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邱博学院，中外大咖云集“良渚论坛”，外国作家称中国文学对世界影响重大，喜欢刘震云、贾平凹

2024年11月25日，第二届“良渚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家、作家、音乐家等30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以“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主题，深入研讨。

2013年，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有了重大发现，两件残石钺上的刻画符号被确认是良渚时期原始文字，距今约5000年，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原始文字之一。这标志着人类的交流除了语言，还多了文字这一新媒介。

11年后，在五千多年的遗址之上，第二届“良渚论坛”开幕，中外大咖齐聚，“交流”仍是人与人的主题。

会场。图/良渚论坛

【1】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赵辉、《白日焰火》作者邱华栋等大咖云集

第二届良渚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会嘉宾主要来自考古、写作、音乐三个领域，共计300余名，其中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赵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白简恩，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雷丁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史蒂文·米森，《白日焰火》《大地有光》《青衣》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中国谍战文学之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欧阳江河，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拉美文学研究协会主席罗茜奥·奥维耶多，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等人。

与会嘉宾围绕“文明的再现——全球视野下的考古学与文明形态多样性”“文学的创造力——世界文学的共鸣与人类社会发展”“音乐精神的递进——中外音乐传统的现代回响”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赵辉发言。图/良渚论坛

【2】看见文明：外国友人体验点茶直呼难

看见和交流是这届论坛的关键词。

在主会场外，主办方设置了打扮成中国古代仕女模样的茶艺师现场表演点茶，不少来参会的外国嘉宾被这神秘而古老的技艺所吸引，纷纷围在茶桌旁，认真观察茶艺师的动作。随着茶艺师手指轻轻翻飞，茶汤在碗中泛起层层细腻的泡沫美国邱博学院，中外大咖云集“良渚论坛”，外国作家称中国文学对世界影响重大，喜欢刘震云、贾平凹，犹如雪花般洁白无瑕。

不少外国嘉宾询问是否能上手体验、学习如何点茶。一位外国男嘉宾在茶艺师的指导下用茶筅顺时针搅拌，“太难了，做不到，我的手没有力了。”

外国人学点茶。图/九派新闻 李杨

当不同文明被看见，才有可能被了解。正如茅盾文学奖得主、浙江作家麦家所说：“我的英语翻译是剑桥大学的文学博士，研究的是中国先秦文化。她无比赞叹中国古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像良渚、长城、大运河这些古建筑和古文明，反映了中国举世无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文化交流带来巨大力量。开幕式上，萨尔瓦多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劳尔·内夫塔立·卡斯蒂略举例说：“在中国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萨尔瓦多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新国家图书馆的建设。此前，我国图书馆每年大约只迎接1.8万名的访客，但在开馆的第一年，我们就接待了超过230万名访客。这是文化交流带来的巨大力量。”

五千年中国看良渚。图/良渚论坛

【3】让文学穿越古今，正如《黑神话·悟空》和《西游记》

20年前，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良渚原始文字。这标志着文学从口头传播走向书面记录，开启了文学发展的新纪元。

此后五千年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这一“薪火”一直未曾中断。以浙江近现代为例，前有龚自珍、夏曾佑、王国维、章太炎等人发出变革的时代呼声；后有鲁迅、茅盾等文坛巨擘扛起大旗，以文章启迪民智。

开幕式后，120余位中外作家在此文化圣地交流对话。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成岳冲在会上提到了，要让文学穿越古今。他说，古，就是传承文学之脉。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度，《百年孤独》《红楼梦》等作品并不因出品年代久远而失去读者。今，就是追求文学之新。这里的“新”，既有题材之新、表述之新，也有视野之新、形式之新。影视化、有声化是文学阅读形态的延伸。一个数字游戏《黑神话·悟空》，让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火爆全球。从中可以相见，优秀文学作品借助这些新的“阅读形式”能够得到更为广阔的传播。

墨西哥著名作家罗赫里奥·格德亚则探讨了中国作品对他的影响，他曾在童年见证祖父反复阅读《孙子兵法》《四书》。

他认为，时至今日，中国文学对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正如拉美热潮，包括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一样。“只是现在却相反了，我们这一代人和年轻一代都习惯性地阅读中国作家，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和《一句顶万句》、方方的小说《黄昏》，以及贾平凹的小说《极花》、徐则臣的小说《北上》、张陵的小说《水交汇处》、范武的小说《二月花》，这些作品教会了我如何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墨西哥的现实，尤其是我国毒品贸易交易引发的一系列暴力或者社会问题，这也是当前墨西哥叙事作品的主要方面之一，而主要关注的话题也是女性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也谈到了中国文学对世界的影响。

其称，阿根廷诗人作家博尔赫斯就曾受到中国文学的启发，他给西班牙语版的《聊斋志异》作序，曾在文章中提到韩愈的作品；唐代的诗人寒山与拾得美国邱博学院，尤其是前者，不止在日本文学中影响甚多，在传入美洲以后更是影响巨大。

九派新闻记者 李杨 浙江杭州报道

编辑 万璇 任卓

美国邱博学院，中国诗人差点当了美国女婿？这次在李子坝举办的文化沙龙太有料！

9月8日上午，由重庆电力作协举办的主题为“文学大讲堂暨文学采风指导讲座”的文学创作活动在渝中区李子坝莲花女子学院会议室正式举行。重庆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李钢、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邱正伦分别为来自重庆各地的数十名电力作协会员作了题为“文学采风指导”和“艺术的第三只眼睛”的精彩讲座。重庆电力作协副主席李炼、重庆电力作协秘书长刘庆出席了本次活动。

据了解，重庆电力作协成立于2017年8月8日，当日，中国电力作家协会、重庆市作家协会领导到场祝贺，并为协会授牌；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党组成员、工会主席何建军出席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后，重庆电力作协举办了第一次文学大讲堂活动，由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为国网重庆电力62名会员授课。据悉，重庆电力作协以后将每月举行一次文学创作活动，并特邀知名作家、诗人参与其中。

诗人李钢：对自己负责，对文学负责

9月8日的文学讲座正是重庆电力作协举办的第二次文学创作活动。在上午的“文学采风指导”讲座中，诗人李钢先是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经历和创作心得，他坦承，多年来，自己都喜欢在半夜三更时，大家都入睡后，点一盏孤灯，进行阅读或写作。对于他来说，这种情形有一种古代书生挑灯苦读的氛围，让他着迷不已。接着，李钢开始切入正题，他从“采风”这种活动形式的起源谈起，例举出我国最早的民歌收集作品《诗经》美国邱博学院，对其“风雅颂”三个部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谈到了自《诗经》始，我国历来的语言演变、文字工具演变，中间还包括一些文化名人的趣闻轶事，显示出他驳杂、丰富的知识储量。

在讲座上，李钢回顾起自身的“采风经历”，他特别说到那次在纽约，由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举办的“中国诗歌节”。他眼眉向上，似乎在思索，再慢慢吐出几个人名：参加那次诗歌节的中国诗人有北岛、顾城、我自己……对于李钢谈到的这次中国诗歌节，笔者曾在北岛的《失败一书》中看过，可惜文中只有只言片语的描述。通过李钢娓娓道来，笔者了解了关于这次“异国采风之旅”的一些有趣细节，当得知某位中国诗人差点做了美国女婿，不仅是笔者，现场听众也不禁捧腹。

讲座接近尾声时，李钢谈到自己几十年来在文学上的经验积累，他着重表示，我们对待文学创作，一定要抱有负责任的态度，对自己负责，对文学负责，同时，还要以传世之作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创作，抛却那些有“杂质”的东西，全身心投入到文学中。最后，李钢还联系了自身经历，对在场听众提出中肯建议：采风最好从当地开始，融入自己对生活、对文化的理解，这样，就有可能写出传世的作品。

讲座完毕，接下来轮到提问环节。观众们踊跃发问，就“现代诗歌应保持哪些原则和立场？“，“纯文学如何立足于碎片化的阅读时代？”等问题，与李钢进行了共同探讨和交流，现场氛围非常热烈。有位作协会员还拿出自己写的一首短诗请李钢点评，李钢回答他说：“诗歌这种文体，不同于其它文学形式，千万不要拿给别人看。要尊重自己对语言的感觉，要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李钢的一席话，朴实真诚，阐幽发微，令在场听众备受鼓舞。上午活动结束后，李钢和大家一起到屋外进行合影留念。

教授邱正伦：善用“第三只眼睛”，美就在身边

经过中午近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邱正伦教授登上讲台。他目光炯炯，精神健旺，中分长发向后梳去，流露出洒脱不羁的气质。为了准备此次讲座，他还专门做了PPT，以至于让笔者误以为这会是一场“学院派”的授课。可邱教授一开口，便和听众闲话时事，迅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使得气氛立马活跃起来，现场笑声不断。

邱教授的主讲题目是“艺术的第三只眼睛”，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艺术？接着引用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一句名言（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来反驳众多试图对“艺术”下定义的观点。由此话题延伸开来，邱教授旁征博引，口若悬河，老子、孔子、马尔克斯、海德格尔、莫言、高行健、叔本华、尼采等中外文化名人被他信手拈来，很好的展现了他作为一名高校教授见闻广博、纵览群书的文化修养，也让听者大开眼界。

笔者注意到，邱教授的手势和神情都特别丰富，带有一种澎湃的激情，普通话里面还夹杂着不少川话，使得他的表达更加生动、活泼，听来极富感染力。虽然有PPT，但邱教授的讲课方式相当随性，绝不拘泥于PPT上的讲课步骤，遇到不想讲的内容就直接跳过，觉得值得一讲的，便大谈特谈。

在说到艺术作品的特征时，他重点谈到“形象性”，并例举了许多影视作品来加以说明，如《西游记》《大话西游》《宰相刘罗锅》等。他认为，这些作品都提供了极具画面感的视觉形象，由此在我们身上引发的“通感”或“第六感觉”正是其艺术魅力的表现之一，同样也是艺术与科学的区别所在。结合邱教授前面所引用的贡布里希的观点，我们明白，“艺术的第三只眼睛”就是要利用我们自身的感官对艺术作品进行充分欣赏。

最后，邱教授还谈到了艺术作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社会性。他认为，只有当我们增加了对生活的体验，才能更好地领略“美”的精髓，并举了自己在西南大学授课时的一个例子：有些学生总是想到其它地方去发现美，找寻灵感。而他恰恰觉得，生活的美丽、生活的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只是因为我们缺乏观察与思考，故而忽略了艺术之美。这一点，恰好与诗人李钢所讲的“采风要从当地开始”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美国邱博学院，中国诗人差点当了美国女婿？这次在李子坝举办的文化沙龙太有料！，邱教授还特别指出，情感体验是文学创作立足之根本。

当讲座结束，照例轮到提问环节，不过，与上午的提问环节不同，在下午的提问环节中，主讲者和听众通通化身为读者，互相就自己喜欢的作家进行对话。大家在一起谈论余华、苏童、莫言、陈忠实等当代作家，聊他们的作品产生的影响，聊他们的语言风格，使在场听众获益良多，也让笔者对于重庆电力作协下个月的文学创作活动更加期待。

END

小编认为，在渝中区李子坝这样环境清幽、风景宜人，同时具备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举办文化、艺术活动是再合适不过。为了证明小编所言非虚，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李子坝和莲花女子学院的绝佳美景吧。

美国邱博学院，活动回顾 | 第六届“历史中的国家与治理”学术工作坊会议纪要

2024年11月16日，由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历史中的国家与治理”学术工作坊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集英楼B304会议室举行。本届工作坊通过腾讯会议同步开设线上会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以及部分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会议伊始，开幕式由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杨端程主持，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任勇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分别致辞。

任勇教授首先代表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对到访参会的诸位学者表示欢迎，他指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已联合举办了六届“历史中的国家与治理”工作坊，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既挖掘历史上国家治理研究资源，又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对话，希望与会者能既立足中国历史，又能对话当下中国实践，实现理论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充分结合，推出一批有影响的成果，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贡献。

杨光斌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本次工作坊承办方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工作表示感谢。杨光斌表示，历史政治学自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基础，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争议，如中国和欧洲在比较研究中的差异，量化历史研究中的许多概念还需要进一步辨析等。但杨光斌指出，作为中国政治学增长最快的路径，历史政治学有争议才能更好地进步。最后，他欢迎各位嘉宾借本次工作坊展开深入探讨，进行更多有益的学术分享。

第一组讨论

本次工作坊的议程共分为三个组别，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段海燕主持了第一组的讨论。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马雪松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历史政治学视域下中国古代国号的意义诠释》。马雪松介绍了研究问题的提出背景及意义，明确指出研究目的在于阐述中国古代国号择立改易的历史情境和政治逻辑的互动关联，从政治合法性建构、政治统治维护、政治秩序演进三个维度切入问题，并且更加强调国号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特定功能。其中，第一个维度点明了中国古代国号的历史政治学向度，主要体现为国号既在长时段的历史演进中彰显突出特性，又深刻反映并作用于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前者表现出延续性与多样性、因袭性与稳定性、指代性与功能性三方面，后者则体现为国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政治权力的发展消亡历程、国号择立改易深受政治权力影响、国号功能与政权建设密切关联。第二个维度分析了古代中国国号在构造王朝或政权合法性、塑造政治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攀附血缘和地缘制造正统身份、依托谶纬和宗教隐喻天命转移和承接礼制和德性宣示王道赓续三大路径为主，其中第一、三条路径对于中国历史上非汉人身份入主中原的统治者而言有着突出的意义。第三个维度表明了古代中国国号与传统政治统治核心目标之间的联系，其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为整合族际关系缓和民族矛盾与统合集团关系化解权力离散，而第二点又可进一步分为三小点，即对前朝旧臣与政权新人关系、不同地域统治集团关系、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关系的统合。最后一个维度指出国号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符号美国邱博学院，发挥着寄寓政治理想与提供方向引导，以及传递政治理念与供给价值支撑的作用，如元朝为加强汉地统治将国号“元”同汉人儒家追求的“仁”紧密结合起来。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全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彭澎对此作了评议，她认为西方文献对以国号为代表的“软性制度”的讨论非常少，大部分讨论集中于正式制度上，而马雪松教授汇报的研究展现了国号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内容深刻，具有极高的原创性价值。彭澎建议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分别是：非汉人的短命王朝是否和其无法良好吸收中原文化有关、有无一手资料证明统治者选择国号的策略、有无资料证明国号构建背后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非汉族和汉族王朝国号的差异以及统治者出身对于国家国号的影响。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程宬的发言题目是“The Word and the of the State in China and ”（《中国与欧洲的书写文字与国家发展》）。她首先表明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书面文字传播对于国家建设的影响，并且其研究结论是中古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竞争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进步，长期上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和推广，帮助寒门子弟突破社会阶层进入官僚队伍中，体现了科技发展对于官僚体制的作用。其次，她系统阐述了三教竞争推动印刷术进步的机制，指出正是儒释道三教之间对信徒的竞争催生了大量的印刷需求，尤其是佛教出于“积功德”的需要，需要大量印刷佛教经典，从而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进步。此外，她阐述其量化研究方法，在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历史地图集等数据的基础上展示了唐代人均佛寺数量的分布情况，发现其大体与后世印刷中心的分布重合，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其发现。在以晚唐“会昌法难”事件做外生性冲击后，她最终得出结论为某一地区在唐代佛寺越多，经过“会昌法难”的影响后，则到后世其印刷中心、进士数量越少，证明国家建设同相关技术的发明、进步相关。

针对此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特任副教授李立老师指出，分享人的研究完成度很高，研究思路非常巧妙。在理论突破、贡献上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关注到国家建设不是一定由外部压力所创造的需求所推动，而是看到其他侧面：宗教、技术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这是从供给角度出发的研究。二是在机制探讨和发现上同以往国家建设研究之间非常不同，分享人的研究引进了“社会流动”的概念，体现出对中国古代国家建设的量化研究已经到了很深的境地。三是不同于以往相关学者大多直接和理论进行对抗，研究同理论的对话非常巧妙。最后，他提出一点讨论和看法，即有无存在其他竞争性假说可以对研究进行补充。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台润泽的发言题目是《帝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构建：基于明代中国驿站的政治经济考察（1522–1620）》。他表示以明代中后期国家驿递系统为研究对象，其研究问题为为何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一定带来国家建设的成功。回顾已有研究，指出其大多基于西欧经验，中国具有和欧洲不同的单向度的特点，同时国家权力的相关研究不具有动态特点，存在将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进行研究的取向，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台润泽表明本文思路是考察国家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提出了两条假设，一个是驿站导致地方政治秩序衰败，一个是腐败导致地方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失败，同时指出研究目前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一些驿站的设立、废止时间并不能确定。最后分享人展示了其研究数据与初步结果。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海骁在评议时首先肯定了报告人的研究潜力，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王海骁指出，报告人的研究在同经典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提供了新的量化数据，进一步强调了基础性权力和基础设施权力之间的张力，有利于我们以新方式认识地方精英对国家建设的作用。王海骁认为现有研究还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探寻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加重了实证分析的负担，因而可以转换一下研究问题，缩短研究概念、度量之间的距离；二是明朝很可能是出于预防性目的，在可能发生叛乱的地区而特地多设驿站，这就出现了反向因果的问题；三是用于实证分析的张居正改革可能存在其改革力度在各地不同的问题，会对分析的效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雷镇环的讲座题目是“ for the : and in China”（《母仪天下：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摄政与政治稳定》）。他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传递性问题，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存在着接班人问题。通过梳理和总结自秦始皇至1911年帝制结束期间的104个20岁以下即位的“小皇帝”案例，雷镇环发现其中48%的小皇帝最终被废黜，成功亲政的比例只有46%。雷镇环提出：中国古代专制政体如何保障小皇帝安全成长并顺利亲政？他的研究结论是，女性（亲属）摄政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显示，其他摄政者往往与小皇帝对抗，双方试图消灭对方以巩固自身权力，从而增加了小皇帝安全成长和亲政的风险。然而，当太后或太皇太后等女性亲属担任摄政时，小皇帝被废的概率降低了超过30个百分点，成功即位的可能性提高了30个百分点。对于为何女性亲属摄政能够起到如此显著的作用，雷镇环提出了三点解释。首先，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女性虽然可以参政，但几乎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对小皇帝的威胁较小。其次，摄政的女性亲属与小皇帝之间通常存在血缘关系。最后，中国传统政治中清算女性亲属较为困难，因此女性亲属在担任摄政时自身安全较有保障。此外，雷镇环指出，女性亲属摄政只能减少其他摄政者推翻小皇帝的概率，而对其他原因导致的小皇帝被废黜则无能为力。研究还发现，出身精英世家的女性摄政效果更强，并且女性摄政对政权稳定的作用在小皇帝成年前就能显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邓涵之对这项研究进行了评议，他指出文章非常符合当前中外政治经济史的量化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也具有重要和普遍的理论和实证意义，各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邓涵之认为当前研究还可从两方面继续完善。一方面在材料、数据与方法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如研究核心结果忽略了对控制变量中重要的年龄变量的呈现，104位幼年皇帝是否可以提供描述性统计图，能否引入控制组构造断点回归设计，以及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等问题。另一方面在理论与叙事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女性摄政有助于政治稳定的机制论述，还有关于女性摄政和幼年皇帝执政的政治社会后果需要呈现。

第二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何家丞主持了第二场的讨论，本场讨论共有四位青年学者汇报了其研究分享。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郭慧琼分享了她的研究：《基层赋税管理中的钱陌问题——以吴简黄龙元年襍佰钱簿为中心的考察》，详细介绍了佰钱的概念和佰钱简的数量关系，指出佰钱是具钱与行钱的差额，佰钱、具钱与行钱在孙吴黄龙年间具有稳定的换算比值。并分析了具钱与行钱在赋税收支中的具体应用，即赋税收缴时受市场价格影响的收支一般使用行钱;没有明确支出计划，具有固定税额，需要在库保存的使用具钱，展示了三国时期县级仓库对货币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的应对。郭慧琼指出，襍佰钱簿展现了孙吴基层吏员在计算与精准度上的高超能力，但在钱陌转换的处理上却显得繁琐笨拙，这种矛盾是基层政府对于货币无法完全统一与统一治理需要货币统一这一问题的初步处理。此外，从秦汉至清，钱币良莠不齐的问题一直存在，但不同时期财政管理应对钱陌问题的手段却不尽相同，过去对于钱陌制度的认识大多限于制度记录，吴简的记录增加了学界对基层财政收支实际运作的了解。

针对这项研究，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马雪松教授高度评价了其学术价值。他认为，该研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切入，探讨流通货币参差不齐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的赋税管理，理论视角新颖。通过佰钱和除数钱等独特切入点，揭示了赋税制度的特殊安排及其对地方治理的意义，体现了历史制度与赋税研究的跨学科融合。研究资料详实、逻辑严谨、说服力强。然而，马雪松也提出了以下改进建议：一是题目的优化。二是经济学视角下的逻辑风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行钱的存在是否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若是，这种赋税制度安排是否正是为应对这一问题而设计的特有机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邓涵之的报告题目是《地方叛乱与明清中央地方关系》。他指出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中核心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近年来实现了从国际战争到国内冲突的关注转变，由于中国与西欧国家体量上的巨大差异，西欧财政军事国家模型难以运用到中国历史中。有鉴于此，邓涵之提出以央地关系为切入点，讨论国家对于内部政治危机的应对策略风格和影响因素，其研究意义在于拓展财政国家理论对政治失序的理解，提出一个更加灵活的解释框架，不仅拓展了对国家和官僚内部运作的理解，避免将国家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还以财政视角进行研究、进而呼应了既有成果。随后邓涵之对其构建的博弈模型进行了细致介绍，就不同策略组合开展了一个类型学分析，并对模型的不同均衡进行讨论，举出对应的历史证据。在此基础上该研究认为，叛乱规模与国家财政广度是影响中央与地方决策的核心因素，由此形成了中央与地方“集权且忠诚”“集权且叛变”“分权且忠诚”和“分权且叛变”的四种均衡状态。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张晓鸣认为分享人通过国家建构的内在视角——引入央地关系、基于博弈论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演绎以及多时期的案例分析等理论创新。但张晓鸣也对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比如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核心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能否添加模型四个状态的动态演变，以及央地关系存在的更复杂面向对研究的影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生赵迪新的报告题目是《轮船招商局与晚清漕运：王朝末代的政商联盟、国家汲取与财政转型》。分享人首先指出国家权力和商业力量的结合是近代国家转型的关键维度。而招商局参与漕运事务，是在政商紧密合作基础上，商业力量参与国家实物财政运作和治理过程的集中体现。因此，分享人试图以“政商联盟”这一视角切入，通过考察招商局如何参与漕运事务，重塑财政体系，进而揭示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和财政转型的内涵。分享人介绍和分析了清代漕运体制的变迁、太平天国后地方实物财政的变化以及招商局深入参与到漕粮事务的演变过程。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月军肯定了分享人的研究立意具有创新性，但指出研究的概念需要明确界定，如政商联盟是否可用政商关系代替。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政治文化、时空背景下的原因、后果有很大不同，因此需要谨慎引入西方的学术研究观点、概念。此外，李月军指出，论文结构上主要提到了国家转型，但没有突出财政转型，应整合得更集中一些，使论述表达得更加清楚，并强调每一条结论背后需要给出更多的论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特任副教授李立以“ of the Land: and in China”（无主之地：中国的历史暴力与集体行动）为题进行了学术分享。李立的研究聚焦于历史暴力对当代中国的历史遗产，提出历史暴力通过不同机制对政治信任和社会动员产生了相反作用。基于历史遗产与信任、社会信任与动员能力、集体行动理论，李立构建了概念框架，并结合多源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关于1644-1912年清代奏折的记录、2010-2016年新浪微博的社会媒体数据集（SASM）以及中国劳工通讯（CLB）等。通过控制现代地级市和历史变量，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据显著且具有可信性。研究结论表明，历史暴力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动员和政府信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制度层面，历史暴力削弱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纽带；在社会层面，则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动员能力。在清代土匪叛乱频繁发生的地区，现今社会动员能力和集体行动倾向显著更强。

针对这项研究，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杨端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肯定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创新性，尤其是本研究提出暴力既降低政治信任又增强社会信任的观点，区别于以往研究简单认为暴力降低整体信任的结论。然而，杨端程也指出，现有研究中仍需进一步探讨因果链过长的问题。从清朝至今300余年的跨度，长时段影响中难以清晰区分各类变量对结果的具体贡献，需要进一步强化机制的解释。

第三组讨论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曾森主持了工作坊的第三场论坛，本场共有四位青年学者进行报告。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张晓鸣以“Merit-based and : from of ”（《择优录取与政府绩效：随机分配行政人员的证据》）为题进行了报告。张晓鸣老师指出，由于政府等公共组织通常面临弱激励约束，其选拔机制对运行绩效尤为重要。历史上，公共组织多依靠派系选人，而现代政府则倾向于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然而，竞争性考试是否真正提升政府绩效，学界在实证研究中仍存在内生性问题和理论不确定性。张晓鸣以中国清代县级政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知县选拔方式与政府绩效的关系，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选择清代作为研究背景：其一，知县的任命途径多样，既包括科举考试，也包括随机抽签，后者能够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其二，县级政府直接面对百姓，具有较强的基层治理意义。其三，清代县级政府以“一人政府”为特征，知县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高度集中。在研究中，张晓鸣将知县的科甲功名作为自变量，政府绩效作为因变量，其中政府绩效包括公共物品供给、完税率和司法判案效率三个指标。他还引入距离、人口密度、主要作物类型、城墙厚度等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具备科甲功名的知县表现出更高的政府绩效水平。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和显著性，他进一步通过主观绩效度量、司法效率分析以及家族政治关联等多项测试验证了结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系助理教授刁文天评议认为，本篇论文研究选题重要、数据难得且内生性问题处理得当，但仍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基准回归可能存在“官员特征”等遗漏变量问题；二是赈灾数据若由县官上报，则可能有虚报/瞒报风险；三是“才能决定晋升”的结论虽合理，但需进一步挖掘创新性；四是判案效率的重要性仅与知县行政+法律双重身份相关，需要更进一步探讨；五是应进一步讨论科举与捐纳的关系。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赵德昊分享了《观念变迁如何影响国家形态演化：基于对宋代新儒学的研究》。赵德昊指出，学界在古代中国国家形态演化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关注于“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但对于“海内为郡县”之后的国家形态演化却鲜有探讨。本研究聚焦于唐宋变革之际，探讨观念变迁对国家形态演化的深远影响。赵德昊首先分析了思想危机作为观念变迁的关键动因，并进一步探讨了观念变迁的路径、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以及新儒学在重塑国家形态中的塑造性作用。他指出，宋代的新儒学通过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学校的规模化发展、乡约制度的制度化，以及宗族文化的理学化，为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类似于“规训革命”的效果。这些变化不仅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显著增强了国家的基础能力，推动了国家形态的演化。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对口支援）黄晨进行评议，黄晨认为，这篇论文以思想史和制度史为基础，将“新儒学的现代政治价值”这一核心问题实证化，具有创新性和较强的理论贡献。他建议在文献回顾部分之外，避免重复已有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中的描述性内容，更加突出原创性贡献；根据写作目标，适当缩短或补充因果链条的逻辑；此外，在讨论自变量时，应注意区分新儒学的不同类型；在讨论因变量和中介变量时，需要辨析乡约和宗族的具体类型，突出具有更高理论价值的部分。

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硕士生王建强以《分裂之家的危机：血缘家族网络与国家建设—两汉与西晋三朝的比较历史研究》为题进行了分享。他通过对两汉与西晋三个朝代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为何三个朝代均高度依赖血缘家族网络实现建国，但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东汉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国祚，而西汉与西晋则陷入了频繁的政变与叛乱。他从理论角度梳理了家族网络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精英权力分配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他提出，血缘家族网络在凝聚政治精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东汉早期的政治稳定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对此，何家丞认为这篇论文在问题意识层面，提出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社会科学问题，试图寻找差异化结果的根源，寻求一种因果解释，对文献梳理较为扎实，能使用较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和数据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构建因果机制。然而，论文在逻辑和观点层面、时间角度，以及写作呈现的细节上仍有进一步的完善空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黄清源的发言题目为《春秋时期诸侯国灭国再复的案例探讨》，他回顾了晚清以来关于“春秋国际公法”“霸权论”以及“效率导向型文化”对春秋国际秩序的解释，指出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春秋时期诸侯国灭国后再复的现象。黄清源从礼义视角出发，提出基于礼义的战争规则在灭国这种极端案例中仍具有重要影响力。他通过《左传》中的153次“灭”相关记载展开分析，筛选出58项有效记录，其中28个未复国，15个成功复国。他以“楚灭陈后再复”为核心案例，阐述了效率导向型文化无法完全解释灭国后复国现象的观点美国邱博学院，活动回顾 | 第六届“历史中的国家与治理”学术工作坊会议纪要，并强调礼义因素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重要性。

针对黄清源的研究，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张佳威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论文结构相对完整。如果基于社会科学的标准评价这篇论文，在内容和方法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在内容层面上，战争规则的定义和战争与礼义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对赵鼎新教授提出的相关理论回应性不足，部分论据未能有效支撑核心假设。在方法层面上，研究为何聚焦于春秋时期，而非包括东周中晚期，尚需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对“灭”与“入”的部分案例关注不足。极端案例的使用尽管突出了战争规则的重要性，但未能排除其他变量的作用。

最后是本次工作坊的总结致辞环节，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乐明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对口支援）黄晨致辞。刘乐明副院长对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和青年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刘乐明高度评价了工作坊的学术价值，指出讨论过程热烈、内容充实、成果丰富，充分展现了历史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活力。与会青年学者在量化研究、档案资料整理以及定性研究等方面的扎实努力彰显了政治学未来发展的希望。

黄晨副院长从学术特色角度总结了本次工作坊的亮点，认为其实现了三个重要结合：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以及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结合。黄晨向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发出三项邀请：一是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合办的“历史中的国家与治理”工作坊；二是欢迎大家积极申报“历史政治学奖”评选及“数据库和案例库建设资助计划”；三是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中国政治学》杂志。黄晨表示，相信经过各位的持续支持和学术贡献，我们的历史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会越来越好，也会对中国研究越来越重要！期待明年在人民大学再会！

撰稿 | 冮 宁

摄影 | 陆朱海、邱 爽

初审 | 杨端程、何家丞

终审 | 黄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