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华侨华人，【学党史·忆侨史】㉘华侨与辛亥革命

华侨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推翻帝制， 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孙中山还说过许多类似的话，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是：“华侨是革命之母。”

希望祖国强盛 支持革命组织

在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早已经遍布于世界五大洲。据中外一些学者估计，1902 年至 1908 年的华侨人数达到 700 万至 900 万。他们有的因为在国内谋生非常困难，不得不到国外去找生路；有的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拐骗和强迫到国外去充当契约劳工；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国内政治灾祸，不得不到海外。

清政府长期把华侨看作背弃祖宗庐墓的“天朝莠民”。经过千辛万苦才有点积蓄的华侨回到国内，又常常免不了遭受敲诈勒索，这使他们不免感到悲愤。华侨对侨居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却遭受种种歧视和虐待，他们甚至遭受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残酷的迫害、屠杀，许多地区排华暴行层出不穷。可是清朝统治者长期认为华侨“自弃王化”、“咎由自取”，听任他们由人凌虐宰割。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列强侵略之下，已经岌岌不能自保，根本没有保护华侨的力量。

由于这些原因，华侨迫切希望祖国强盛，并且有个良好的政府关心他们的疾苦，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他们在国外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华侨里面出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首先是大力支持孙中山在海外创立的民主革命组织。

孙中山于 1894 年 11 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首先参加兴中会的20 多人都是华侨，包括工人宋居仁、李杞、侯艾泉和资本家孙眉、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等。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这同华侨的爱国愿望完全符合， 因此， 得到许多爱国华侨的同情。1895 年春兴中会在香港成立总部， 得到了许多港澳同胞、 华侨以及与华侨有联系的志士的热烈支持。不久日本和越南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兴中会机构。后来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猿园园 多人， 其中来历清楚的 279人里有华侨 219 人，占苑愿豫。在这些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占 源愿豫，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可见华侨是支持兴中会的重要力量，华侨资产阶级倾向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很大；参加兴中会的华侨，就他们所属的阶层来说，那是相当广泛的。

当时美洲的洪门组织在华侨中有很大的影响，估计当地华侨百分之七八十加入了这个团体。孙中山为了争取洪门组织为革命效力，亲自参加这个组织， 于 1904 年为它重订章程， 规定一律称为致公堂，并且把兴中会的誓词当作致公堂的宗旨，鼓励致公堂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5 年 8 月，兴中会同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所组织的光复会以及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同盟会在南洋、 欧洲、 美洲等地都设有支部。它在国内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在国外华侨中却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 特别在华侨最多的南洋，工作进展更为迅速。它的南洋支部，最初设在新加坡晚晴园，后来迁移到槟榔屿。在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缅甸、越南、柬埔寨、暹罗（泰国）和菲律宾等地都有同盟会的组织。到 1908 年， 仅南洋英荷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通讯处 100 多个。1910 年同盟会在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支部，不久美国西部就组织了 15 个分会。“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有些华侨带着儿子一同入会，还有些华侨特地回国来发展同盟会组织， 同盟会在厦门的机构就是由华侨发起的， 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华侨是同盟会强有力的支柱。

不怕流血牺牲 英勇参加战斗

华侨对辛亥革命另一个巨大贡献是英勇参加多次革命起义。

从兴中会成立的第二年 1895 年到 1911 年武昌起义这 16 年中， 孙中山直接间接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他对起义的策划，除了把会党和新军当作主要的联络对象，也把华侨当作骨干力量。

1895 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跟随他由檀香山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子等华侨。1900 年 10月的惠州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二次武装斗争，邓荫南、宋居仁、卢文泉等华侨也参加了。

1907 年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革命机构， 在广东、广西、云南一连发动多次起义,这一系列起义都有不少南洋华侨参加。其中 1907 年 5 月的潮州黄冈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同年 6 月新加坡华侨邓子瑜指挥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两次起义都以华侨为主要骨干。1908 年 3 月钦廉上思起义的主要力量， 是以华侨为主力的短枪队 200 多人。在1907 年 12 月的广西镇南关 （现友谊关） 起义和1908 年 4 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中， 越南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和运输军火粮食，很多还参加了起义队伍。

最壮烈的一次起义是 1911 年 4 月 27 日的广州起义，也就是黄花岗之役，这是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策划的，得到华侨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志士回国参加这次起义，仅从新加坡、 槟榔屿等地回来的估计就不下 500人。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首，组织了敢死队回国；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华侨也有回来参加的。

这一次起义，本来计划挑选 愿园园 个革命志士组成敢死队， 其中多数是南洋华侨和留学日本的学生。临时由于情况变化，彼此没有联络好，敢死队没有全部到齐，结果只有一部分在黄兴指挥下进攻总督署。他们奋勇作战，但因为寡不敌众，终于失败。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遗骸，最初被同情革命的人士收殓了 72 具，合葬在黄花岗，所以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陆续查明还有 14 名烈士，共86 人，其中明确是华侨的有 29 人。

参加黄花岗之役的华侨烈士，有几点事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第一、 在 30 名左右的华侨烈士中， 工人占 10多名，其余有职员、教师、记者、商人、传教士等。华侨各阶层几乎都有参加这次起义的，但劳动人民毕竟是武装斗争的主力。

第二、 黄花岗烈士事先都抱定牺牲的决心，有不少人还留有绝命书。例如新加坡印刷工人李炳辉在回国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母亲，附有一首诗：“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可见烈士为了救国浙江华侨华人，不惜贡献他的年轻生命和牺牲家庭幸福。

第三、他们作战都奋不顾身。例如吉隆坡华侨李晚扛举起义大旗，在队伍前头勇猛冲锋，终于牺牲。新加坡华侨李文楷，在巷战中打死了很多敌人，自己身中数枪，坚持奋勇杀敌，一直到战死。

第四、不幸被捕的烈士，在审讯中和临刑的时候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例如河内华侨罗联在作战的时候被捕，对探监的族弟说：“我决心舍生取义，希望弟弟们继承我的遗志。”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他，他始终不屈服，在刑场还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亡! ”

这些烈士的事迹可歌可泣。董必武在辛亥革命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 ”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华侨也纷纷回国参加各地的武装起义， 组成北伐队、炸弹队、总统宪兵队等。例如当武汉军情紧急的时候，一批归国华侨工人组成敢死队，由上海赶往武汉去参加黄兴指挥的部队。云南腾冲同年 10 月 26 日的起义是由缅甸华侨张文光发动和指挥的。

创办革命报刊 抨击保皇谬论

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革命的诞生总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 宣传革命的道理。在这方面，华侨对辛亥革命也有重大的贡献。

华侨虽然早就渴望祖国富强， 但是他们同过去国内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摸索救国道路的初期，只有朦胧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民主革命这条道路的。而且最初华侨和国内老百姓一样，大都受着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 总希望有个“好皇帝”，所以听到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很多人“掩耳惊走”，认为“大逆不道”，甚至把他看作“洪水猛兽”。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 更非重视宣传工作不可， 而出资创办报刊来宣传革命道理的绝大部分就是华侨。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也在华侨中进行活动， 于 1899 年在加拿大首创保皇会，主张拥戴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他们的“改良主义”对当时华侨中一部分上层人士很有吸引力， 所以他们在世界五大洲的 170 多个市镇设立了保皇会，向华侨募捐到了不少钱。新加坡著名的豪富诗人邱菽园“散尽黄金剩鬓丝”，他的很大一部分资财就是捐给保皇党的。他们在许多地方利用华侨的捐款创办报刊，宣传保皇和反对革命，成为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大障碍。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在各地华侨的赞助之下， 也纷纷创办报刊，一时海外的革命报刊真像是“雨后春笋”。

参加同盟会的华侨还纷纷办起“阅书报社”，如新加坡的同德书报社、 槟榔屿的槟城阅书报社、马来西亚霹雳的益智书报社、 缅甸的觉民阅书报社、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等。仅荷属东印度的阅书报社就有 40 多个，缅甸也有 10 多个。这些阅书报社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主革命派经过同保皇党在报刊上激烈交锋，终于占了压倒性的优势。本来支持保皇党的人很多转而同情同盟会，连梁启超后来也称“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一场理论上的激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它的主要战场虽然不在国内，而在华侨众多的海外，但对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参加革命的华侨还注意向国内同胞宣传。例如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等把邹容所著的《革命军》翻印了 2 万多册，改名为《图存篇》，不但向华侨散发，还寄给国内各省、府、州、县的官绅以及北京翰林院和总理衙门。婆罗洲华侨黄乃裳就曾携带《革命军》5000 册回国散发，美洲《中西日报》也印发《革命军》11000 册。新加坡华侨黄世仲为了鼓吹革命，写了一部《洪秀全演义》在国内外发行，有人还把它编成戏剧。

1911 年 8 月 5 日，清朝最大的军舰“海圻”号访问古巴，当地三民阅书报社等侨团乘机向舰上官兵宣传，鼓动他们参加革命，感动了不少人。“海圻”号返航抵达上海，舰上官兵响应武昌起义，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踊跃捐助经费 开展革命活动

华侨在经济上支持祖国革命的功绩更加突出。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平时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等宣传费，孙中山、 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旅费和生活费等等，绝大部分是华侨供应的。孙中山回忆他领导起义的历史也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的时候，在经济上就是完全靠华侨支持的。当时在檀香山，孙眉自愿捐出一部分财产充当革命的活动费。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的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军费。

孙中山从 1895 年起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的一系列起义，每次军费都得到华侨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仅 1907 年至 1908 年两年的几次起义就共得到华侨捐助约 20 万元。黄花岗之役的军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 13 万元， 结果筹得港币 余元，其中美洲华侨捐了 77000 元浙江华侨华人， 南洋华侨捐了80000 余元。

武昌起义一开始， 华侨为革命捐款更加踊跃。广东、福建、云南、上海等地在光复中都得到华侨捐款支援。据当时广东省财政司收支总册报告，从1911 年 11 月 9 日到1912 年 5 月底这半年中，华侨支持广东光复和革命政权的捐款和借款就共达 多元。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财政非常困难，也得到华侨捐款援助。据陈宗山在《南洋华侨革命史略》中说：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达五六百万元。

关于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民主革命的贡献，有几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第一、 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了一些债券，但持有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例如西贡华侨李卓锋为革命捐了巨款，以致个人的经济非常困难，因此孙中山给他 10 万元的国债券， 他却把这些债券全部烧掉，表示决不希望任何酬报。

第二、有许多华侨为了革命救国，不惜倾家荡产。除了邓荫南、李卓锋等事例以外，还有华侨资本家林受之，为了革命用尽全部家产，以致子女不得不去当雇工。华侨肖竹琦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也把他的田产全部出售。槟榔屿的吴世荣等，也因为支持革命以致个人的经济事业遭受重大的困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第三、劳动阶层的华侨很多也慷慨解囊，支持革命。其中有许多事迹也很令人感动。例如在越南堤岸卖豆芽菜的黄景南，每天把赚到的钱投入扑满，作为革命捐款的储蓄， 最后把一生的积蓄几千元全部捐献。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得到一分钱，但是他把半生的积蓄 3000 元也全部捐献给革命事业。缅甸华侨工人黄群义也把平生的全部储蓄捐献出来。美国华侨餐馆和洗衣店工人以及新加坡的码头工人等等，也都对革命事业踊跃捐献。

第四、华侨中为数不多的大资本家也有捐献支持革命的。例如苏门答腊棉兰的大资本家张榕轩、张耀轩兄弟，虽然被荷兰殖民政府委任为甲必丹和玛腰， 张榕轩还花了 10 万两的银子捐得清朝一个官衔， 可以说同殖民政府和清朝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武昌起义以后，张耀轩也捐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原来张耀轩有一次要乘德国轮船去新加坡，可是德国轮船竟规定不许华人坐上等舱，给他一个不小的刺激。于是他们兄弟和张弼士三人发愤经营起一个轮船公司，规定不卖票给德国人。张氏兄弟于 1903-1906 年投资建筑潮汕铁路， 可是清朝政府为了要出卖路权给列强，竟利用“铁路国有”的名义，要用六成的股款强制收购铁路的股份。就是因为他们外受帝国主义的歧视， 内受清朝政府的敲诈，所以也希望祖国兴盛起来，并且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时候也倾向革命。

第五、捐款支持祖国革命的华侨分布于东南亚和南北美洲、澳洲、非洲、欧洲等地。港澳和台湾同胞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例如港商李柏（李纪堂）捐助革命军费，前后达 100 万元左右，也几乎牺牲全部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