族自治州，拥有丰富的土特产。以下是大理的十大土特产：

1. 大理洱海海菜：洱海海菜是大理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大理特产有什么，大理的十大土特产，以其口感鲜美、营养丰富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2. 白族三道茶：白族三道茶是大理的传统名茶之一，以其味道独特、口感醇厚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3. 大理雕梅：雕梅是大理的传统名特产之一，以其制作工艺独特、味道酸甜可口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4. 白族扎染：白族扎染是大理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以其色彩鲜艳、图案精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5. 鹤庆火腿：鹤庆火腿是大理的传统名特产之一，以其肉质鲜嫩、味道鲜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6. 洱宝话梅：洱宝话梅是大理的传统名特产之一，以其味道酸甜可口、口感细腻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7. 弥渡酸菜：弥渡酸菜是大理的传统名特产之一，以其口感酸爽、味道鲜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8. 剑川木雕：剑川木雕是大理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以其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精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9. 漾濞核桃：漾濞核桃是大理的特色农产品之一，以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10. 南涧绿茶：南涧绿茶是大理的传统名茶之一大理特产有什么，以其品质优良、味道独特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之上，二千多年前出现了一个王国——夜郎国。

从战国到西汉，夜郎国出现在中原政权的记录中大概有两三百年了。在史料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只能知道，楚国曾讨伐过这个王国，秦时修了一条五尺道通往西南，汉代这里贡献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

汉武帝即位之初，南北都不算太平，北边是匈奴的侵扰，南边则有南越的对峙。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南越相攻，唐蒙受命出使南越。他在番禺见到蜀地的枸酱，得知这些枸酱是经过夜郎之牂柯运来此地。唐蒙很快发现了战机，既然能运来商品，必然也能运来士兵。

唐蒙回到长安后又寻得蜀商询问，进一步了解到夜郎的情况。于是，他向武帝建议对付南越可以另辟蹊径：“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江，出奇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

这个算盘打得响：一方面可以奇袭南越，另一方面可乘此机会在夜郎境内设置郡县派驻官吏，将夜郎纳入汉朝的管辖之下。汉武帝同意了这个计划，派遣唐蒙出使夜郎大理盛产什么，从而开启了汉帝国经略西南的序幕。

随后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盘踞在西南的地头蛇，在得知一个庞然大物想要进入这片高山峻岭之后，显得不淡定了。夜郎王半是试探、半是怀疑地问出：“汉孰与我大？”。

这句话成为千年的笑料，用来讽刺那些封闭而又狂妄的人。

其实夜郎王多少是有些冤枉的。《史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两个文明陡然相遇，总要装装样子，壮壮胆，才有交流的底气。而且，当时不淡定的地头蛇，也并不是只有夜郎国一个。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图|《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汉使的到来，让西南这片土地注定无法平静下来。武帝是一个开拓进取的人，汉朝的势力在他的统治下不断扩张——北方的草原、南方的丘陵、西北的沙漠，当帝国的触手来到云贵高原，它能够如愿深入吗？

山地无国家？

唐蒙通夜郎之后，在此地设郡，想把中原那套郡县制搬来。后来还嫌不够，司马相如又来了两次。

然而效果并不好，西南夷总是造反，兴兵讨伐又伤筋动骨。唯一幸运的是，帝国对西南夷的了解越来越深了。

《史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短短的介绍之中，“君长以什数”足足出现了六次，还有地方数千里的“毋君长”地区。

可见西南之地的混乱。其中虽然有少数滇、夜郎、哀牢这类人口较多、有统治者的国度，但大部分都是松散的小国，还有不少无主之地。

这样的情况，得从云贵高原的自然生态说起。

云贵高原并不是一块齐整的高原，海拔 1100－2000米的地形，受金沙江、元江、南盘江、北盘江、乌江、沅江及柳江的切割，地形较为割裂。可以说是一片破碎的土地。在群山之间，有许多小型的平原，称为“坝子”。其间也有湖泊，像滇池、抚仙湖、杞麓湖等。

▲云贵高原地形图|网络

云南省山地与高原占总面积的 94％，6％的土地为大小不一的坝子；贵州省的山地、高原约占总面积的87％，坝子仅占3％，其余地区为丘陵。云南知名的大坝子有昆明、陆良、曲靖、祥云等。贵州的大坝子主要是贵阳、安顺、遵义等。

▲云南的坝子| 图虫创意

坝子分布分散且总面积偏小，因此造就了一个四面开花的局面。如果将云贵高原看作是一片大海的话，那么坝子就是里面的岛屿，这使得彼此的交流十分困难，也不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

从另一个角度说，当外部的力量想要进入的时候，也会在群山之间四处碰壁，独守在几个孤岛之上，无法将势力辐射到整块地区。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自西边的大夏回朝，向武帝报告在路上看见了蜀布、邛竹杖，都是大夏人从身毒（古印度）购买的。于是他推测必然有条道路从蜀地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当时从西北去大夏的路异常凶险，但如果走西南这条路的话，路程更近而且还没有贼寇。

张骞这一番话语激起了汉武帝的兴趣，于是汉武帝立马遣使者再次前去西南夷。随后在元鼎五年，对西南夷发动了全面战争，再次设牂柯等五郡，然后开始了王化的三个老办法：驻守、移民、发展交通。

由于云贵高原地形复杂，汉朝只能控制主要的道路。这就是川滇古道。一条是秦始皇开辟的五尺道，自成都出宜宾，通往云南的昭通、曲靖，最后到达滇池。另一条则由成都南下，经雅安南渡金沙江至洱海。

为了开通去往身毒的道路，汉武帝甚至还在长安修昆明池以训练水军，来打败当时不服王化的昆明国。

可惜的是，老办法好像没那么管用了。虽然汉军总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一旦坐下来治理，就会非常艰难。山地族群时叛时降，反复无常，使得汉王朝也非常苦恼，多次下令放弃西南诸郡，所谓“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

西南这块地方就是弹力带一样，汉王朝能够轻松地突破进来，却总是马上就收缩回去，帝国和地方的势力在这里不断拉扯，昭示着中原帝国扩张的极限所在。它可以在北方的草原长驱直入，也可以在南方的丘陵势如破竹，但若遭遇海拔不断提升的山地，它就多少显得力不从心。

那些移民进来，却被本土势力包围、分割下的内地移民、大姓开始出现“夷化”的倾向。像是三国时期的孟获，就极有可能是移居南中的汉族大姓。

为了平定南中之乱，诸葛亮不得不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只求西南归心。即便胜利之后，他也只能根据南中夷帅、大姓掌控地方权力的现状，“即其渠帅而用之”。相当于是承认了土著社会的势力，交出了统治西南的权柄。

▲诸葛亮与孟获|影视剧照

这种面上归于中原王朝管理，实际上地方自处的策略，也就是所谓的“羁縻之治”。

云贵高原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王朝，也从未被北方低地的中原势力所完全整合。

王朝的心病

7世纪中叶，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南下洱海地区后威胁唐朝的统治。唐朝立马扶持关系密切的南诏国，以对付吐蕃。南诏不负所望，统一洱海诸部，并将吐蕃势力赶出这一地区。

于是，西南这块地方出现了三个足以搅动风云的势力。

当南诏崛起之后，唐朝感觉坐立难安，双方不断摩擦，于是爆发了长达五年的“天宝战争”。

751年，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欲进攻南诏。南诏国王阁罗凤多次请求罢兵，并且向唐提出警告：“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拒绝，率军直指洱海地区。

兵临城下之时，南诏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向吐蕃求救，和吐蕃结盟。南诏、吐蕃联军与唐军在西洱河决战，取得大胜，鲜于仲通逃走，唐军全军覆没。

当时，白居易有诗记云：

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

至今西洱何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752 年，阁罗凤被吐蕃封为“东帝”，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国号大蒙国，开始独立建南诏。两年后，唐朝国舅宰相杨国忠从北方强行征发20万士兵，命令李宓进攻南诏。结果又是一场打败，李宓沉江而死，唐军死者十之八九。因此，时人将南诏、吐蕃与回纥视为三大祸害。

唐朝暂时被打出去之后，南诏便要开始担心吐蕃的入侵，一旦苗头不对，南诏就会毅然抛弃这个联盟。794年，南诏配合吐蕃攻唐，大败。吐蕃怒以南诏用兵不利，把南诏国王从“东帝”封为“日东王”，封号中“日”是臣之意，地位由兄弟降为臣属。后来甚至开始向南诏征税。南诏果断派使者出使长安，请求归唐。

这时，朝臣李泌献策于唐德宗：“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唐朝与西北的回纥和亲后，断了吐蕃左臂，与南诏和好，便可断吐蕃两臂，可以从容地集中力量对付频频侵扰唐境的吐蕃，于是德宗通过剑南节度使韦皋招抚南诏。

▲唐德宗像| 网络

随后，双方在点苍山神祠会盟。在盟文里，南诏王表示南诏各部落全部归附唐朝，双方互不侵犯土地，南诏有患难，唐朝应予以救恤，唐朝要给南诏充分的自主权。双方会盟以后，南诏废弃了吐蕃所立之王号，遣使入朝。

对南诏来说，与唐朝联盟获得的好处比唐朝取得的好处要多得多。他们只需要一些象征性的顺从，并未减少南诏在云南的实际统治力，而且再也不用应对来自吐蕃的无度苛求和严厉束缚。

此后，南诏联合唐军反击吐蕃，追击吐蕃军至大渡河以北。“吐蕃苦唐、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吐蕃深恨南诏挟唐朝为轻重，气得将南诏称为“两头蛮”。

在唐朝眼里，南诏是一个不服王化的蛮夷；在吐蕃眼中，南诏又是一个背刺盟友的叛徒。但不得不承认，南诏身为一个小国，却能极为老练地处理他们与吐蕃和唐朝间的关系，又总是设法维持着自身的基本独立而不是无条件的依附。

随着吐蕃的衰落，唐与南诏的关系又告紧张。南诏开始向剑南、安南各地进犯，甚至一度攻下了成都。

这块心病，直到唐朝灭亡之时都没有解决。

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入成都，由于距南诏锋芒太近，为安危计，被迫与南诏和亲，以换得一时苟安。

此时的南诏国内也争权夺利，宫廷杀戮愈演愈烈，两个政权都到了崩溃的边缘，相继消失于历史舞台。

佛教之齐鲁

南诏灭亡后的 36 年间，云南地区经历了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短暂王朝的更替。

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大理国，云南的政局逐渐稳定。

而北方的宋朝可就要头疼许多，辽、西夏、金和蒙古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很多时候都自顾不暇，也就无意向西南进取。

乾德三年（965年）宋将王全斌平定后蜀欲取云南，向朝中进献相关地图。赵匡胤犹豫了，他认为唐朝虽然是因为黄巢起义而覆灭，但是起因却是为了防御南诏的桂林戍兵发动的兵变。鉴于“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赵匡胤以玉斧在地图上划大渡河以西说: “此外非吾有也。”

这个故事虽然出自野史，但其实符合赵匡胤“守内虚外”的治边方略。南宋也一直继承了这一祖宗之法。绍兴六年（1136年），翰林学士朱震说：大理国本唐代南诏，屡次攻唐致天下骚动；太祖鉴唐之祸，以大渡河为界，使之欲寇不能、欲臣不得，实在是御戎之上策。

大理国乐见其成，多次入贡宋朝，以求发展商业关系。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宋太宗诏黎州守将于大渡河畔建大船，以利大理国朝贡。双方交易的重点是马。北宋在黎州、雅州（今四川雅安）设博易场，向大理国商人买马；马匹交易一度形成较大规模，当地居民“仰此为衣食”。

边境安宁，商业茂盛，加上天然的地理屏障，大理国就是一个信仰的温床。

《南诏野史》 载，段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这位国君段思平信佛，却不是汉传佛教，而是云南本土的阿吒力教。阿吒力教崇拜的是大黑天神，即婆罗门教崇奉的湿婆神。

大理国时期，云南阿吒力教极盛，不仅有城乡广大群众信奉，而且在22代国君中有9个国王先后“禅位为僧”，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帝僧”王国。

这里的师僧不用绝红尘，可以有妻子，而且往往读儒书。因此，大理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饱读儒书的佛教徒，佛寺实际上起着学校教育的作用，儿童则在香火弥漫之地念佛经、读儒书，也算是一大奇景。

《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向郭靖、黄蓉解释为什么大理国有众多帝王出家为僧：“我段氏因缘乘会，以边地小吏而窃居大位。每一代都自知度德量力，实不足以此大任，是以始终战战兢兢，不敢稍有逾越。但为皇帝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出则车马，入则宫室，这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么？是以每到晚年，不免心生忏悔，回首一生功罪，总是为民造福之事少，作孽之务众，于是往往避位为僧了。”

▲先为皇帝，后为僧人的一灯大师| 影视剧照

这当然是文学的修饰，不符合历史。大理的皇帝，在皇权的斗争中落败，被废为僧的有之；因怕死而避位，躲到寺院的有之；失去民心，被迫下台的有之。可见，权力的斗争才是段氏频繁为僧的原因。

佛教在大理王室的直接资助下，兴建寺院蔚然成风。在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兴建的佛寺颇为壮观：昆明地藏寺、西林寺、圆通寺、法定寺、晋宁法轮寺、太和崇恩寺等一大批寺院兴建起来。民间的佛教崇拜也蔓延开了。

▲昆明圆通寺| 图虫创意

大理国的子民，在取名字的时候喜欢在世俗的姓与名之间加进了佛号，比如“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家里无论贫富，都贡有佛堂；人不分老幼，都手持佛珠。一年之间，斋戒的日子几乎达到了一半，这段时间内，百姓绝不会吃荤、饮酒。

宛如一个清静平和的佛家世界。

于是，后人称大理为“妙香国”、“苍山与洱水，佛教之齐鲁”。

帝国的凝视

就古代而言，云贵高原并不是什么令人向往的地方。

这里由于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加上高山险江之隔，在汉人的视野中只是荒蛮偏远的烟瘴之地，加之汉唐以来又常常是罪臣贬官的流放地，人们对西南地区总是充满神秘乃至恐怖之感。

在律诗《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白居易以近乎罗列的方式，将北方士人眼中的南方特质一一加以描述，大致可以代表汉人对于西南的看法：南方的族群是“蛮”，南方的地理为“瘴”，南方的食物中有槟榔、橄榄，风俗里则有海舶、铜鼓与赛江神，天气是炎热的，因此草木、昆虫、鸟兽极多，鬼怪亦常常见到。因商旅或是谪官的南游北人，还需要小心藏在酒杯中害人的 “蛊”。

“深山茂密”是云贵高原的真实写照，“蛇虫”确实也大量存在于云南境内大理盛产什么，西南有“虎”，其往往能引起人们对瘴疠、蛊毒的联想，这些让人们相信: 云南是一个“只愁你没有十个性命”的恐怖地带。

▲山高林深的云贵高原| 图虫创意

有的时候，恐惧变成了一种探险的心态。用徐霞客的话说：“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也就是说，去江南水乡，或是塞北荒漠旅游都不算稀奇，必须如徐霞客那样远走云南、贵州，才算奇特。

另一方面，云南也是“奇物”的天下，满足着中原对各种物的占有欲。

比如中原不常见的生物。

云南也是多虎地区，这里的族群常以虎皮为衣。《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载：“大虫，南诏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爱。云大虫在高山穷谷者，则佳；如在平川，文浅不任用。”

▲古代云南文献中的虎应为孟加拉虎| 图虫创意

宋人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一书中真实记录了犀的栖息地与生物外形特征：“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顶一角，或云两角，或云三。”

唐朝之时成都市场甚至出现了犀角供不应求的现象。

《蛮书》也多次出现云南大理盛产大象的的记载。而且还两次提到“象耕”，即把象作为畜力用于农耕，这是极富云南地方农业特色的。

云南也是一个矿产和林木资源非常丰富的大省。

为修建宫殿，明廷曾大量采伐云贵地区的巨木，采木繁忙期达 90 余年。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贵州采办楠杉大木 1 万余根，值银 107万余两。

云南银铜矿的储量极为丰富且质量甚高，因此明清以云南为铸币用料的供应地。乾隆五年（1740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云南年产铜基本上在 1000 万斤以上。道光二十四年与二十八年，皇帝又两次颁诏云南等省扩大采矿。奉命运京的滇铜称为“京铜”，湘鄂浙闽粤等省争相截留京铜。

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到了清代，云贵高原的文化隔膜似乎逐渐淡化。

乾隆时期的吴大勋说：“滇本夷地，并无汉人。历代以来，征伐戍守、迁移贸易之人，或不得已而居之，或以为乐土而安之。”又说：“至今城中皆为汉人，山谷荒野中皆野人，反客为主，竟成乐国。”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西南之地从昔日的蛮荒边地转变为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

归一的边地

让西南的“华夏化”出现真正进展的，是元朝。

1252年，忽必烈受命率 10 万兵绕道西北，迂回到南宋后方，奔袭大理国，以实现南北夹击的意图。大理平定之后，大将兀良合台率骑兵与云南土军，横扫广西，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南宋灭亡已成定局。

蒙古军平定大理国，阻止了宋代以来云贵高原边缘化的倾向。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以前的中原王朝常有重北轻南倾向，往往会忽视云贵高原的开发。可是，元代却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恐怕是蒙元统治者没有“内华夏外夷狄”这一类的观念。

忽必烈尤其钟爱云南。当他的第五子忽哥赤赴任云南之时，忽必烈不无感慨地说：“大理为朕手定，深爱其土风；若非现居汗位，将于彼分器焉，汝往当善抚吏民。”

有一年云南诸族起事，大臣怀疑情报的真实性，忽必烈则说到: “云南朕所经理，不能忽视。”还亲自对所遣之臣面授机宜。

▲忽必烈与云南的关系匪浅| 影视剧照

忽哥赤统治云南数年，在内讧中被毒杀。忽必烈思虑再三，决定在云南置建行省。云南行省的设立，结束了云南长期隶属四川管辖的历史，云南不再是一块“羁縻之地”，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立政区。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摈弃了前代向外扩展的政策，回归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

但是，朱元璋是何等人物。他说: 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缘由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明军攻取云南初甚顺利，随后诸族反抗，历时十余年才平定，更增强了朱元璋关于云南易攻难守的观点。

为了确保入滇交通线的安全，朱元璋在贵州建省，使其成为战略要地，立刻改变了云贵高原的格局。

同时，朱元璋以养子沐英为总兵官，率重兵守云南。按明朝的军制，士兵世为军籍，父死子继；军士可带家眷。据《明实录》，洪武中后期明廷调兵入云南约 10 次，人数约 25 万人，连同原来的驻军，常年守滇的军队约有二三十万人，连同家眷约有七八十万人。这是相当大规模的移民垦边浪潮。

卫所主要驻扎在各地的城镇、人烟稠密之地及交通沿线，这些地方就是“华夏化”的头站。他们将中原的文化、教育、风俗带到西南的山地。

在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则推行土司制度，土官拥有世袭的权力，并对辖区土地和农民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其内核依然是秦汉以来的“羁縻”政策。

只不过，很多地方在移民的浪潮之下，逐渐丧失了土官的特征。这些的地方就成为“改土归流”的突破口。

“改土归流”就是要把世袭的土官变成朝廷有任期的流官，把土官控制下的土民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是一次较为复杂的社会变革，其打击面之广，触动的利益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势必会遭到一些土官的强烈抵制。

终明一世，我们可以看到改流的反复、流产，明史之中少数民族暴动杀害朝廷命官的记载多不胜数。以云南为例，云南内域区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武定、元江、楚雄、鹤庆、广西、寻甸、顺宁）改流。而广大沿边地区除个别土司外，几乎全未改流。

▲电视剧《木府风云》中就呈现了土司制度| 影视剧照

到了清朝，改土归流的接力并没有停止。

吴三桂叛乱被平定后，清朝十分重视云南的稳定与开发。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改土归流疏》中说：“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事。若不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终无就绪。”

曾明言“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的雍正立马开启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从雍正元年到十三年（1723—1735），云南有二十二家土司、土官改土归流，其他内地省区基本上消除了土司、土官割据的状况。虽然清代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很不彻底。还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一直保留着土司土官制度，直到解放前夕。

就这样，经过元明清三代的接力，游离华夏千年之久的西南地区，才算融入了华夏的怀抱。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樊绰撰：《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李寿，苏培明：《云南历史人文地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的关系考察》，《学术探索》，2004年第6期

闫峰：《佛教对大理国的影响概论》，《前沿》，2008年第7期

方铁：《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9期

马强：《论唐宋西南史志及其西部地理认识价值》，《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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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秦时避世人

编辑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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