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生联考艺考，产业化的华侨生联考

正如逐渐产业化的华侨生联考一样，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是由于考生的素质造成的，而是由于学生生长的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决定的，在考生身上则是由其家庭的财力物力决定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不是按照考生的能力分配，而是按照考生背后家庭的经济实力分配。

一个高中生，如果在国内参加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往往会面对来自如下几个群体的竞争者。

首先是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培养出来的两类考生，一类是艺术生，一类是竞赛生。这些考生往往在进入高考考场之前就可以获得名校的保送名额，可以直接越过动辄百万高中生的残酷内卷而直接跨入大学门槛。但是这两类考生的培养却极其依赖于原生家庭能够在社会上寻找到多少资源，比如美术生需要接受的绘画课程，日常绘画所消耗的材料，临近艺考的集中训练等等。总之，这些家庭如果可以负担得起整个流程大概十几万的开销，那么他们大部分都可以被划分到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中产阶层。

但是，具有给考生砸钱的能力是一回事，是否真的在行动上砸钱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个中产阶层的家庭不愿意过早的规定考生的专业选择，或者考生自身的文化课应试能力还比较强，节省一大笔开销就成为必要的选择了。这样，考生们就需要和没有什么经济实力的家庭出身的同学一起竞争。近几年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小镇做题家”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十八线小城市或者县城，没有接受大城市重点中学或者课外辅导机构培训的机会，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牺牲娱乐和培养兴趣爱好的时间，甚至透支自己的睡眠，最终得以在高考中取得一个还不错的成绩，进入重点大学。一个考生在你追我赶的竞争中，在社会上对高学历的追求中，力求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将自己出卖的更高价格，而被迫牺牲发展的机会，成为了做题家。中产以下的家庭出身的考生还有另一条出路，就是体育生，虽然其训练过程中的开销相比于高中学费仍然要多出将近一半，但相比于中产出身的艺术生或者竞赛生，对于大多数市民家庭还是承担的起的。

以上是两类家庭出身的考生在面临高考——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几种不同的出路，但是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中，还有一条隐蔽的通道——华侨生联考。

对华侨生联考略有耳闻的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考试简单、录取分数低、名校录取率高。显而易见的是，在不参加一般高考的情况下，想要升学都需要家庭额外的大量的开支，华侨生联考也不例外。在教育界日益产业化、市场化的今天，通过这条隐藏通道要花多少钱，要经过什么样的灰色产业链，究竟是哪些人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开销，作为华侨生参加高考占用了多少内地考生的名额，这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关注教育公平的公民们应该仔细思考并给出自己的答案的。

那么，什么是华侨生联考呢？

华侨生联考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院校联合招收华侨及港澳台地区学生考试”，即教育部单独为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学生设计的高考制度，目的在于满足海外华侨及港澳台学生回祖国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

既然是为了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学生专门设计的制度，为什么还会引起内地的家长或考生的不满呢？显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华侨生的身份是可以通过某些渠道获得的，并且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并放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

首先，家长及考生至少需要提前两年以上获得海外身份，而且在报名前两年内，考生需要在海外身份国实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一方面，考生和一位家长要取得国外的永久居留权，另一方面，考生还要证明自己在国外的居住时间达到一定长度。这样，生产一个华侨生联考资格的产业链就分为两个部分，基础部分是获得永久居留权，进阶部分是要在居住国接受教育培训，以应对未来的“高考”。

以某移民机构的广告为例，申请永居身份的去向集中于葡萄牙、塞浦路斯、希腊等南欧国家。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主要方式是买房华侨生联考艺考，产业化的华侨生联考，标价最低的马耳他为例，至少需要投资6万欧元才能拿到永居身份。而移民机构也相当精明的采取了一条龙服务，在马耳他设立了各种培训机构，承接了产业链的进阶部分，保证了利润稳稳地流入同一个口袋。

在国外期间，父母一方的陪同也会造成家庭收入的降低和总支出的增加。

但是参加华侨生联考的门槛还在不断地筑高。在经历了国外至少一年半的移民生活之后，学生们要重新回到国内参加考试，就需要学习国内的高中教育科目和知识，这是整个产业链的最后阶段，也就是考前冲刺培训，大概需要花费七八万人民币。

总的来说，要想在国外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在经历完整的生产流程后，一个家庭至少要花费三百万人民币以上，才能最终让孩子踏入华侨生考场。

在移民机构的广告上，2020年参加华侨生联考的人数只有四千人左右，而考入双一流大学的比例却达到了惊人的75%。简单的试题和极少数的竞争者加在一起，也就不难想象考试结果的合理性了。

根据央行公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负债情况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平均317.9万，中位数为163万元华侨生联考艺考，其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也就是说，假设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国家庭要想资助孩子参加华侨生联考，有极大的概率是需要抵押住房或者出售房产来筹措资金的。根据官方数据，月收入达到5000以上就已经超过了90%人口的收入。因此，进入一定的名校却并不能保证孩子能够在未来的更激烈的竞争中回报父母投入的巨额成本。

无论中国的中产家庭怎样挣扎在通过争夺教育资源来实现阶层跨越的边界线上，使用怎样的手段，经过灰色的产业链，生产出来的合格的产品——能够越过正常高考而进入名校的学生，家庭却并不是受益者。中产家庭在市场竞争中积攒下来的财富总是被各种的教育资源的垄断者视为待宰的羔羊，无论是衡水中学高企的学费，还是外国居留权换来的考试资格，只有牵线搭桥的中介在其中是稳赚不亏的群体。正如劳务市场的人力机构一样，榨取剩余价值往往在生产之前，全产业链的垄断也使得中产家庭无处可逃，只得敞开自己的小金库，乖乖的听从中介的安排。

我们所谓的高考公平，只有在考生踏入同一考场，面对同一份试题，按照相同的评判标准给分的时候才是存在的。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在城市的工厂车间，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考生并没有可以投入三百万巨资来帮助其躲过n轮复习的父母。真正的高考已经在考场外结束了，当考生写完卷子的时候，不是勇士收刀入鞘的英气，而是发散自己终于参与了劳动力再生产重要一环的委屈。

正如逐渐产业化的华侨生联考一样，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是由于考生的素质造成的，而是由于学生生长的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决定的，在考生身上则是由其家庭的财力物力决定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不是按照考生的能力分配，而是按照考生背后家庭的经济实力分配。

华侨生联考的政策本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规律的无处不在而被背离了初衷，在这样的环境下，高考的公平也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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