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算是中国人吗，华侨沉浮记：1949年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

几番归来话沧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中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希望报效国家。广为人知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归国故事，即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热忱。

1999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专家中，有21位是归国华侨、留学生。不仅如此，当年轰动一时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正负电子对撞机、洲际火箭等一系列新中国科技成就，都是在归国华侨的作用下成功的。至于体育、卫生、教育领域的归侨人士，更扮演了拓荒者与推动者的角色。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后来追访的泰国归侨尹礼虎曾回忆道，当年他们的船驶进中国港口时，船上的一位老师指挥大家唱起《歌唱祖国》。

回来后，“侨务局给我们作形势报告，平时看的是苏联影片，还参观土地改革成果展览。以后就送我们到补习班，大一点的就送到技术学校培训，年龄小的安排到学校，费用全部是国家承担。”

当初中国政府为经济困难的归侨发放助学金，每年寒暑假都组织侨生冬令营或夏令营。新加坡归侨卓炳芳后来曾回忆，“我们这些远离亲人的侨生，深感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针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的排华事件，中国政府在提出严重抗议和交涉的同时，开始反思侨务政策。1951年，周恩来指出：“我们愿意勉励华侨尊重一切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他指示中侨委着手研究华侨的国籍问题。

庄希泉担纲的中侨委政策研究司提出，应该改变以往双重国籍的政策，在欢迎广大华侨归国参加建设的同时，也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加入侨居国的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先后与印度尼西亚等国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之后的5年内，中国政府共计接收归侨17.8万多人。

60年代，印尼掀起排华高潮，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接侨客轮返抵广州黄埔港时，就是庄希泉和廖承志在码头上迎接。

至6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形势恶化，“海外关系”也成了侨生身上沉重的包袱。

到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前后，邓小平多次对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承诺，要求华侨遵守当地法律和管理，尽公民的义务。

时任泰国总理江萨的话很有代表性：“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与之呼应的是，中国政府对华侨寄予厚望。1977年邓小平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3000万华侨华人是了不起的力量”。两年后，邓小平继续鼓励“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

华侨，又开始帮助中国了。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彼时在侨务部门负责侨资引进工作的老归侨张从汇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那时他经常到机场迎接一些相识的华侨老板。然后，他用得到领导授权的“红色热线电话”打到副总理办公室。“人来了，你们谁见?”通常情况下，早上打通电话，晚上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国家需要这些华侨来投资嘛。”

1978年，国家外经部办公厅主任庄炎林调任新成立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国家旅游局。

这次调动是主管侨务的廖承志要求的，希望他解决北京缺乏高档宾馆的问题。

当时国门初开，入境人数猛增，1978年即达180.9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人数的总和。但北京彼时仅有7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张，实际达到接待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

邓小平的算法是，一个外国旅游者如果在中国消费1000美元，一年接待1000万人次旅游者，就可以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1979年1月，邓小平同国务院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指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

于是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就是刚刚上任的庄炎林。

第一批作为引进外资的试点项目，由庄炎林主持论证和谈判的长城饭店、建国饭店，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批合资企业。建国饭店的注册商标批号上醒目地写着“002号”。

这背后是华侨华人又一次空前的回国高潮。上世纪90年代，相关部门统计，归国华侨达到了一百余万人。及至2003年，据中国侨联的统计数据，国内仍有新老归侨超过100万人。

1988年，庄希泉辞世，享年100岁。新华社电文称其为“著名的爱国侨领、新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

庄炎林记忆犹新的故事，是筹建北京丽都饭店。

1983年，为完成父母遗愿，丽都饭店的投资者、新加坡华人罗新权计划在北京建造一座2000间客房的综合性饭店。但是很快有人向中央状告丽都饭店在合资过程中，中方损失巨大。

于是丽都被要求一面施工，一面接受检查。检查组规格很高，组长是中顾委常委伍修权，组员则是一批正副部长、军级、司局级干部。

历时3个多月，检查组未查出任何问题。

新的告状信神秘出现，提醒彻查国外进货的原始单据。

罗新权失望了，“我不干了，已经投入的1000万美元算我捐给国家行不?”庄炎林开导他：“事情好坏说不清，还玷污了清白之身。”最终，重达90多公斤的原始单据从海外空运过来。

1984年2月15日，丽都饭店在漫长的审查过程中迎来了第一期530间客房营业的日子。但开业第一天只住进10个客人。

罗新权急坏了。

无巧不成书，一周后，首都机场300多名客人因故滞留。得到消息的丽都马上组织车辆直奔机场，一些客人惊奇地发现：“这里还有个这么好的饭店?”

丽都开始了它的辉煌。

也是在那一年，邓小平对“海外亲人和朋友”的帮助表示感激，同时也希望他们“今后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邓小平认为中国“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

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代海外华侨华人了。

对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来说，华侨是一个存有特殊情感和认识的人群。由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末带给中国的特殊影响，人们给这个群体也打上了这样那样简单而统一的标签。

其实，海外移民和具有相同族裔、文化传统或心理特征的他国居民，在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国家安全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中国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的某些期望，相对显得现实而简单。事实上，这也曾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不能回避的是，这个群体将在中国对外交流以及国家发展中长久存在。

改革开放，给世界送去了一批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华侨华人，被称为“爱国华侨”的一代人也已进入暮年，他们的子孙对于中国也有着或许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走向世界大国的进程中，中国该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

从“支那”到“中华” 家国史中的华侨沉浮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有些历史注定要留下鲜明的底片。

2014年3月，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签署的2014年第12号总统决定书中，“支那”一词被正式改称为“中华”。

这对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上千万中国族裔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消息。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一部影片成为揭开全球华人伤心往事的导火索。它叫《我是杀人魔王》，这部有关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反华事件的纪录片，成功入围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

影片入围的背后，撕开的是东南亚华侨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大量华人死于当局发动的大清洗。

在此之前的历史，是无数华人背井离乡的悲壮演义;在此之后，是全球华人飘摇生涯的巨大转折。

在全球移民史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叙述中，这是一个与祖(籍)国有着空前紧密关系的群体：从远赴重洋讨生活到烽烟岁月里倾囊资助祖国抗战，从冲破阻挠返回祖国效力新政权参加建设到改革开放后大量回流的壮景，华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演绎了一幕幕大剧。

随着老一代“爱国华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年轻人，对中国是否依然心存与父辈祖辈同样的情怀?他们在这个蓬勃的国家中是否还有自己独特的角色?

《瞭望东方周刊》希望能够窥见真相。

风雨飘摇下南洋

多年以后，再次回到印度尼西亚探亲的陶金汉发现，当年被大火烧毁的房子依然是黑色的。他不无遗憾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雅加达最热闹的那个地方，还有房子没修起来。”

这位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击剑国际级裁判所称的大火发生在1960年。那一年2月2日，印尼邦戛发生大火，华侨的房屋店铺多被烧毁。

生活无着的当地华侨向印尼当局递交了请愿书：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这场火灾使其无法继续居留，只有回中国一途，要求印尼政府保证他们安全离境，回到中国。

在中国驻印尼总领馆的安排下，他们被用小船送到停泊在印尼外海的中国接侨船。

这就是“新中国第一次大撤侨”，最终有6万多人回到中国。

大火，只是华人离开印尼的原因之一。

在1958年底，苏加诺出任印尼总统，以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等为首的亲美势力掌控内阁。很快，有损华侨利益的名为“扫除殖民经济残余”的经济政策出台。作为一系列类似政策中的一个，1966年印尼议会通过法令，禁止称中国人为或者，要称Cina，也就是所谓“支那”。

事实上，自1958年开始，印尼各地就出现了武力逼迫华侨迁移的事件，最终促发两国的外交冲突。

1960年1月20日，中国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口接运华侨回国，国务院也发布“在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地的港口，设立接待华侨的机构”等指示。

中国政府决定，“在广东、云南、福建、广西扩建和新建国营华侨农场，集中地大量安置归侨，发挥他们的特长，种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回国的华侨学生和具有培养条件的社会青年，分送各学校学习。一些年老无亲人依靠的归侨，则安置在归国华侨养老院。”

如此，在中国迁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风雨下南洋，在经历了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后，终于画上了一个分号。

中国历代王朝的末年，大多有不堪战乱的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主要迁徙地和避难所。

华人向东南亚发展，自唐朝始，沿海居民，出海捕鱼，行至东南亚诸岛。至南宋鼓励海外贸易，沿海居民竞相到海外发展。

清康熙年间，朝廷曾诏令华侨限期归国，但彼时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时期，劳动力需求量非常大，这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言，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而据统计，1864年到1948年的84年中，从海外至中国的侨汇折合共约35.1亿美元。与之相应的是，清光绪十九年，针对华侨的海禁被废除。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外华侨很难回到自己的祖国。1749年，南洋华侨陈怡哥携家眷回国，被清廷诏令“远戍边疆，资产籍没入官。”

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于清末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务院侨务办原副主任、第四届中国侨联主席庄炎林的父亲庄希泉，正是这场革命的实际参与者。

武昌起义之后，庄希泉被革命军政府派往南洋向华侨商界劝募。庄炎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缘于海外尤其是南洋的华侨革命基础，银行决定向南洋华侨商界劝募股份。”

庄希泉很快见到了新加坡华侨商会董事长陈嘉庚。

陈嘉庚一直赞助革命。他曾在新加坡见到自美国回国的孙中山，得知孙中山为节省开支竟乘坐二等舱，认为不能降低威仪，于是相赠一万元作旅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陈嘉庚又汇去5万元大洋。

庄希泉抵达之前，陈嘉庚已发动当地华侨为福建军政府汇去数十万元。听了庄希泉的募饷计划，由陈嘉庚出面聚集，侨商捐援汇沪银24万余两。

在新加坡，经南洋同盟会总部部长黄金庆介绍，庄希泉加入了同盟会。

庄炎林对本刊记者讲述道，在南洋同盟会总部机关里，庄希泉面向孙中山像宣誓：联盟人福建省厦门人庄希泉，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失钟华侨算是中国人吗，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同仇敌忾御外辱

在陈嘉庚的帮助下，庄希泉在新加坡还创办了“南洋女校”等多所学校。

庄炎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他应邀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100周年大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告诉他，自己曾在“南洋女校”附设的南洋小学就读。

孙中山曾称“华侨是革命之母”。彼时，大量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更有大量华侨针对袁世凯篡权组织了“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参加反袁作战。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军东南亚，当地一些华人家族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每房都带走三四个人回老家，为的是“留种”。

这样的“留种”始终在持续，不过有各种表现形式而已。

抗战期间，以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为首的海外华侨，再次捐献大批资金、药品支援抗日前线。大批海外华侨以“南洋机工、华侨飞行队”等形式，直接投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

新加坡华侨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在新加坡登陆，最终坚持11个昼夜。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对所有18至50岁的男性华人军民进行“大检证”，其实是一场灭绝人性的残杀。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亚，12万英军在3万日军的攻击下投降。

印尼归侨郭亿器为《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显示，1942年，日军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登陆，一群华侨志士成立了两个秘密抗日组织：苏岛华侨抗敌协会、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此后，两个组织合为苏岛抗日反法西斯总同盟，领导当地华侨抗日活动。

抗战军兴，庄希泉一家人也没能躲过历史洪流。

早在1930年，庄希泉就前往菲律宾，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反蒋抗日工作。

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海外部计划与英方组织一个“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南洋华侨林谋盛和庄希泉之弟庄惠泉受派参加组训工作。庄炎林称“此后，中英两国合作成立‘一三六部队’，中方负责为其输送优秀华侨青年。”

1943年，林谋盛与庄惠泉同时被委任为中英美盟国组织的“收复马来亚区”的正副区长，授盟军上校军衔。

他们告诫部队：“大敌当前，正为吾人报国之日。”临行前，两人又对换保存遗嘱，无论谁有不测，生还者须照顾殉难者妻儿。

抗战期间，庄希泉胞弟庄朝开的财产被日军劫掠一空，在贫病中离世;胞弟庄朝荣、堂弟庄朝瑞因参加抗日，受尽日军酷刑;排行十六的胞弟庄朝松在新加坡沦陷后，参加游击抗日，被日军逮捕后，于抗战胜利前夕被绞死。

林谋盛奉命潜入马来亚后被捕，于1944年6月被杀。日本投降后，庄惠泉前往马来亚，寻觅到林谋盛的骸骨，予以隆重安葬。

“我要回中国了”

1949年，华侨又回来了。

彼时中共发出了筹办新政协的信息。在香港，负责联络华侨、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对庄希泉说，“中央打算请嘉庚先生来做新政协的华侨首席代表。”

与陈嘉庚私人情谊甚佳的庄希泉，被新政权派做特使，前往新加坡“面邀嘉庚先生北上。”庄炎林后来听说，是周恩来亲自点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中侨委”)，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庄希泉等为副主任委员。1978年12月，庄希泉出任全国侨联主席，并于1982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特批入党。时年95岁的庄希泉成为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侨居国政府推行排华政策，大量华人、华侨被迫返回中国。如1954年菲律宾制定新政策，禁止华侨开办新的零售商业，老侨退休或死亡后，后代没有继承权20万在菲华侨生路受到威胁，相当多的人选择回国。

为安排难侨，中侨委于1951年8月增设生产救济司，庄希泉任司长，后又兼任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

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中侨委在北京和各大侨乡开办了几十个华侨农场，对归国的华侨和难侨分别进行妥善安排。到1956年上半年，超过20万人的归侨、难侨被安置。

根据中央统一安排，回国华侨首先进入各地华文补习学校学习，然后再分配工作。

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俗称北京华侨补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华文学院。2013年年底，在北京华文学院的校友新年联谊会上，众多老校友们再次相聚在一起。

上世纪从印尼回来的校友朱添华觉得，现在很多人很难理解那一代人回国的选择，“我们那时候回来，确实是一心一意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不要父母”。

亦有一些力量做了工作，“十几岁的学生，在我们华校老师的感召下，觉得应该回到祖国。”朱添华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自己当时就是“十几岁的学生。”

在移民厅按了七八十个指纹后，朱添华被印尼当局收走了出生证。“要我们宣誓，走了以后，放弃印尼护照。”

于是朱添华宣誓，永远不再回印尼。

临走之际，他才告诉父母，“我要回中国了”。面对惊愕的双亲，朱添华慰藉道，“家里孩子多，就当把我送给祖国了吧”。

1951年6月21日，朱添华与学生们一起上船。大约一周的海上归程后，他们听见了码头上震天的锣鼓声。

中共新政权成立后，印尼华侨子弟陶金汉想回国读书，但姐夫对陶父说，孩子回去该去朝鲜战场了。被拒绝后，陶金汉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自己“闷闷不乐，像着了魔一样”。

1952年，父亲松口，临走前把陶金汉和姐姐叫到一起说，“你们回去看看，如果家里好，我也得回去了”。

1979年，78岁的陶父回到中国，与儿子一起生活9年后，安然离世。

陶金汉在华侨公墓为一家人选了一块三层墓地，“我爷爷的，我爸的华侨算是中国人吗，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