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民加拿大，2016加拿大文学：“无国界”文学和超民族写作

邓敏灵

劳伦斯·希尔

安德烈·亚历克西斯

仰望世界文学的星空，加拿大文学独放异彩。虽与英美同源，但加拿大文学在历史、构成、主题等方面却又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例如，加拿大广袤的荒野和极端的气候常常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关于自然、动物、空间、边界的想象成为加拿大文学的显著主题，令人耳目一新。在文化上，移民历史和全球化塑造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思维，以英、法语文化为两大奠基文明使加拿大被形象地比喻为“双头人”。此外，加拿大广泛认可包括原住民、各移民和族裔文化的平等文学表达，织就了加拿大文学绚丽多彩的“马赛克”图案，形成了鲜明的“无国界”和超民族写作特征，使加拿大文学成为21世纪超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之一。的确，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任何意欲寻找一个“具有鲜明加拿大特色”的文学的读者势必感到失望，因为加拿大文学似乎总是关于“别处”的文学。从2016年加拿大文坛的重要事件中，我们可以管窥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一睹加拿大文学的风采。

超国界的想象

2016年在加拿大文坛引起最大轰动的当属华裔作家邓敏灵。她的新作《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一举摘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吉勒奖两大桂冠，并获同年布克奖最终提名，引起国际广泛瞩目。邓敏灵1974年出生在温哥华，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人。邓敏灵的小说《确然书》中文版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而她的短篇小说集《简单食谱》也在翻译中。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是一部超国界小说，它跨越太平洋，在中国与加拿大、历史与现在之间穿梭，记载了一段难忘的历史，个体生命如同滚滚洪流中的浪花，随着国家命运的巨涛起伏跌宕。从个体视角看，小说描写了梦想、热情与现实的强烈落差，故事讲述加拿大华裔数学家玛丽试图揭开父亲自杀谜团。小说主要人物包括一个钢琴家、一个小提琴手和一名作曲家。他们都曾经是音乐神童，痴迷于音乐，但随着理想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打击，卷入了无法挣脱的历史漩涡。玛丽的父亲凯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他能够将交响乐作品演绎得行云流水，把听众带到令人神往的想象世界。然而，艺术的乐音和现实的噪音时时对峙冲突，音乐家们不得不“放大噪音”，在艺术、想象和生活之间做出无奈的选择，在丧失理性的世界结束生命。小说的叙事正像一部宏大的乐章，如复调音乐那样缓缓呈现中心主题——历史和个体的生命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向前推进，而是围绕着一个不断变化的核心循环往复，以螺旋式轨迹不断旋转和重复过去。

邓敏灵的小说属于流散写作范畴，作品中充满了乡愁，现实中每每浮现出无法忘怀的过去的影子。少年玛丽出生在加拿大关于移民加拿大，2016加拿大文学：“无国界”文学和超民族写作，随着母亲的故事，她的思绪飘向父辈的中国，小说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忽跳动忽逗留，最终回到现实中的加拿大，主人公就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苦苦寻觅着自己的归属。中国对于邓敏灵来说是遥远的故土，但在母亲的记忆中仿佛近在咫尺，又按自己的想象逐渐构建出它的轮廓。作者把个人、家庭、祖国和异邦的历史片段连缀起来，用斑驳的色块涂抹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自我的历史总是无法摆脱过去的缠绕，小说在人物各自的叙述中构建出一层层故事碎片。

小说中玛丽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中文，但故事就是随着她的讲述艰难地行进，并不断有事件或人物被遗忘和重新捡起。通过碎片式记忆，作者从来自中国的一堆笔记中“拼凑”出一段段历史碎片，仿佛暗示历史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叙事，是不断修正和演化着的现实的影子。小说第一部分由八章组成，顺序排列；但第二部分的标题却是第〇部分，按反序排列，从第七章到第一章。小说的尾声部分则只有短短10页。故事时间在各章节中辗转跳跃，围绕两个家庭的六个角色展开。与此同时，作者还独具匠心地采用平行隐喻的手法，穿插了斯帕罗（即“麻雀”的音译）的手抄本《纪实》所写的冒险故事。这本来历不明的手稿暗指司马迁的《史记》，把小说变为一个神秘文本，没有故事的确切作者，不知道它来自何方，故事也没有结局。手抄本只能在民间私下传播，并随着传抄，被不断地扩充、修订，更杂糅了虚构与真实、历史和现在。同样，小说本身也和小说中的小说环环相套，错综复杂。通过这种叙事手法，邓敏灵暗示，历史是一个宏大的口头仪式，由所有普通人共同叙述并不断加入自己的故事，将它改编成一段共同的命运史。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是国家级文学奖，由加拿大艺术委员会每年评选一次。评审委员会从上千部英、法语作品中选出入围作品，颁发小说、戏剧、诗歌、翻译等六大奖项。从1937年至今，总督文学奖已颁给了200多个作家、诗人，但华裔得主寥寥无几。1985年，弗雷德·华因《等待萨斯卡切温》首获总督奖，1996年余兆昌因《幽灵列车》获奖，直至20年后邓敏灵再斩桂冠，这表明中国文化已经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重要的影响。《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同时获得了吉勒奖。吉勒奖创立于1994年，每年评奖一次，是加拿大奖金数额最多的文学奖。获奖者包括众多国际知名作家如阿特伍德、门罗、翁达杰等。邓敏灵是继2006年林浩聪后第二个获得该奖的华裔作家。邓敏灵的获奖反映了加拿大乃至北美第三代华裔移民的崛起。他们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摆脱了第一代华裔的生存窘境，逐步踏入了精英阶层。然而，第三代华裔作家已经以英语为母语进行写作，关于祖国的记忆常常虚无缥缈，甚至发生变形。尽管中加文化的冲突也令他们产生身份的困惑和文化的彷徨，但他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已经西化，作品中描绘的故国也和现实中国有不少偏差。流散文学中对故土中国的想象实际上构造出了一个虚幻的中国，这加剧了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和文化精神的错位，使得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一种超然的混杂身份想象。

乌托邦想象

当代加拿大文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乌托邦想象。加拿大知识界一直致力于把国家构建成北方乌托邦的形象。广袤而纯洁的荒野、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文学中常常成为伊甸园的隐喻。多元文化主义则使加拿大成为全球移民和难民的理想之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移民作家开始涌现，进入加拿大主流文化，如斯里兰卡裔的迈克尔·翁达杰、印度裔的罗辛顿·米斯垂和M.G.瓦桑吉、意大利裔的尼诺·里奇，等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使加拿大加速步入了世界主义文学阶段，超民族和超国界文化元素为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条件。作家在表达母国情怀的同时拥抱和抒写新的加拿大身份，用文学想象加拿大、构建加拿大。因此，乌托邦文学主要关注的话题包括人性、社会、公民身份、自由等。

《非法拘留者》

2016年的一部乌托邦力作出自劳伦斯·希尔之笔。他的小说《非法拘留者》探索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归属和公民身份问题。在美国，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策受到广泛谴责，引起知识界的深思：要不要把“外人”阻挡在国门之外？谁才能成为我们的一员？怎样区分“好人”与“坏人”？然而，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在很大范围内依然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欧美各国面临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在加拿大也同样突出。不同的是，当美国声称关闭大门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却于2016年宣布无限接收难民和移民。劳伦斯·希尔的小说就是对国界和身份问题的探索。他在小说中假想出赞拖罗国和自由国两个国家。赞拖罗国是印度洋上一个落后贫穷的小国。300年前，自由国曾经盛行奴隶制，依靠从赞拖罗贩卖的劳工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富国。故事发生在不久的将来——2018年。主人公凯塔·阿里是一个黑人马拉松运动员。他的父亲因不同政见被迫害致死。凯塔几经辗转逃离了赞拖罗国，来到自由国参加马拉松比赛，却被视为“非法”居民，甚至有白人选手告诉他应该“回家去”。在自由国，凯塔遭遇了绑架、敲诈、诬陷，甚至被危及生命。自始至终， 凯塔都在不断地奔跑和逃离——逃离母国，逃离警察，逃离黑社会。然而自由国的非洲城并非乌托邦，这里肆虐着邪恶和不公。黑帮、政客、暴徒、骗子统治一切，善恶似乎已经不再重要。自由国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肮脏和罪恶，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摆脱非洲城步入社会上层。希尔描写的自由国显然充满了讽刺，他的主人公有可能是我们中的每一个，而自由国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排外主义、民族仇恨、宗教冲突仍然是困扰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非法拘留者》的流行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朗读》节目的推广有着密切关系，这从侧面反映了希尔的小说在加拿大读者心中的广泛共鸣。加拿大广播和电视媒体在文学普及和传播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加拿大朗读》是加拿大广播公司一档重要的文学节目。该节目每年一次，自2002年开办以来已举办了15届。该节目一般在开播前几个月评选好入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共同参加“书籍大战”，由专家委员会进行评选。由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受众面广，入围作品得以在全国各地书店畅销，听众需要在节目开播前购买和阅读并参与评选过程。2016年的评选主题为“变化和第二次机会”，鼓励作家书写关于移民和人生抉择等主题。本年度最后入围的作品有5部，除了劳伦斯·希尔的《非法居留者》，还包括特来西·林德伯格的《鸟儿》、萨利玛·纳瓦兹的《骨头与面包》、迈克尔·温特的《不管部长》、阿尼塔·劳·巴达密的《英雄的散步》，最终希尔获得专家委员会和听众一致青睐，拔得头筹。

移民身份问题是当代加拿大文学的核心主题。例如，布克奖得主扬·马特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罗伊·哈吉的《蟑螂》、翁达杰的《猫桌》等都是关于后殖民混杂身份的代表作品。如果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从正面描绘了加拿大的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主义和超民族主义情怀的话，《非法居留者》则从反面敲响了警钟。这部小说折射出全球化浪潮下加拿大人对公民身份、国家、民族、自由等问题的思考。在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定义上，加拿大人采取了一种更为包容的自由主义态度。尽管小说中并没有明示自由国的真实身份，但其种种描写影射了美国，在把美国作为讽刺目标的同时，加拿大成为一个不在场的反衬乌托邦。这种含蓄的讽刺文学和加拿大人内心深处的文化焦虑不无关系。犹如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一样，通过把极权社会的背景设置在哈佛大学的校园，作者暗示美国文化无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强权政治。希尔笔下的自由国依靠奴隶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却对移民人群关闭国门，字里行间隐藏着对美国正在悄然盛行的排外主义的讽刺，也同时暗示加拿大人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对希尔来说，真正的非法者并非走投无路的难民，而是那些心胸狭隘、盲目排外的人。因此，真正危及社会的并非群体内部的陌生人，而是人们心中的陌生人。小说把故事设置在2018年意在暗示，未来并非遥不可及。面对未来，我们应当关注当下的状况。未来的乌托邦理想是崇高的，但如果任凭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泛滥的话，未来世界就可能落到反面乌托邦的境地。

超人类想象

多元文化给文学带来了无尽的想象源泉。伊甸园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人类之外更广阔的文明和文化表达。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只是人类的文化命题，而成为关于宇宙生命的基本命题。实际上，超人类主义思想近年来在加拿大崭露头角，方兴未艾。学者坎布瑞丽认为，人们应当在原有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范畴之外重新思考加拿大文学，把它理解为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局部、地域、国家、全球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家开始重新思考地方、空间和非地方之间的关系，文学从对人类本身的关注开始转向对地方、动物、后人类等新命题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关于后人类主义的讨论已经如火如荼，超人类主义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支流。加拿大的超人类主义文学是超文化的想象，它关注文化和身份的流动性、互构性，强调人类与他者的相互依存和融合。实际上，加拿大文学有鲜明的超人类想象基础。阿特伍德的生态灾难三部曲《疯狂亚当》就探讨了基因人和科学狂人造成了后人类困境；而格迪·芭芭拉的《白骨》则描写了一个会说话的大象社会，它们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传说和社会体系，小说通过大象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文学想象中的超人类主义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界限，把视角扩大到人类中心之外的他处，作品常常以地方、动物等机器等为主角，探讨人类与动物的边界、文化的本质意义，并借此展开对社会伦理、人类道德和未来等问题的哲思。这些新命题目前是21世纪哲学界的关注焦点，并在加拿大得到了强烈呼应。加拿大文学进入了崭新的“他处性”阶段。人类社会被理解为一个永远不断涌变的社区，它永远处于过渡状态，超越了人类自我的范围。

2016年12月，文化旅途网公布了该年度10本最受加拿大人欢迎的文学作品，位列其中的有邓敏灵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劳伦斯·希尔的《非法拘留者》、扬·马特尔的《葡萄牙的高山》等，而高居榜首的则是安德烈·亚历克西斯的《十五条狗》。这本小说集幻想与现实为一体，把多伦多的真实场景和希腊神话相互糅合，虚构出一个独特的想象世界。小说既继承了加拿大超文化主义小说传统，又结合了动物寓言的体裁。小说一开始就暗示了神、人和动物的三种不同生存状态，但作者选择以15条会说话的狗来对人类意识和价值进行批判，并试图回答尼采提出的哲学问题：人性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的苦难是否是人类自己的错误？知识和理性是祸是福？

《十五条狗》

小说一开始，阿波罗和赫尔墨斯打赌，他们决定让一些动物具有人类的智慧和语言，测试它们是否能够幸福地终结一生。如果如阿波罗所说，人类智慧只是“一场偶有小益的灾难”，最终只会导致人类的苦难，那么赫尔墨斯就必须给阿波罗当一年的奴隶。15只兽医站中的狗由此拥有了智慧，甚至拥有创造语言的天赋。它们如同人类那样建立起了等级社会，由此引发了关于自由和民主、统一和集中的矛盾。在狗群领导阿迪克斯看来，由于人类思想的存在，狗社会中充满尔虞我诈，流血暴力不断发生。小说中的狗具备了一切人类社会的特质，如政治、人情世故、同情。一只名叫王子的狗甚至文思若泉涌，出口成章。狗不仅会英语，还发明了自己的语言。虽然这语言使它们能命名万物，但也带来了混乱和邪恶，它们常常用语言搬弄是非，导致了强烈的反智慧和反理性情绪。知识的获取更使狗群相互离间，因为个体意识的增强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

《十五条狗》本质上是哲学小说，它探索了人、神和动物各自的困境。神的赌注是对人类生存矛盾的试验，因为人的生存首先是动物性，受到本能的驱动，但同时又是文化和语言的存在。正像被任性的神点化的狗一样，人类的进化似乎也遵循了一条随机的轨迹，只是偶然变成了拥有理智的动物。作为灵长类的一员，人类在诸多方面远不如狗。因此人和狗的关系是共生互用的。在小说中，奥林匹亚诸神也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无法主宰自己的理智、思想和命运。他们对人类的死亡表示出极大兴趣，恰恰是因为他们面对死亡无能为力。诸神们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赌注和事态发展的局势，就人类的幸福喋喋不休地争论，直到最后还试图加以干涉。小说结尾，正如人类的命运一样，所有狗都死去了，尼采预言的上帝也必须和人类一起死去，而神则不得不继续面对困扰他们的不朽生存问题。亚历克西斯通过人、神和狗的困境探讨了文化与自然、上帝与人之间的终极关系问题。

小说情节设计精巧，形式新颖，内容深邃，代表了加拿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总体特征。在形式上，作家虚构出新的希腊神话，借用对狗的描绘暗示了希腊诸神。例如狗群领袖阿迪克暗示雅典的柏拉图派同名哲学家。其他狗则分别暗示傲慢的阿迦门农、残暴的埃阿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忠诚的阿耳戈斯。《十五条狗》继承了希腊神话史诗的传统，描写了人类与诸神及命运之间的争斗。

《十五条狗》获得前一年度的吉勒文学奖和罗杰斯作家协会奖，并成为2016年多家媒体和在线阅读网站最受关注的小说。小说令人联想到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伊索寓言》，动物会说人话，并成为人类道德图景的镜子。然而关于移民加拿大，《十五条狗》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动物寓言。其中的动物并非传统语言中的摹人论一样，只是人类的传声筒，表达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伦理。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自己只是一个狗类语言的翻译者，他赋予狗自己的语言，是因为他不愿意把狗描写成受人类奴役和指使的动物。因此，《十五条狗》表面上看来荒诞不经，和现实没有丝毫关系，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是一个关于现实身份的故事，与《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和《非法居留者》一样，是表达身份诉求的作品。小说借助狗的世界描写了移民群体在新世界和新环境的身份定义困境。亚历克西斯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幼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移民对他来说是一种关乎翻译的现实体验，这种文化转换的亲身经历通过人与狗的对照得以体现。作为一个移民作家，亚历克西斯时刻感到情感与理智间的冲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了他时刻可以回归但却遥不可及的情感世界，而加拿大则是一个不真实的理智世界，充满了各种现实规则、礼仪和逻辑。通过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故事，亚历克西斯表达了移民作家的身份“自由”，这使他可以在两个世界之间自由游移。因此，把加拿大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为两个对立的状态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小说中一只狗这样问道：“没有了懂你的人，你又是谁？”对亚历克西斯来说，这是一个终极的文化问题，是一个“移民者的问题”。

伊格尔顿指出，文学已经进入了“后信仰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加拿大呈现出去民族化的“国际化”趋势，文学界不再相信鲜明的“加拿大性”的存在，文学写作也失去了“中心”，越来越走向国际化，涌现出大量的移民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写作应运而生。文化界通过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立。对于加拿大这个新生移民国家而言，“加拿大性”正体现在它的世界性之上。文学作品在消解“加拿大性”的同时恰恰表达了加拿大的多元性。诸如乌托邦想象、跨国界文学、超人类主义想象文学之所以在加拿大能够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这同加拿大的政治和现实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巴黎移民，从强制同化到文化多元：一个半世纪的法国移民史

七月三日，巴黎政治经济学院（ Po）联合益普索（IPSOS）以及世界报（Le Monde）发布了法国社会对于移民态度的年度民意调查。本次民调显示的最大的趋势就是法国人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群体的观感进一步恶化。认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法国的核心价值可以兼容的受访者只有40%，比去年下跌一个百分点。相比之下92%的受访者都认为天主教和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很契合，81%的受访者认为犹太教可以和法国核心价值兼容。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的受访者比例从2015年的66%下跌到今年的54%，相对应地，认为伊斯兰教骨子里就是一个缺乏包容性的暴力宗教的受访者比例从2015年的33%稳步上升至今年的46%。有85%的受访者都表示宗教问题正在逐步变成法国社会的首要矛盾。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对伊斯兰教的负面观感扩散到了法国政治光谱的各个角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中有94%认为伊斯兰教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人身上，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在传统天主教右派政党共和党的支持者中也占到85%。同时支持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前进运动的法国人中也有高达73%的人认为伊斯兰教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人身上，即便是在极左的不屈法国支持者中也有53%的民众支持这一观点。61%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移民并没有在努力尝试融入法国社会。移民问题仿佛是法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老革命遇上的新问题”。

欧洲大陆唯一的移民国家

但是，许多国人所有所不知的是，法国社会对于接纳以及同化移民其实并不陌生。移民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的确是二战之后随着经济起飞才开始逐步出现的一个话题。就如本尼迪克·安德森在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所指出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从根本上就具有排他性以及非普世性。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各国几乎都保持着严厉的移民政策，在他们看来，移民国家是一个只适用于新大陆的词语。但是法国是旧大陆上唯一的一个例外。法国在工业革命后迅速成为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大量输入移民的国家。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法国在十九世纪下旬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移民国家，189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法国境内已经有将近一百万的外国移民。而当年法国全国人口也仅有三千九百万，移民数量占到本国人口的2.5% 。此后到了1931年，依据该年的人口普查，法国境内的移民数量更是增加到将近两百七十万，占当时全法四千一百万人的6.6%。相比之下，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北非大规模移民，被许多国人戏称为“法兰西斯坦”的今日法国，移民占国内人口的比例也仅仅只是8.9%，跟1931年相比只是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悠久的移民输入历史使得法国诞生了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对待移民文化的看法。在美国享有文化话语霸权的今天，美国人奉行的文化多元主义也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但是法国依旧坚持着自己对于移民的文化同化政策，用法国文化取代移民的母国文化。法国今天的许多政经界要人要是上溯个一两代，甚至自己在出生时都不是法国人。刚刚卸任的法国前总理曼纽埃尔·瓦尔斯（ Valls）出生于巴塞罗那，是个十足的西班牙人，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直到自己20岁时才入籍成为法国人。现在雷诺集团的董事长兼CEO卡洛斯·戈恩（ Ghosn）是在巴西出生的，父母是黎巴嫩人，他六岁才搬到法国生活。再往前看，被誉为“欧盟之父”的法国政治家罗贝尔·舒曼（ ）出生在卢森堡，母亲是卢森堡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莱昂·甘必大的父亲是从热那亚来的意大利移民。但是没有人可以质疑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法国人的事实。事实上在他们身上已经几乎看不到母国留下的痕迹。2014年瓦尔斯被奥朗德任命为法国总理时，法国的确出现过一阵小的骚动，毕竟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成为总理的归化法国人。但是这更多的是出于看热闹的心态，而不是质疑他对于法国的忠心。

瓦尔斯2016年尚在总理任上时在总理府的一次发言，在今年刚刚过去的法国总统大选中，瓦尔斯未能如愿在左派社会党初选中获得候选人资格，此后公开背叛社会党转而支持马克龙，成为社会党泡沫化的推手之一

法国接纳移民的历史可以简要地分为三个部分，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一战开始前的这一阶段，移民主要来自法国的邻国比利时以及瑞士的法语区，因为语言相通文化相近，这些移民并没有在法国造成大的社会矛盾。第二阶段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阶段由于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波兰的政治动荡，这三国取代比利时成为法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此时由于移民来源变得复杂，在法国社会上引起的骚动以及对抗逐渐变得尖锐。第三阶段则是二战后来自北非马格里布三国的移民，与前两拨移民潮不同的是，这次的移民主体不再是天主教徒的欧洲人，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这一波移民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二战前的两波移民潮可以说塑造了法国人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巴黎移民，从强制同化到文化多元：一个半世纪的法国移民史，也为现在法国社会日渐尖锐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第一波移民潮的移民主要来自标橙色的比利时及瑞士，第二波则主要是标为紫色的西班牙、意大利及波兰，第三波，也是国内民众最熟悉的一波，主要来自标为绿色的统称马格里布的前法属北非殖民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突尼斯以及当时处于军政府统治下的葡萄牙

工业革命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比利时人

与老对手英国相比，法国的工业革命进行的要晚许多。史学界现在一般认为法国是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正式完成工业革命的。伴随着工业的崛起，法国出现了严重的工人短缺，尤其是在以里尔（Lille）为中心的法国北部工业区。法国在整个十九世纪都饱受低生育率的困扰，国内并没有那么多的适龄工业人口。此时北部工厂主们就把眼光转向了比利时。彼时的比利时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国内有许多熟练工人 。同时比利时的人口自1830年开始就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快速增长。跟人口增长几乎停滞的法国形成鲜明对比，比利时国内也有充足的劳动力。因此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为止，法国经历了一波比利时移民潮，当时法国北部省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比利时人比法国人更多的情况。187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北部省第二大城市鲁贝（）的十二万居民中有超过55%都是比利时人。在北部省其他规模更小的城市中，比利时人占的比例则更高，比如在小城阿吕安（）比利时人占到总人口的75%以上，可以说已经是比利时的城市了。188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法国生活的外国人人口达到一百万，其中有一半都是比利时人 。

大量移民的迁入自然会对法国社会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比利时和法国同为天主教国家，比利时南部瓦隆地区的官方语言甚至就是法语，法国社会上依旧出现了对比利时移民的歧视现象。当时许多法国人把比利时移民轻蔑地叫做克鲁切实（），这个词本意指的是比利时人当时穿的一种类似荷兰木鞋的鞋子。当时还有许多比利时的季节工每年往返于巴黎盆地的农场和自己比利时的家乡，官方口径下这些人都没有被计算为移民，所以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晚期生活在法国的比利时人数量可能远远超过五十万这个官方数字。比利时移民的高潮随着法国工业革命的逐渐完成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就结束了，在这一波移民潮结束时，法国境内的移民数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人，法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国家了。这次移民潮对法国社会造成的冲击并不大，因为比利时人毕竟和法国人文化上地理上都联系紧密，融入法国社会的难度不大。许多巴黎人对于比利时人，特别是讲法语的比利时人的歧视也仅仅是基于他们对法国北部地域歧视的延伸而已。（北部人讲话有很浓的口音，被巴黎人视做乡巴佬口音）经过一代人的同化，比利时移民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完全融入了法国社会，以至于比利时移民潮在法国也被许多学者称为“被遗忘的移民”。

十九世纪下旬描绘比利时工人的法国报纸插画

通心粉和波拉克们来啦！

法国的第二次移民输入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移民来源的主要构成是意大利人、波兰人以及西班牙人。首先到来的是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因为一战的缘故，法国北部的工业区几乎被夷为平地，法国的一代年轻男性也几乎都葬送在了战场上，战后的第三共和国政府急需劳动力来重建法国，所以大大放宽了边境管制，大批的意大利人涌入法国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以及生活。和意大利人一起到来的还有波兰人。随着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沙皇俄国土崩瓦解，大批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波兰贵族地主逃往西欧，其中重要的目的地就是法国。同时随着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建立，波兰国内的民族主义狂热达到顶峰。本来波兰就有悠久的排犹主义传统巴黎移民，现在犹太人的处境在波兰更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大量波兰犹太人也选择逃亡西欧。

意大利人最早是和比利时人一起到达法国的，移民法国的理由与比利时人一样，主要是为了填补法国工农业的劳动力缺口。但是意大利人真正开始大规模涌入法国也是以战后法国的重建为契机的。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崛起，许多意大利人纷纷以政治难民的身份逃往法国。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有超过八十万意大利人居住以及生活在法国境内。意大利移民主要集中在与意大利文化接近的尼斯以及萨瓦省，北部工业区以及巴黎。许多意大利劳工参与到了当时巴黎地铁的建设过程中，也在巴黎形成了庞大的意大利社区。

当时到达巴黎圣纳泽尔火车站的意大利移民们

与意大利人相比，第一批波兰移民到达法国的时间要稍早一些。早在十九世纪就出现过一批波兰人移民法国、英国甚至北美的潮流。但是这一批移民主要是波兰的知识分子，包括肖邦以及居里夫人等波兰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来到法国。但是，这一批波兰移民的总数并不多，且主要来自波兰社会的中上层 。本来十九世纪的波兰上层知识分子就有学习法语的传统，来到法国后从事的也是社会上层的工作，与法国社会的主流并不矛盾。但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波兰移民则以底层波兰人为主，主体是波兰在一战后产生的大量的无地农民和剩余劳动力。法国政府与新生的波兰第二共和国政府在1919年签订了劳动力进口条约，允许大批波兰人进入法国。根据协议，波兰移民被投入到重建法国的工作中，主要是在巴黎周边的农业区以及法国北部几乎被战争摧毁的工业区。到1931年，在法国的波兰人总数突破了五十万，成为仅次于意大利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

与意大利人不同的是，法国社会在同化波兰移民时出现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波兰人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与当时法国工人所崇尚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格格不入。正好大部分的波兰移民又刚好被投入到工业重建中，自然与本土的法国工人产生了不小的冲突。意大利其实也是天主教气氛浓厚的国家，但是意大利移民主要进入的是农业以及商业领域，与法国的工人社会并没有如波兰移民那么多的交集。同时，因为波兰劳工是以政府间条约的形式引进的，当时波兰工人工作的矿井以及工厂往往都专门配备了讲波兰语的主管以及工头，专门管理波兰工人，使得波兰移民多少有一些被隔离的感受，为他们融入法国社会制造了不小的障碍。

波兰移民在进入法国时都被要求拍下这种类似监狱囚犯的照片存档，可以说从进入法国的那一刻开始就被法国政府当做外人看待

同时，连同文同种的比利时人都会歧视的法国人在面对初代意大利人和波兰人自然不会留情面。虽然意大利移民基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被法国社会同化，法国人依旧给意大利人和波兰人都分别起了歧视性的外号：通心粉（），本意是意大利人的传统主食之一；波拉克（Polak），本意是波兰语中表示波兰人的单词。其中许多从波兰来到法国的犹太人更是受到法国历史悠久的排犹主义的冲击。许多在十月革命后逃亡到法国的原沙俄统治区的犹太人即使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甚至改宗天主教后依旧难以取得法国国籍。在接下来的二战期间，傀儡维希法国政府积极配合德国搜捕以及杀害的犹太人也基本都是这一批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从东欧逃亡过来的犹太人，本身法国籍的犹太人其实在二战期间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打击。

强制同化还是文化多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歧视基本都是针对初代移民的。到二战为止，法国社会推行的同化政策都是很成功的。基本上一代人之后移民身上的母国文化痕迹就会被完全抹去，彻底成为法国人，而法国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也就到此为止。能达到这么好的同化效果，主要还是依靠共和国政府一贯推行的标准法语教学以及政教分离的原则。法国政府在国内打压除了标准法语之外的各种方言以及地方语言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近代法国的小学里经常可以看见“说标准法语，做文明法国人”之类的标语。公立小学中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难觅宗教元素的身影，教育系统为法国人和移民的小孩创造了一个大家一起共享的身份：共和国公民。可以说，法国的移民政策和西方今年来一直推崇的多元文化观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但是，随着二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起，多元文化观开始冲击法国。法国本身的这种文化同化政策也被批评为野蛮的不尊重移民文化的行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非移民潮开始，法国国内开始出现要改为推行社会融合甚至更进一步推行多元文化政策（le ）的声音。

声援查理周刊的游行上，民众打出的“所有宗教联合起来对抗仇恨”的标语，法国社会由于英美的影响对于多元文化的呼声可以说是越来越高

事实上，同化政策在面对穆斯林移民时的确开始出现一些困难，因为法国社会对于曾经是殖民地的北非三国依旧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隐性歧视，使得北非移民即使在文化上与普通法国人无二，要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依旧比较困难，毕竟人的姓氏是不会改的。同时穆斯林的生活习惯（斋月、面纱等等）与打上天主教烙印的法国社会兼容起来也比较困难，当法国政府继续坚持用法国文化来同化穆斯林移民时，比如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等等，经常会受到英美媒体的批评。现在法国国内对于这个问题也在进行激烈的讨论，到底是坚持自己被批评为野蛮的同化政策不动摇，还是屈服于英美以及国内的压力而转向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多元文化呢？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是法国政府和社会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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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移民，苦读英文苦练体能 50岁华裔移民加拿大圆军旅梦

中新网7月4日电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参军不限年龄。由中国北京移民考马达13年的华裔机械工程师赵勋，50岁时才加入加拿大海军，创造了华裔加军的传奇。现时官阶中尉的他，认为既已移民加国就应该以加为家，全力建立家园，更会效忠这片土地。

52岁的赵勋入伍加军2年，现时派驻加拿大海军太平洋舰队旗舰“阿尔岗琴号”(HMCS )驱逐舰，是舰上的武器系统工程师( )，该舰于七一加拿大国庆前夕50岁移民，苦读英文苦练体能 50岁华裔移民加拿大圆军旅梦，由卑诗省维多利亚()海军基地驶抵温哥华市心，停泊在加拿大广场码头，参加庆祝国庆活动，将于7月3日离开。

体形扎实，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的赵勋，周六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说，他也曾经走过辛酸的移民路，但凭着永不言弃的信念，本着爱加建家的的精神，才逐步将家园建立。他说:“我曾苦读英文，又猛操体能，更经过加拿大国防部长达5年的背景调查，才能入伍。”

1998年移民加拿大的赵勋，在中国时任职机械工程师，其后转到日本工作，移民加拿大时住在多伦多，上过移民学习班，学过找工作的技巧，因为语言能力问题，吃过不少苦头，最终找到电子工厂的工作，一干便是10年。

经过5年背景调查

赵勋在45岁时看到加军的招募资料，毅然申请，因为他曾在中国及日本长时间居住，国防部对他的背景特别小心，经过长达5年的调查，到50岁那年才让他入伍，因为他有高学历，所以入伍职位属于有军阶的军官。不过，由于军官需要三年见习期，现时他仍属于见习军官，要再过一年才可成为正式军官。“在申请入伍前，我已知道入伍的重要条件是英语能力及体力，所以用了很多时间苦修英语、强操体能，我操至可以连续不停做50多次掌上压，超出入伍的最低要求的30多次。”赵勋指入伍最初5个月的操练很辛苦，虽要大量体能50岁移民，早上5时便要起床，他凭坚毅精神一一克服，被列为30多岁体能的级别。

他说，舰上官兵大部分是白人，大家都非常友善，他是唯一的华裔，虽然他有一颗加国心，但当站在芸芸众同袍当中，便很自然感觉到自己是华人，所以当他向同袍介绍自己时，一定会说自己是来自中国。“我绝不可能改变华裔血统，更不可能不承认自己是华人，但我亦是加拿大人，我会忠于加拿大，与其他族裔加拿大人，一同建立强大的加拿大。”赵勋希望华裔移民能以加为家，尽量学习及融入加拿大文化。

对于加拿大文化， 赵勋指给他最深印象的是国殇日，“加拿大人很重视国殇日，很尊敬为国捐驱的军人，我们不妨多出席国殇日的活动，便能了解加拿人对军人的感情。”(邹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