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从小县城到斯坦福博士：读“闲书”把我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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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涵养

很大程度影响到下一代教育

我出生在中国西南部一个教育并不算发达的小城，先是在清华大学念了本科，后来又去了斯坦福大学读完了生物工程的博士。

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智商很普通，家庭也很普通，后来却也的确是接受到了有点不同寻常的教育。

如果说自己小时候同别的小城里的小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就是自己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读了很多所谓的“闲书”。

有句话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这句话有一定道理。

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涵养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如今学区的好坏都成为了当地房价的主要决定因素。

我在斯坦福接触到的美国学生大多来自富裕的中产家庭，父母很多都是医生、律师、教授或者工程师。

斯坦福的国际学生也大多数来自本国的精英阶层。

在我所在的硅谷，这边小孩子很多在中学的时候父母会给他们寻找机会。

去名校里参加各种夏令营或者科研实验室做实习，去第三世界国家做志愿者，或者去参加模拟联合国的辩论。

当然不排除这背后很现实功利的动机，这些经历都会为美国的大学的申请简历增色。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见识、眼界和思维层次。

如果说决定一个人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的是一个人的思维层次，那么一个人的家庭环境的确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层次 。

阅读可以塑造一个人

的思维层次和价值观

很多时候，跟一个人聊天就大概能够猜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因为一个人的谈吐和他所关于的话题透露出他的价值观和思维层次。

然而塑造一个人的思维层次和价值观的，除了原生家庭以外，也可以是自身的阅读，或者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课堂。

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的家庭，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取知识和扩宽自己的眼界。

我在大学之前几乎没有出过四川，初中才开始学习26个英文字母和接触电脑键盘。

当我进了斯坦福斯坦福博士读几年，同学中有从小就把电脑当玩具的，也有从小跟随父母去过世界各地旅行的，但我并没有觉得我们不同的成长经历在见识和能力上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差距。

川西一隅成长的童年和少年，我有幸读到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时代的好书。

这些书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给了我勇气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

如今不时漫步于旧金山的海边，面朝着太平洋，不时想起了在彼岸的川西小城里我疯长的童年。

农业小县城，小时候那个城市只有纵横的两条街，我长大的年代，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几年。

城市的扩张，让原来的农民成了城市居民，像很多中国别的小县城一样，为了生计，很多年轻的父母去外地打工，留下孩子给爷爷奶奶照看。

祖父母辈溺爱孩子，同时也管不住这些半大不懂事的孩子们。

家乡沿河而建，冬天里河水枯了，我们一群半大的小孩下到河床里去逮那些困在水洼里的小鱼小虾。

那些年，整个小城像个巨大的工地，不停有旧房在拆，新房在建。

放学后，我们在旧房的拆迁的废墟中窜来窜去，谁偶尔寻得半片古董样的瓷碗或是古币就会在小伙伴间炫耀半天。

在嘈杂的居住环境里通过书籍

打开了外部世界的大门

小时候略知世事的年纪，我有大把的时间望着窗外发呆。在那个电视剧还没有泛滥的年代，窗外的世界在上演着不插电的现实剧。

我们的楼对面是一栋农村安置房，里面的住户艰难的适应着城市的生活。

一楼的一对夫妻开了个小卖部，贫贱夫妻百事衰 ，夫妻俩吵架不断，吵的凶的时候，女的提着菜刀追着男的满街跑。

三楼住着一个寡居老人，总是穿着同样一身黑布衣服，每天颤颤巍巍提两把菜回家。

五楼住着一个带着年幼孩子的单身母亲，母亲白天出去做生意，便把三四岁的儿子反锁在家里，这个孤独的小孩经常爬上窗台的防护栏对着楼下大喊大叫。

在那样的日子里，书是我通向外面世界的秘密通道，让我一头浸泡在现实世界的油盐酱醋中，一头却想象着诗与远方。

然而正是从远方世界透过来的点点微光，指引着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和作家

小时候，小城里流行一种租书摊，和那些卖炸土豆和小零食的摊子一样开在中小学门口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从小县城到斯坦福博士：读“闲书”把我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通常是些武侠、言情和漫画类的闲书，通常三五毛钱便可以蹲在那里看一下午。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在租书摊上，我读到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万水千山走遍》，让我开始想象一个柔弱的亚洲女子穿行在广袤的沙漠和中美洲的枯树草原。

她的细腻的文字让我看到了除了眼下鸡零狗碎的市井生活之外，外面的世界还很大。

那段时间我收罗了所有我在小城能找到的游记，痴迷于各种流浪于天涯海角的传说。

当同龄的小女孩在崇拜着谢霆锋和王力宏的时候，我在崇拜着李乐诗和Jane 。

李乐诗是第一位踏足世界三极（南极、北极和珠峰）的中国女性，同时也是摄影家和作家，并倾其所有心血建立了极地博物馆以增进公众对极地的保护意识。

Jane 本是英国的女护士，因为对野生动物的热爱，在非洲坦桑尼亚雨林研究大猩猩三十年。

其后半生致力于建立 “Roots and ” 全球儿童环保组织。

而十多年后，在旧金山的一次讲座上，我竟然亲眼见到了年过七旬的Jane 。

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她仍然在频繁往返于不同的大陆，进行各种环保讲座。

因为儿时的偶像是如此独立而内心强大的女性，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竟然全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身为女生不能去做的。

小学的时候，作为唯一的女孩子混在一群男孩子中打乒乓球；高中的时候，又是唯一一个搞物理竞赛的女生。

直到现在，也经常是公司开会的时候一群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唯一的女性。

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身为女性有很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和束缚。

像“考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话并不是种戏谑，而“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的标签也不仅仅是种戏谑。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努力倡导男女平权。

直到几年前 女高管 仍然在《Lean in》一书中呼吁女性要向前一步追求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而年少的我，只是因为那几个心怀世界的女性，懵懂的受到了同样的启蒙。

史铁生的《命若琴弦》

让我更加懂得了热爱生活

初中的时候开始进入青春期，身体迅速的发育，那是个用叛逆来宣告自己人生主权的年纪，也是个第一次开始去想象自己要过怎么样的人生的年纪。

书，成了我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个时候小城里仅有一家书店：国营的新华书店。除了那些农业育种、农药杀虫类的实用技术读物以外，还有整整一大书柜的文学名著。

倚靠着那个有些年代的实木大书柜，我度过了无数个悠长而惬意的周末。

那个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史铁生在活得正年少轻狂的二十岁突然失去了双腿。

困顿于摇椅上的痛苦和失落幻化成对生命更深刻和通透的理解。

《命若琴弦》是个寓言，本质上说的是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赤裸裸的来，最终又赤裸裸的离去。

但是我们仍然要去赋予生命一个意义和目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看的着、摸得到的目的让人生避免陷入空虚和迷惘，我们更需要这么一个目的让生活丰富和充盈起来。

后来读了更多书，才明白这其实是存在主义的想法。

在西方思想史上，存在主义是解构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是对人精神上的松绑。这意味着一种自由，既然人生本没有既定的意义，人便有了自由去定义自己的人生。

沈从文和王小波

唤起我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在那个时期，另外两个作家也同样唤起我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王小波。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充满了淳朴而又浪漫和自由的气息。

记忆很深的是他的一本叫《月下小景》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里描写了湘西少数民族未经礼教束缚的野性而奔放的爱情。

王小波被誉为“自由骑士”，如果说他的众多杂文有个主题的话，那个主题就是自由与智慧。

最典型的就是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因为十多岁的时候这种来自存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启蒙，给了我勇气想要将短暂的人生过得尽量精彩和有趣，我知道小城里循规蹈矩的生活不是我所想要的。

总觉得人生不该仅仅是为了找个安稳的工作，周末打打麻将，然后结婚、生子，再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而那样的生活已是小城的人们眼中好的生活。毕竟还有很多的人只是希望日子能远离贫穷、伤病和家庭的破碎。

小时候努力学习，除了对知识的好奇心驱使，也有一个动力是希望将来不去过当时在我眼里小城里日复一日单调和重复的生活。

书籍让我明白如何看待物质和金钱，如何定义成功。

在我小学的时候，正是国企改革的那几年，身边的很多同学的父母经历了下岗下海潮，有的同学家里开始青黄不接，有的家庭却一夜暴富。

学校的门口拥挤的接送小孩的自行车流中也渐渐出现了小轿车，同学间也开始有了攀比。

那样迅速累积的财富和激增的物质消费，对很多的中国人的金钱观都是种冲击。

对于当年价值观尚未成型的我更是如此。怎样去看待金钱和物质以及怎么定义成功，都成了巨大问号。

中学的时候正好读到了些对资本主义充满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美国小说和电影。

其中印象很深的是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电影《毕业生》。

在十多岁的年纪是难以理解这些书和电影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内涵的，当时只是觉得书中的主人公都拥有物质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心却极其空虚，最后走向堕落和毁灭。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也读到像《瓦尔登湖》这样主动选择远离物质欲望，回归简朴自然，追求内心宁静的书。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有两年时间，他远离城市，在密林深处的湖边修筑小木屋，过着晴耕雨读、自给自足的生活。

当然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会如此极端，但是这几本书却引人思考如何看待金钱、物欲、成功这类一辈子都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少年时的阅读在心中播下了颗种子，让我明白人生在温饱之余，除了去追求世俗意义上的体面和成功的生活，还可以去追寻精神的富足和身心的平衡。

追求非同寻常的成功常常也伴随着让人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

斯坦福博士毕业后留在硅谷工作让我庆幸当年阅读课外书籍开阔眼界，走到今天，硅谷是个充满白手起家和一夜暴富的创业神话的地方，也是个及其强调个人价值和事业成功的地方。

这种个人成功的压力也渗透到了下一代身上。

据说硅谷也是美国心理医生密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创造超越时代的高科技著称的地方，也广泛的流行着来源自印度佛教的古老修行方式：冥想（)。

很多人在成功的压力让内心不堪重负后开始寻找达到身心平衡的方式。

如今漫步于旧金山的海边，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小学和初中同学大多数如今大多还在家乡的小城生活，而我竟然真的去了远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留在硅谷工作。

如今的我已明白，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幸福和艰难。但是如果生命戛然而止，我仍然会觉得此生过得很值。

庆幸当年读到了那些书，庆幸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路上看过了很多的风景、体验了丰富的文化和生活、也参与了激动人心的前沿科学进展。

斯坦福博士学霸，斯坦福博士苏朕到乡镇当公务员，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

斯坦福博士苏朕成功“上岸”，将成为安徽灵璧县一名乡镇公务员，此事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6月16日晚，安徽省宿州市公务员局通过宿州先锋网发布了宿州市2024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第二批）。名单中来自世界顶尖学府斯坦福大学，且拥有博士学位的苏朕格外扎眼。

这与从清北、剑桥、斯坦福等一众世界名校中杀出重围的姜萍，却来自于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一样，具有强烈的反差感，苏朕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但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无法理解，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斯坦福博士学霸，本应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也可以通过人才引进走向仕途，为何偏偏选择考公这条路径入职皖北一个小县城的乡镇公务员？

根据招考信息，苏朕入职后将从事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基层综合管理工作。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该岗位明确招录要求，仅面向本市户籍人员，录用后需签订5年不得流出本乡镇的协议。

即便宇宙的尽头是考公，但斯坦福博士这个高门槛与乡镇基层公务机关还是有太大的反差。在多数人眼里，他选择的这条路，不能说多么不好，但一定是离他的专业领域最远的一条路，实在是有些太浪费才华了。

这不禁让人对苏朕这个人感到好奇，通过网上信息的拼凑，更加让人无法理解了。

依据网上消息，苏朕安徽宿州萧县人，高中毕业于萧县实验高级中学，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本科毕业后留学斯坦福大学。博士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研究的是X射线晶体学。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曾荣获中国科技大学第35届郭沫若奖学金，这可是中科大本科生的最高荣誉奖学金。

可以说苏朕在本科期间已是学霸中的学霸。更何况还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头衔，放在哪个大厂、名企、顶级研究所任职，或者是名牌高校任教都不是问题，年薪百万也不在话下。

至于苏朕为何选择乡镇基层公务员，网友猜测也是五花八门，但无非基于个人经历和认知，真实原因也只有苏朕自己知晓。但绝非当下学历贬值、就业压力、求职不顺以及职场腹黑论等这些因素。

本人认为苏朕更多考虑还是个人理想、人生追求和遵循内心的选择。

历年来不乏有剑桥毕业生卖煎饼的，牛津毕业后开花店的，还有北大毕业生当厨师的，21年前的“北大屠夫”陆步轩不也成了知名企业家了吗？走向基层当公务员的就要说一下秦玥飞了。

2010年，耶鲁大学本科双学位毕业的秦玥飞选择成为一名村官，婉拒提拔，坚守至今。2013年被央视评为 “最美村官”、2017年成为“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

有人形容秦玥飞是理想主义者，但却是一位“有理想的践行者”

不久前，武汉大学硕士顾某以选调生的身份被分配到嘉峪关，因心生不满，最终选择逃离斯坦福博士学霸，斯坦福博士苏朕到乡镇当公务员，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之后吐槽嘉峪关的小作文引发舆论争议。

个人选择无可厚非，每个人的定位和追求不同，我们无权道德绑架，但前提是要做到口下留德。

对苏朕和秦玥飞来说，他们选择去基层乡镇当公务员并没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的选择，也将创造出各自精彩的人生，只要遵循内心，不必在意别人非议和揣测，外人也应该对他们保有起码的尊重。

我们更应该庆幸的是，这些顶尖人才并没有像其他留学生一样，经受不住诱惑留在国外。

清华校长邱勇在毕业典礼上曾说过：“我们都以为是美国人在卡我们的脖子，但实际上真正卡我们脖子的却是在美国的中国人！”

任正非曾说：“要让中国的鸡回中国下蛋”，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也曾呼吁留学生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学成后归来建设祖国。

而那些通过国家培养最终留在国外，将自己才能发挥到极限卡住我们脖子的人，才是对我们最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