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移民家谱一览，山西洪洞大槐树与移民传说：一场民众记忆的大迁徙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几句歌谣指向的是一个神秘的传说。相传朱明问鼎之初，神州一片狼藉，大好河山竟打出了不少无人区。朱元璋展开了大规模的迁民运动。远赴他乡九死一生，安土重迁的百姓自是不愿，父母官宣称不愿走的，可去洪桐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下登记。没想到这是一个骗局，登了记的百姓，被强行迁走。有人敲破锅碗，与家人各执碎片，以待相认，有些在小脚趾甲上砍了一刀，以示都是大槐树走出来的人。这一移民过程持续了越五十年，从山西到东南。

这就是著名的大槐树传说，当然省略了大量细节和衍文。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依然有不少拥趸，指着自己裂开的小脚趾甲对儿女说，这就是证据。这种说法不容易科学地证伪，现在只知道瓣状甲是一种常染色体单基因显性遗传性状，无性别差异，但有年龄差异，虽然这一生理性状“在50年的时间内不可能产生”（详见郝卫国，边建超，朱萍：瓣状甲的类型、分布与遗传方式 ———对陕西周至县某村的调查[J]，人类学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 。

而且这一传说中涉及的移民路线，移民规模，经办机构，也都缺乏相应的史料、实物证据。那么，大槐树传说是如何诞生的，这个传说是否贴近历史事实，人们为何确信了这样的关于家族迁徙的传说？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需要狠下一番田野和理论功夫。所幸，赵世瑜先生下得了，也的确下了这样的功夫，并且完成了一本和推理小说一样好看的《说不尽的大槐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新华网 资料图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共收录了三篇论文。最核心的一篇，也是此书副标题的来源，是《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研究大槐树传说的一篇论文，有这样广阔的题目，似乎略显跳跃，但细究其里，可以看出赵世瑜先生细密的证据思维和巧妙的推理手段。

研究大槐树传说的专著不少，但大多聚焦于移民史的真相，即寻找大槐树传说与真实历史事件之间的契合。比如刘德增在《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一书中，出发点是利用口述史料等旁证，来探明若干移民史悬案的真相，如明初是否果真有这样一场民众记忆的大迁徙，洪洞“大槐树”、河北枣强、云南与“小云南”、成都“铁碓臼”为什么能够成为“祖籍符号”，移民的数量是否真有那么多，致使山东村落发生重构，等等。

因为正史资料阙如，刘德增动用了口述史和田野调查方法，收集了族谱、墓碑、方志及口承史料等不少资料，提出了新的解释，但移民史真相究竟如何，依旧成谜。不过他的方法和方向启发了赵世瑜，后者本能地发现了可能的突破口。

撇去移民史的真相不谈，调整望远镜的焦距，由实向虚，专注于大槐树传说的记忆、生成、分享机制及其作用，会怎么样？当从“历史的垃圾箱”中翻检出的丰富资料脱钩于移民史“实”的一面，立刻焕发出不一样的面貌来，赵世瑜借此做了一次他极为擅长的知识考古学的研究。

大槐树传说的部分资料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比如河南济源市南水屯的张家祠堂中，创作于洪熙元年二月，距所述事件仅隔二十多年的墓志，对所述张姓先祖的洪洞县移民身份只字未提，反而写明他是当地土著。而案桌上供奉的牌位上的文字，却明确写道“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济源南水屯。”而有些族谱的细节在重修中逐渐丰富或变化，比如河南濮阳市胡村有明弘治十五年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和后世所修的濮阳市西郭寨《任氏族谱序》相对照，后者的迁移时间和洪洞地名，明显是后来丰富上去的细节。

类似的例子很多。大量缺失数世乃至十数世后重修的家族谱系，常常见到“相传”、“传闻”先祖自山西洪洞迁出的笔记，其中的种种细节，随着年代的切近，也越来越接近如今广为流传的大槐树传说的种种异文，其中疑点颇多，用来做实际的移民史的证据，显然并不适合。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新华网 资料图

而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历代县志可以发现，在大槐树传说记载的历史时期（明末清初），洪洞县还没有城，所以很难想象这里会设立移民机构，后世各类族谱记录的地名大多无法与都图对上，且洪武至永乐，洪洞县户口和人数下降很少，远远不足以支撑起规模达至百万的移民潮。而大槐树传说第一次在《洪洞县志》中出现痕迹，迟至民国六年。可见大槐树传说可能真的只是传说，今夜我们不太可能是洪洞县人。但既然随着社会文化情景的变化，诞生了这样的社会文化需求，那就有话可说了。

首先，《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三洗怀庆府》等传说大槐树移民家谱一览，山西洪洞大槐树与移民传说：一场民众记忆的大迁徙，作为大槐树大迁徙的解释性构件，其指向并非移民而是复仇。胡大海报复当地居民对他的睚皉，或是朱元璋部与元军角力，将气撒在当地居民头上，都是如此。这样的传说解释性构件在明末清初的故事背景上也大量出现，往往被联系到闯王李自成的身上。这些构件意味着大槐树等移民传说与军事行动的关系，或许比想象中更为切近。

其次，在族谱、碑记等家族记忆工具中，但凡提到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的，明代卫所的出现频率就非常之高，说明移民的主力或许是军户，也许洪洞在军户安置问题中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已有史料和现成研究为之背书，比如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对《闽书》的研究也揭示，明代永乐年间的“屯田”制度所使用的“红牌事例”，或许比元末红巾军更能解释族谱中出现的“红虫吃人”和“红蝇赶散”等字句。

再次，以大槐树移民传说与卫所和屯田制度有关为前提，诞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大槐树移民家谱一览，为何偏偏是大槐树、老鹳窝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兴趣。结合对表象特征（如背手、脚指甲）和大槐树移民传说中的塑造神灵权威和民族—国家构建有关话语的考察，赵世瑜得出结论，这是迁徙人群产生对祖先和家族历史的记忆空白后，通过对一个共同传说的层累与强化，和对共同体貌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强调，来强化族群认同，从而用公共记忆工具填补记忆空白的一种结果。同样的结果还包括山东人祖籍云南，珠三角南雄珠玑巷和客家石壁村移民传说等等。

大槐树传说中涉及的两个关键时间片段，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有民族混居、国族认同消解的问题，作为此种挑战的应激反应，大量北方居民用这种方式将自己与异族区隔开，寻找到心灵上的根。这其中还包括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将大槐树传说改造成民族主义认识工具的推波助澜。

赵世瑜由此得出最终的结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很重要，人们以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同样重要，这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趣味，和传统移民史研究的问题意识非常不同，所以赵世瑜强调研究应从“移民史的真相”转向“移民心态史”，即“人们以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通过运用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巧妙使用哈布瓦赫和彼得·伯克等人的理论工具，赵世瑜完成了和宫崎市定类似的工作，其性质或许类似于约翰·斯诺通过定位一口井，从而解决“霍乱案件”。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仪式。 中新网 资料图

但赵世瑜的工作和宫崎市定的还又所不同，后者依赖对史料和物证的扎实判定与语义学和文献学等可靠的方法工具。前者的工作更类似于转换研究视野和理论框架后对研究意义的生发。标志是受限于材料，此一研究的历时性只囊括了几个断面，而共时性的心理图景也没有建立起来。读过之后，读者可以意识到在两个时间断面之间的确发生过什么，使得后人对祖先身份的追认发生改变，但无法明确知道原因是什么。读者也可以清楚意识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的确有人热衷于大槐树移民后裔的身份，但背后的原因依赖解释框架，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坐实。换言之，赵世瑜所依赖的材料虽然丰富，但恐怕依旧不足以支撑起一次知识考古学研究，除非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大槐树传说的种种异文的确有时间和流布上的差异。

同时，前者所依靠的理论工具是存疑的。哈布瓦赫、保罗·康纳顿等人的集体记忆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试图说明人的记忆的确依靠某种框架，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他们对集体记忆的揭示颇近于老子的道，道的确存在，道是什么？不可说。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对服装标识的等级制的仪式性“操演”来发现这种框架，也可以从某个集体立足当下对记忆的“修改”中发现这种框架。但它是否究竟如何运作，是不是可以无限扩展到任何人的任何记忆（哪怕他们不从属于可以明确辨明的某个集体），是存疑的。

赵世瑜对这个理论的运用是反向操作，先证明有人共同享有这样的集体记忆，说明他们属于同样的集体框架（或许他们是军户，又或许他们都希望自己与外族区分开来），再说明同一集体的他们对大槐树传说作为集体记忆的建构证明了他们有共同的心态。我姑且推测一下，那些都相信乾隆来吃过当地特色小吃的人是否属于同一个集体？他们又共享怎样的文化心态呢？

如何甄别、辨明这一框架，如何解释这一框架的原理，和一个问题紧密相连，即记忆是如何工作的，而这显然已经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出现在集体记忆学术研讨会上的神经医学、脑科学家比历史人类学、区域史、移民史专家多，真的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在人类对记忆了解更多之前，哈布瓦赫等人的工作始终是半完成的，任何人都可以填充它，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填充得对不对。

赵世瑜在这本小书中所做的工作，非常像是将王明珂等人的族群理论实践在移民史现场中的搬演，为此他特别强调“地方”这个概念，不同于区域的一个时空动态概念——和族群非常类似，以此来凸显在社会文化情景中某个群体的特定身份归属范畴。不妨和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做的工作进行对比。自认为孔家人的小川、大川村民去山东曲阜找宗家修分家家谱，足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归属认同，这一身份认同强烈到他们愿意为之支付时间和经济成本。共享一个传说可以证明吗，即便传说涉及的主题是移民？从现有的材料看，似乎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内，认祖归宗都没有成为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共享者的身份焦虑。

通过将移民史资料所揭示的共同心态，放在集体记忆的解释框架中来审视，的确可以打开视野。但再往下该走到哪里去，是得出关于这一框架的确定知识，从而实现与理论的对话，还是进一步挖掘出心态史的真相，从而改变读者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情境的根本认识。就没有一个侦探知道答案了。或者这么说，我们都知道那个时期有民族认同的问题，那个时期也的确存在军户，但我们不知道大槐树传说的盛行是否真的和它们有关系，集体记忆理论依旧只是个开放性的框架。

这篇《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最早发表在2006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后被收入2006年11月出版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论文集中，如今做了增补和修改，和另两篇小文一起出现在这本《说不尽的大槐树》中，不妨对读三者，看看赵世瑜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十年来的积累，是否真的打开了一个哪怕是微小的切口。

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1000万移民去哪里，一部四川移民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四川人到底是从哪迁来的？

公元前 314 年，即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蜀国和巴国覆亡两年后，几多荒凉的金牛道上硝烟仿佛还没有散尽，然而，突然有一天，这条道上走来了一群长途跋涉者。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们当初是否被秦国的军队押解着，被缚绑着一路走向未知的蜀地？一路上，偶尔会有刚刚经历了战争的蜀之遗民，只是冷漠而麻木地望一眼这群衣衫褴褛的囚人。他们不知道这些中原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一、移民的脚步第一次叩响巴蜀大地

对于这一群陌生的来者，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仅用寥寥数语对他们加以描述：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最先来到蜀地的是秦民，但很遗憾的是，这些秦人没有留下姓名抑或其他更多的信息。

秦国灭巴蜀后，开启了第一次四川移民

但很庆幸的是，司马迁后来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较为详细地记下了之后另外一次迁徙中，其中三个人或家族的名字———赵人卓氏、鲁国程、郑。

蜀人卓氏的祖先原是赵国人，其祖上因冶铁而致富。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卓氏祖先以俘虏的身份被强制迁移到了四川，在临邛安顿下来。临邛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于是他们很快利用自己的冶铁技术，将随地开采的铁矿石冶炼后制成铁器。

卓氏祖先不但善于冶炼，还善于经营，他们把产出的铁销往滇蜀两地，很快就富得有了上千家僮，俨然已是蜀中首富，过着王侯一样的生活。程、郑两姓则是山东来的俘虏，他们基本上和卓氏祖先一样，也靠冶铁致富，并且卖给周边的少数民族，富不下于卓氏祖先，也都住在临邛。

这个因祸致富的卓氏就是后来因为一曲《凤求凰》和司马相如私奔了的卓文君的祖上，卓家一直到了西汉文帝时期她父亲卓王孙这一代，其显赫地位仍然在蜀中不可动摇，并且由于社会稳定，经营得法，他们不但产铁，还拓展了酿酒业，甚至还有餐饮业。而其所处的圈子，也完全是一个上流社会、达官贵人的圈子。

卓文君的祖上也是移民

秦国的第一次移民四川，规模颇大，一共迁来了一万户，按照一家四五丁口计算，也当有四五万人之多。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事实上，自公元前314年开始，这样的迁徙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左右。这次移民的始作俑者是后来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的祖上———秦惠文王。他在拿下巴蜀之地后，因巴蜀丰厚的粮食后盾以及地利之便，很快给他的后继者打下了百年统一的基础。

据《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不知道这道法令是否从秦惠文王开始的，但无疑，自秦惠文王“移秦民万家实”蜀地以后，他的后世子孙就理所当然地把这种法令或者说做法延续了下来。

于是，在秦人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各地移民，就构成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些逐渐从中原六国走来的陌生脚步，一次次叩响着封闭而神秘的巴蜀大地。

其实，自秦开始向四川强制性地迁徙移民以来，还有另一类移民，那就是众多逃亡者和流民携妻带子因避难而来到了四川。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家族也是典型的逃亡奔蜀的后人。汉之前，商鞅的老师尸佼和扬雄的祖上因避难而入蜀。

秦时，众多逃亡者和流民携妻带子因避难而来到了四川

二、一部移民史也是一部血泪史 第二次移民潮（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

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群雄割据，中原战乱，大量人口或死于乱战，或四处流散，全国各地的流民与官僚纷纷避乱入蜀，当时安定富饶的益州地区几乎成为灾民的惟一流向。

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成为刘焉割据四川的基本兵力。据记载，汉中郡原有户为5万多户，可是到了东汉末年，汉川的老百姓已经超过 10 万户了。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户口增长了近一倍。

流亡者选择避难四川，有三个原因：

一是四川虽去途艰险，但偏安一隅，从心理上容易给人安全感，何况比起当时可避难的边地岭南、滇地和河套地区，文明开化较早的四川也是上上之选；

二是因为秦太守李冰在成都平原建成了举世闻名、万代受益的都江堰，使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所以四川盆地成为了被人所向往的“天府之国”；

三是四川地区自古多神秘雄奇，那只因一条虫子而得名的蜀，因一条蛇而得名的巴，巴的山与蜀的水自然会给人一种探索的兴趣和顺便去旅游看看热闹的欲望。

秦太守李冰在成都平原建成了举世闻名、万代受益的都江堰

第三次移民潮（唐末五代时期）

流亡者避难成都，最为典型的是唐末五代时期。先后经历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后的晚唐政权终于在风雨中倒塌了，全国进入了中国最混乱的一个时期，诸侯割据，武夫当道1000万移民去哪里，一部四川移民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四川人到底是从哪迁来的？，战乱频仍，刀兵不断，虽然时间较短，但改朝换代频繁，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不过，在比较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南方形成了几个较为安定的割据政权。割据者既无统一全国的实力与雄心，又无励精图治的长远打算，只苟且偷安。在这一时期，很快形成了两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这就是以声色艳词、奢靡消遣而形成的西蜀（前后蜀）和南唐。这两个地方都收容了为数众多的北方避乱文人。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原士人失意、避乱归隐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宿命和时尚，他们难以实现的高蹈理想，却成为一个时代独特的精神特质。

有唐一代，关中地区是京畿之地，士大夫阶层的精英分子以及由他们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莫不于此集中。然而自唐“安史之乱”唐玄宗入蜀开始，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知识精英及优秀文化就逐渐开始向蜀中转移。

这种转移过程，到了黄巢起义，即所谓的“广明之乱”后，唐僖宗再度避乱入蜀并滞留长达三年时达到了高潮，其余波更是延及五代十国，以致后来的司马光会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前蜀王建）礼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唐末频繁的战乱引发了四川移民潮

第四次移民潮（明初）

宋末元初时，四川对蒙古军队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所以按照蒙古军队的习惯，四川也遭受到了最为猛烈的报复和屠城，人口一下子由1000 多万锐减到了近 80 万！如果考虑到这 80 万人中还包括元军，那么四川之于宋朝的实际意义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而已。

于是，在明初，一个叫刘九皋的户部郎中，上疏朱元璋说：“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则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屯田移民。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四次大移民，也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明初移民，主要是湖广人，包括今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移民，共有 30 万左右的移民入川。

明初，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第五次移民潮（清朝前期）

明末清初，张献忠的疯狂屠川让四川遭受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损失。从顺治、康熙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于是，出现了以湖广地区为主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这次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移民活动，也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移民。

这次大规模入川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入川移民之数量，移民总数达 115 万之多。经过一个世纪的大移民，接纳移民达 600 多万人，重建了一个拥有 1000万人口的大省。

第六次移民潮（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迁移，东部的人口也因之内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解放军南下、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三峡移民，四川和重庆两地又迎来历史上新的一轮移民迁徙，但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和平时代的迁徙。这次跨越整整一个世纪的迁徙，可以说是四川历史上的第六次大规模移民。

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再次出现了移民潮

三、谁是四川人？

今天，由于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的发达1000万移民去哪里，我们的迁徙已经不再那么艰难，蜀道之难，也不再“难于上青天”。然而，在四川的这片土地上生存着、做着梦、过着安逸生活的四川人，在为身为四川人骄傲的同时，又依然牢牢记得自己曾经的移民血统。

你随便碰见一个四川人，问起他们的身世，他们会用纯正的四川话，或者椒盐普通话，十之八九地告诉你，他们是“湖广填四川”。

今天的四川人常说的祖上“湖广填四川”，实际上大都是指清初四川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而事实上，对于四川人来说，明初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同样重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规模移民的首要条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来容纳众多人口，而两次“湖广填四川”的背景，都是因为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使四川残破不堪，人口凋零，土地荒废。因此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而这两次“湖广填四川”因而也成为四川人口史上的大换血，只是，为此四川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两次“湖广填四川”也成为四川人口史上的大换血

据考证，活跃在中国近现代的四川籍元勋和名人，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如刘光弟的先祖来自福建，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邓小平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李劼人、艾芜的先祖来自湖北等等。

“湖广填四川”这五个字的背后，是四川惨痛的记忆，更是那些移民血脉里流淌着的寻根线路图，正是他们，给四川注入了最为精彩而强大的活力。

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因子，通过一次次的迁徙，在四川这个盆地沉淀下来，融合进来，然后发酵如一坛五粮液、泸州老窖、文君酒，然后发光如照亮中国的璀璨星辰，洒满了中国的天空和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