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34个机构和项目终止，中外合作办学要凉？

2018年9月初，教育部发布通知，批准了2018年上半年22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就在两个月前的7月4日，教育部刚公布了一份清单——234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被批准终止。业内人士看来，9月初发布的22个项目，算是对两个月前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收紧”传闻的一次回应。

“这是在‘腾笼换鸟’，强化中外合作办学的退出机制。”林金辉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他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会理事长。他认为“通过评估，把不合格的淘汰掉，这个位置就可以给别人。强化退出机制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看来，这22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完成了新一轮的“争夺”。作为第三支办学大军， 中外合作办学不属于公立学校，也非民办机构，但一直颇受瞩目。

2018年终止与新批的背后，实质是反映了中外合作办学目前面临的困境。

“僵尸”项目：早已停止招生

7月的终止信息一发布，曾就读于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小小（化名）便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信息，“早就想到了”。

所谓“中外合作办学”，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项目的活动，港澳台地区的教育机构与内地教育机构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的，也参照中外合作办学的规定执行。

2018年批准终止的234个机构和项目中，小小所在的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正是其中之一。这所学院曾是郑州大学与台北广兴文教基金会合作设立的，经教育部批准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但早已于2011年停止招生。

其他机构和项目也并非“突然死亡”，此次批准终止的前提便是实际上已无学生在读。其中一些项目还不是在关停申请前没有学生在读，而是纯属“僵尸项目”，从未招生。

“一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生源很尴尬，特别好的学生不去，一般的学生不收。”教育部相关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这些项目多不属“顶尖”院校，合作的外方大学也并非顶尖大学、顶尖专业，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不足、学科专业能力不强等原因，导致学生满意度低、吸引力弱宁波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办学活动难以持续。

高度发展期：每3天就诞生一个项目

2015年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林金辉说过“20年间，平均每3天就诞生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

“有一段时间，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似乎成为了大学的‘标配’。”上述教育部人士说。但在他看来，并非所有大学都需要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始虽与改革开放的步伐相关，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曾出现波澜，打开的口子一度关停。

直到1995年，原国家教委制定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条例》下发后，中外合作办学又迎来了第一轮的发展期。1995年全国只有7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到2003年9月底，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达到712家，覆盖了大陆的2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以东部沿海为主。

而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来弥补我们教育资源的需要更为迫切， 2003年3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并于同年9月起正式实施。

“《条例》出来之前，中外合作办学不完全是教育部批的，有各个部委批的。”林金辉说，《条例》出台后，中外合作办学归口到教育部来管理，这段时间经历了调整与复核，从2006年到2009年，中外合作办学进入了一个暂停审批阶段。

再次“井喷”起自2010年，当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文件中提到，要鼓励推动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此后，中外合作办学每年审批两次，进入高速发展期。

但号称“不出国留学”的中外合作办学的高速发展也伴随着问题。

“有的省曾经提出，每个学校都要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怪。”林金辉告诉南方周末，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大学想靠中外合作办学，搞点创收赚点钱。”

实际上，每个学校是否需要中外合作办学，要根据学校自身的发展特点、发展模式和规划来定。 “如果原来一点国际化基础都没有，就等于在沙滩上面盖高楼。”林金辉说。

因此，教育部自2012年以来，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机构开展了六轮合格评估，分为合格、不合格和有条件合格3档，后者待整改后还有一次评估机会。

此次批准终止的234个机构与项目里，有22个因评估不合格而退出，此外，还有109个是在评估开始时或评估过程中自愿申请退出。

学校与项目两极分化严重

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中外合作办学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5年前，明河进入西交利物浦大学，成为英语系的一名本科生。当时选择西交利物浦大学，明河和家长看中的是3个毕业证书，包括本校的毕业证、学位证，和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毕业证。“能获得三证我们本科教育的优势之一。”西交利物浦大学英语系博士生导师魏日宁告诉南方周末。

如今，该大学是10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含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机构）之一。

在魏日宁眼中，自己的学校在法人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名列前茅。以2018年高考录取成绩观之，其文科生平均分高出一本线41分，理科高出67分。今年9月，西交利物浦大学录取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4600余名新生；魏日宁所在英语系的英语教育硕士项目，今秋的新生数量比去年翻了一倍。

合作办学，有像西交利物浦大学这样蓬勃发展的，但也有遇冷甚至终止的。

黑龙江是项目遇冷的“重灾区”。此次批准终止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有100个项目位于黑龙江，占总数的40%以上。教育部相关人士介绍，曾有一段时期，黑龙江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全国最多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跟俄罗斯的大学合作。

黑龙江一所高校国际处处长告诉南方周末，该校和俄罗斯合作的项目，其实自项目设立之初就没能招到学生。“专业冷门，与学生需求对接不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该处长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批的22个项目中，有5个来自东北三省的高校。不过合作方不再是俄国，而是欧美国家或是韩国。例如，长春中医药大学与韩国大邱韩医大合作举办的生物制药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合作双方专业教育方向更匹配，专业本身实用性更强。

立项容易，保项难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目前10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都处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教育部相关人士分析。随着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学生和家长对于大学教育有了更高的需求，已经不能满足于国内教育，希望和国外教育能有融合、衔接。

而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也乐于见到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从教育外贸服务贸易的角度看，中外合作大学可以将原本外流的教育投资，选择一个折中方案，仍然留在本国，增加教育消费。

这些大学能迅速崛起，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贯开放的传统和文化氛围也息息相关。

以江苏为例，它是率先开展并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省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宁波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创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先河。

目前，江苏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总数为324个，占全国总量的16%，居全国第一。为了建设一条“中外名校走廊”，江苏拿地拿资金，开辟了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区内聚集了29所中外高等院校，西交利物浦大学就占有一席之地。

而早在5年前，教育部就给了浙江省两项审批特权。一是在浙江启动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行政审批改革试点，另一项是启动建设宁波市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只要与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相关的，宁波都可尝试。浙江省还为自己立下目标：到2020年，要建成20个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但往往是立项容易，保项难。”前述教育部人士指出，在项目推进中，中外双方合作与沟通稍有不慎，就可能给项目的管理“埋雷”，甚至令其夭折。在此次批准终止的项目和机构中，也有部分是因双方协议期满，中外合作高校一方或双方不想再延期，没有续约意愿的。

“太可惜了。”江西一所高校国际处处长向南方周末感慨。该校此次终止的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合作的项目，根本原因在于和外方学校“没谈拢”。外方学校更换项目负责人后，中外双方高校的沟通不顺畅，最终因办学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

前述教育部人士则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有进有出”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自身走过一段发展时期之后，自然的优胜劣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