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美国物业顾问机构发布最新调查报吿指,香港的楼价是全球87个大城市中最高的,是平均家庭年入息的19倍,这是香港连续第6年成为该调查中楼价最高的城市。
其实,高房价影响到的远不止是“住”的问题。不断推高的香港楼价、房租,不仅桎梏了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路,也吞噬了产业发展空间,阻碍了新兴经济的发展。
久而久之,香港经济结构单一化、空心化日趋严重,地产经济独大,中小企业失去生存空间,社会渐失活力,中产向下沦陷,青年难觅上升通道,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美国大型地产商,社会矛盾不断产生。
数据显示,从1996年香港工作人口每月主要职业收入和住户月入中位数分别为9500港元、17500港元;到了2014年,这两项分别为14800港元和23500港元,分别仅增长56%、34%;同期,香港GDP总量增长92%;但一些地产企业的净资产则暴涨473%。
显而易见,这种财富分配失衡、向上流动渠道窄化的局面,最终扼杀的是香港创新创业奋发进取的精神。
所以香港有一种颇有市场的意见认为,“地产霸权”控制香港,质疑香港地产商有效操控全港市民需要的商品及服务的供应及价格(包括地产、电力、煤气、巴士、小轮、超市等),通过主宰这些事实垄断的经济命脉控制社会。
根据《福布斯》2014年的统计,在港排名前50的富豪或富豪家族中,以房地产业或房地产业为核心多种经营的有20位,且排名均非常靠前。
有香港评论者指出,香港历次大规模游行或抗争的背后,“住房难”都是最大的怨气源头所在;香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房屋痛苦指数居全球最高是核心因素;除去政治原因,青年成为社会运动主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是房价使青年上楼无望并极大扼杀他们流动到社会中上层的机会,使之强烈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刘兆佳就曾指出,回归后香港贫富悬殊快速恶化、“厌富”和“仇富”情绪弥漫、社会冲突上升、底层人士实质生活水平下滑、中产阶级两极分化……社会上累积了大量怨气、民粹主义爆发、反权威和反建制主义蔓延,人们普遍对自己、下一代和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观和担忧。
6月14日,因占领香港立法会被警方带走的年轻示威者(来源:香港星岛日报)
转机
希望理性解决问题的各方,显然也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比如,特区政府近日推出房屋空置税,落实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所提的“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征收’额外差饷’”,意在为楼市降温;
香港最大政团民建联近日建议,特区政府应积极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把土地收回作公共用途,增加土地供应,大量兴建公营房屋;
由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牵头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25日建议特区政府参考新加坡组屋模式,推出“港人组屋”计划,政府应重推“租置计划”,具体内容包括以平均单位市价的二五折出售公屋单位,为40岁以下首次置业但不符合申请居屋资格的青年提供“首置免息贷款”等;
香港地政总署26日发布公告,称根据《收回土地条例》等多项法规,拟收回逾748幅私人土地,涉及面积约68公顷,以发展位于香港北部新界的新市镇工程。
看起来,一场瞄准香港最大痼疾的攻坚战又要打响。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针对香港住房难问题,历届特区政府都曾有所行动,但出于种种原因,收效都不甚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政策总是遭遇巨大阻力,包括反对派“拉布”,有隐藏势力撑腰的各类团体抗议等。
香港要解决住房问题,增加土地供应是王道。跟一般人印象大相径庭的是,香港富余的土地并不少,香港土地面积约为1106平方公里,已发展的土地只有四分之一,约276.6平方公里,其中真正用作住宅用途的土地,只占整体土地的7%。
而未开发的土地中,除了占大头的法定不可开发的郊野公园外,约有50平方公里是农地,当中约9.71平方公里农地由大地产商持有。
香港民众对大地产商有怨气,媒体对地产大亨“囤积居奇”的批评也一直没有断过。按照2012年、2013年底的数据,主要地产商与特区政府拥有的土地储备相比,比例大概是8:2——土地储备8成在主要地产商手里。拿着土地不开发,“捂着”等涨价,是常见的操作手法。
现在,四大地产商之一的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动出来捐地,且一次就捐了近30万平方米、总价值约33.7亿港元、全部开发可惠及4.5万户家庭的地,绝对是一股难能可贵的新风美国大型地产商,给事情带来了转机。
民建联建议,特区政府应积极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来源:香港星岛日报)
良策
香港的住房问题成因盘根错节,因而被人称为“死结”。但如果地产商都像新世界发展那样,愿意回馈社会,以各种形式增加土地供应,降低房价,则“死结”有望解开。
实际上,其他几大地产商已经陆续给出正面回应了。
新鸿基地产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曾表示,明白香港房屋供应严重短缺,愿意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增加房屋供应的措施,并会尽最大努力加快兴建住宅项目;原则上支持及欢迎特区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农地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提出的“土地共享先导计划”。
对于新世界本次捐出农地,恒基地产表示,此前曾捐地兴建安老院舍,青年宿舍及提供单位作过渡性房屋,该公司乐意与政府磋商,积极协助增加房屋供应,照顾不同阶层的需要。
长实集团则回应说,农地用作房屋发展,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让有需求的人士受惠,该集团会就此作出研究。
应该说,香港有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有待解决,住房问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要解决住房问题,需要包括大地产商在内的各方一起参与,给出综合方案。
有论者指出,香港“仅靠转口贸易倒买倒卖,仅靠炒楼炒股搏资产升值,这样轻松赚钱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要让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投入制造和创造,首先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打破地产独大的局面,否则创业拼搏都可能沦为一辈子为地产商打工,高昂的租金尤其扼杀创新空间。
比如与香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有论者指出,香港与新加坡同为“四小龙”,均为城市、多有竞争,曾经香港一度领先;同样,新加坡人均GDP在2003年反超香港,到2010年时更是高出39%。十年时间,香港名义人均GDP增长25%,同期新加坡却大涨87%。
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新加坡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并且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一个关键性因素不容忽略:新加坡2007年便已实现自由住房率90.7%,81%的人口都居住在政府建设并廉价卖给市民的组屋中,人均居住面积30平米。
同样,政府也应着力破除过度依赖土地的财政收入结构。受制于财力,政府难以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受制于财政收入结构,亦会在政策选择的腾挪空间有限。香港信奉“小政府”,但不能变成“弱政府”;香港信奉自由市场,但不能变成嗜血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原教旨资本主义”。
香港的问题需要大企业担起社会责任,因为其贫富悬殊程度已高于世界多数发达地区。“东方之珠”要重现光芒,需要各阶层和衷共济,共谋良策。解决顽疾,需要找准病根,但更需要信心、决心和药方,需要团结、勇气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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