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移民，德比童话⑭：爱丁堡的故事

每当俱乐部的开放日，弗兰克-杜甘都会坐在复活节路球场的总监会议室里向大家介绍：“我会去看希伯尼安队的所有的主客场比赛，包括U20队的比赛——但我永远不会走进泰因河城堡球场(同城球队哈茨队主场)，自从‘放开希伯尼安’运动之后就再也不会。”

(图)希伯尼安主场：复活节路球场

在众多狂热的球迷中，杜甘和另一位幸运儿脱颖而出，作为球迷代表一起被董事会任命为球队的非执行董事。当年天主教圣派翠克教堂青年组织建立这家俱乐部时，杜甘的祖父也是其中一员。对他而言，“放开希伯尼安”已经成为他家族世代传承的信念——他也清楚地记得这“希伯尼安”曾经距离消失是多么的接近。

【“放开希伯尼安”运动】

25年前，时任哈茨队主席华莱士-梅沙曾尝试收购深陷债务危机的希伯尼安队，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俱乐部在经历失败的融资后陷入风雨飘摇的危机，而梅沙却被时任希伯尼安队最大股东大卫-罗兰视为“救世主”。

梅沙主张让两家俱乐部实现联合，以达到资源共享的最优化。然而，两队的球迷对此异常愤怒，尤其是希伯尼安队的球迷。梅沙的主张遭到了极端的抵制——他曾收到夹在信封中的子弹和汽车炸弹威胁，不得不寻求警方的保护。

“放开希伯尼安”运动在此时应运而生，被希伯尼安球迷视为眼中钉的梅沙的收购最终以失败告终，汤姆-法尔默爵士成为了复活节路球场新的主人。梅沙承认自己当时的收购声明的确不妥，但他的家人却声称，从爱丁堡的这两只球队在之后的20多年几乎无冠的表现来看，梅沙的主张并非一无是处。

如果爱丁堡的这两支球队联合的话，能否在苏格兰足球史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呢？很难说两队联合究竟会带来多少有用资源，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为取得成绩而抛弃传统接纳宿敌的做法绝不会被两队任何一方球迷所接受——即使两队随后都未能取得任何像样的荣誉。

这桩收购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商业目的凌驾于两队的竞技关系之上。身为哈茨球迷的时任苏格兰国民党领导人阿莱克斯-萨蒙德曾说：“哈茨队落入了一个唯利是图而不管足球发展的商人手中。”梅沙根本没把这同城两队相爱相杀的巨大力量放在眼里，这也正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图)时任哈茨主席华莱士-梅沙

在接下来的1990-91赛季，当两只球队在复活节路球场相遇时，球迷的愤怒达到了最高点。英国足球经历了九十年代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而这场比赛更为英国足球增添了更多紧张激烈的氛围——希伯尼安球迷竭尽全力希望在对方身上实现复仇——因为他们坚信哈茨队是妄想把他们从足球版图上抹去的罪魁祸首。

1990年9月15日，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入了复活节路球场——这就是现在所熟知的“华莱士-梅沙德比”。当提到这场特殊意义的比赛时，杜甘摇了摇头：“当时的空气中弥漫着太多的仇恨与愤怒，从那以来，我再也没有经过如此激烈的事情。”

当年的联赛开局的前三场比赛，两队都仅取得可怜的一分。希伯尼安队仍挣扎在资产重组的乱局中，哈茨也由桑迪-克拉克暂时代理主管职务。现场气氛激烈异常，在开球之前就已然充满了火药味。警方让梅沙为安全起见而远离比赛。德比在那天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哈茨队在之前赛季的比赛中一直占据优势，表现也强于希伯尼安队。这场比赛中，哈茨队约翰-罗布森第12分钟先拔头筹的进球让主场球迷的愤怒升级，而随后克莱格-勒维恩和罗布森先后的进球让哈茨不到半场就取得3-0的领先。此时，怒不可遏的希伯尼安球迷已经冲进球场上，两队球员不得不提前中断比赛回到更衣室。

在平息场内球迷后，两队在下半场的比赛中都未能取得进球，哈茨队在大部分时间只是低调地倒脚控球。一些爱丁堡本地人透露，警方在中场休息时进入了哈茨队更衣室，表示为了防止球迷滋事，希望哈茨队下半场不要再扩大领先优势。虽然并没有典型的足球流氓参与，但那场比赛依然导致超过50名球迷被捕。球迷们在这场比赛中大肆释放着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愤怒。

作为一个依靠火山口为主要旅游景点的城市，足球从未引起过如此爆炸性的恐慌。哈茨队赢得了那场比赛，但从爱丁堡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件好事——“放开希伯尼安”运动在夏天取得了胜利。作为球队竞标要求的一部分，球队将在今后搬到市外新的足球场，使得爱丁堡第一次没有任何球队参加苏超联赛。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爱丁堡和里斯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很多人认为里斯市已经成为了爱丁堡的一部分。哈茨队球迷便利用这一点，称呼希伯尼安队为“里斯的小球队”。除了地理位置外，两队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就像其他拥有两只球队的苏格兰城市一样爱丁堡移民，德比童话⑭：爱丁堡的故事，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也在两队敌对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爱丁堡则更为尤甚。

(图)1973年在泰因河城堡球场进行的爱丁堡德比

将希伯尼安队留在苏格兰足球的版图，也许并不会阻止流浪者和凯尔特人对苏超长达三十年的绝对统治，但爱丁堡俱乐部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视，它对苏格兰、英国甚至世界足球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

【希伯尼安队的诞生】

时至今日，当你走过爱丁堡大学图书馆附近的梅多斯大草坪时，你也许不会想到，这片学生们野餐和偷藏美酒的宝地，在遥远的1875年圣诞节，正是第一次爱丁堡德比的比赛场地，并由此诞生了哈茨和希伯尼安这两家俱乐部。

这场比赛最终以希伯尼安0-1小负收场，这正是它成立以来的第一场比赛，而哈茨队建队时间要早一年。之后，两队在各项赛事和友谊赛中共碰面634次。

由于格拉斯哥两巨头的存在，爱丁堡的这两只球队多被认为是苏格兰的二流球队，即使它们是联盟里最早成立的球队之一。由于各种历史与宗教原因，随着球队的发展，二者的比赛逐渐被称为“迷你老字号德比”。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政治与宗教主张之间的冲突也未曾超越两队对抗所带来的热潮。

爱丁堡大学体育社会学专家约翰-凯利博士曾指出，考虑到两队支持者的社会背景，德比所带来的民族认同感超过了比赛本身。然而1990年之后，华莱士-梅沙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降低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他将公众的视线重新转移至比赛本身——虽然民族主义在苏格兰足球历史上从未真正的消失。

希伯尼安俱乐部于1875年8月成立。时任天主教教堂青年组织主席加农-爱德华多-汉南将球队的成立作为庆典之一，以此纪念爱尔兰天主教解放运动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诞辰100周年。时任俱乐部执行秘书马尔-伯恩指定俱乐部详细规则并写下标语“Erin-go-bragh”(爱尔兰盖尔语，意为“永远的爱尔兰”)，并且一开始要求球员们均为天主教徒。

希伯尼安俱乐部建立的初衷是为爱尔兰移民的贫困社区募捐并促进这些移民融入社会，使其免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伤害。与爱尔兰群体的紧密的联系成为了希伯尼安参加职业联赛的阻碍，苏格兰足协以“足协为苏格兰人服务，而不是爱尔兰人”为由拒绝希伯尼安队参加苏格兰杯。与此同时，爱丁堡当地足协也以此为由拒绝希伯尼安参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希伯尼安现在的死对头——哈茨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哈茨队帮助希伯尼安队以“希伯尼安俱乐部”的名义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且不顾苏格兰和爱丁堡两足协的禁令，在那片知名的草地上进行了希伯尼安队成立后的揭幕战。

苏格兰足球在19世纪末开始发展，两队每赛季各项赛事交手十多次也很常见。随着足协对希伯尼安态度逐渐柔和，球队进入联赛的阻力也逐渐变小。在俱乐部成立初期，哈茨队和希伯尼安队的比赛中逐渐出现暴力事件，哈茨队也开始雇佣两名代理人处理此事。在1877年的一场比赛中，哈茨队队长汤姆-柏迪由于拒绝和希伯尼安队员握手而被人追打好几条街——这个理由充满争议，有人认为这场追打仅仅是因为一些极端的希伯尼安球迷因不满球队失利所导致。

尽管两队的对立关系仅仅开始了几年，但两队之间的命运似乎已经开始错综复杂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两队的竞技因素，而且还与两队的建立方式相关——希伯尼安队像是一个爱尔兰人的球队，而哈茨与爱丁堡本地人的联系则更为紧密。

1874年，哈茨舞蹈俱乐部的一圈年轻人被警察驱赶至梅多斯大草坪，警察让他们在草坪上游戏而不是在大街上闲逛——哈茨足球俱乐部因此而建立。之前提到的柏迪也是创始人的一员，并担任球队的第一任队。他极强的责任心和领导能力使得哈茨队得以迅速的发展。在创始之初，哈茨队成为了第一只在英格兰比赛的苏格兰球队，并且成为苏超最早的球队之一。

【足球兵营——麦克雷小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哈茨队共获得了两次苏格兰联赛冠军和四次苏格兰杯赛冠军。战争爆发时，球队依然稳处积分榜领头羊的位置。然而，社会开始质疑球员们不用服兵役的规定。于是，16位哈茨队球员和500多名球迷一起应募入伍，成立了第一支的“足球兵营”，并以乔治-麦克雷爵士的名字命名为“麦克雷小队”。麦克雷希望以此方式鼓励年轻人入伍——和偶像一起并肩作战也许会有不小的诱惑力。

(图)二战期间的“足球兵营——麦克雷小队

其他俱乐部同样也有球员入伍，包括希伯尼安、丹弗姆林、雷斯流浪者和福尔柯克等，而哈茨则贡献出了苏格兰至今为止最多的球员入伍。凯利博士在《偏见》一书中写到：“哈茨球迷对足球和苏格兰有着更为真挚和开放的热爱，这种历史与社会认同感一直伴随着俱乐部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相比其他俱乐部，哈茨球迷们对社会与历史有着比对足球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极其在意俱乐部的民族与社会地位。

参与战争最终让哈茨队丢掉了联赛冠军，但是对球迷们而言，俱乐部所作的牺牲更值得铭记在心，这也是哈茨队所独有的特点——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也代表着哈茨队的勤奋、坚毅、刻苦、坚守等多种优点，而不是像其他对手一样，只注重技术和天分上的特点。

苏格兰足球的发展并未因一战而放慢脚步，却在二战爆发后遭到长期停滞。在哈茨队两次相应募兵令期间，爱丁堡球队没有获得任何一项赛事的冠军，“老字号德比”的传统两强几乎包揽了1914到1939年的全部冠军，期间只有马瑟韦尔侥幸夺冠一次。意外的是，爱丁堡的两只首都球队在战后遭遇财政危机，这场风波也波及到了“老字号德比”两强。

【“五条烟”组合】

二战结束后，希伯尼安开始成为最为强大的华丽足球典范。当时著名的“五条烟”组合——戈登-史密斯、博比-约翰斯通、劳里-赖利、埃迪-特恩布尔和威利-奥蒙德，组成了当时最为恐怖的进攻线，全攻全守的足球理念足足比1974年的荷兰队早了20年。“五条烟”组合每人都在俱乐部攻入超过100球。

(图)“五条烟”组合：戈登-史密斯、博比-约翰斯通、劳里-赖利、埃迪-特恩布尔和威利-奥蒙德

格拉斯哥流浪者队著名前锋威利-桑顿曾赞叹道，“五条烟”的进攻 “像一群大黄蜂一样围绕着你，不断地随意进行交叉变换”。赢得1948年苏格兰杯后爱丁堡移民，“五条烟”在1949年组合在一起，随后又赢得了1951和1952年联赛冠军，并且在1950和1953年分别落后格拉斯哥流浪者1分和净胜球劣势而获得亚军。

“五条烟”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冠军本身。1955年，欧洲冠军杯成立，希伯尼安受邀参赛并闯入四强，半决赛中被来自法国的兰斯队淘汰，后者在决赛中负于皇家马德里而获得亚军。希伯尼安是当年参加欧冠比赛唯一的英国球队，比其他英国球队有着更为出色的表现。球队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表演赛，包括受邀前往巴西马拉卡纳球场。这支位于里斯的球队给七十年代的巴西队也带了深远的影响。

在博比-约翰斯通转会至曼城之后，尽管大名鼎鼎的乔-贝克很快加盟了球队，但年龄的增长磨平了他的天赋。主帅休-绍尔并未找到“五条烟”的替代者，球队的成绩也开始迅速下滑。“五条烟”永久被球迷铭记，复活节路球场的北看台也以此组合重新命名，五位球员也都被选入苏格兰足球名人堂。

【“三重奏”组合】

当“老字号德比”的传统两强奋力重建以图重返积分榜首时，对希伯尼安最有威胁的球队却恰恰就是哈茨。哈茨在1958和1960年两度夺冠，其中1957-58赛季甚至成为了苏格兰联赛史上冠军领先优势最大的一个赛季。哈茨在34场比赛里仅仅输了一场，赢下了29场并获得62分。哈茨也成为苏格兰联赛史上唯一一只单赛季获得100粒以上净胜球的球队——攻入多达132球，失球仅为29个。

由“三重奏”威利-博德、阿尔菲-康恩和吉米-沃德豪夫领衔，哈茨恐怖的攻击线在联赛中得以大杀四方，其威力足以令任何球队的后防线胆寒。虽然不如希伯尼安“五条烟”组合那么高的名气，但哈茨队这两次夺冠都攻入了100粒以上的联赛入球。戈登-史密斯在1959-60赛季加盟球队，他也成为第一位在三支球队都获得苏格兰联赛冠军的球员。

(图)“三重奏”：威利-博德、阿尔菲-康恩和吉米-沃德豪夫

戈登-史密斯是足以和英国足球名宿汤姆-芬尼爵士和斯坦利-马修斯相提并论的球员，也是哈茨和希伯尼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里少有的双赢交易之一。加盟哈茨一年后，史密斯追随比尔-香克利的脚步加入敦提队，随后再次赢得冠军——他成为了苏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位在三支球队都夺得过冠军的球员。更为了不起的是，这三个冠军没有一个是跟随“老字号德比”的任何一支球队获得。

哈茨队于1960年所获得的冠军是苏格兰首都球队获得的最后一次联赛冠军，之后也只有零星的几次杯赛冠军。不能否认的是，19世纪末以来，英格兰足球和“老字号德比”确实阻碍了爱丁堡足球的发展，而哈茨和希伯尼安却依然为首都保持着持续的足球活力。即使在1880年，在约翰-格拉斯的操纵下，希伯尼安的6名球员被凯尔特人队挖走的情况下，随后重建的希伯尼安队依然保持着爱丁堡俱乐部的特色，随后作客格拉斯哥的比赛也在友好的氛围下进行。

【辉煌过后的惨淡经营】

除了格拉斯哥两强之外，很多球队都要面临在巨大财政压力下如何保持球队竞争力的问题，哈茨和希伯尼安也不例外。当有核心球员被挖走时，就很难再获得出色的成绩，更不用说保持成绩了。

对希伯尼安而言，过去的十年见证了球队教练走马观花似的更迭。自托尼-莫布雷转头西布朗之后，2006年以来，还没有一位教练的任期超过两年。也正是在2006年，拥有斯科特-布朗、史蒂芬-惠特克、狄拉克-里奥丹、加里-考德威尔和史蒂芬-费莱彻的球队在“老字号德比”和英超球队不断挖角的情况下变得物是人非。

然而，这些转会给希伯尼安带来了巨额的资金利润(即使时任队长考德威尔为自由转会)。这笔资金大部分用来提升俱乐部青训和球场的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足够资金用于引援，球队队员质量逐渐退化。球队也难以留住安东尼-斯托克斯和雷-格里菲斯等核心球员。由于球队管理失策和战术不当，与汉密尔顿队的双回合淘汰赛也一直拖到点球大战才涉险过关——即使第二回合已经拥有两球的领先优势并且还是主场作战。

希伯尼安尚且如此，哈茨队面临的困难也可见一斑。哈茨队为保持苏格兰“传统强队”的地位费尽心机，却因种种场外原因在2013-14赛季开局被扣15分。再加上球队主力大都为年轻球员，虽然经过竭力的追赶和反抗，球队最终还是在2014年5月不幸降级。

在延缓哈茨降级进程的8场不败的比赛中，就包括2-0战胜希伯尼安的比赛。这是一场典型的充分体现“哈茨精神”的比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爱丁堡德比的真谛所在。

在比赛中，哈茨只有在主场取胜才能逃离降级区，这也为比赛增添了一重紧张感。与1990年相比，这次轮到哈茨球迷为主队的财政危机忧心忡忡，而希伯尼安球迷幸灾乐祸了。希伯尼安球迷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自己主队把对手亲自送入降级深渊。

在球队功勋主帅加里-洛克的率领下，年轻的哈茨队由19岁的戴尔-卡里克一脚漂亮的反弹球打破僵局。这位大男孩顿时激动至极，教练和球迷顿时也进入了激情的海洋。当另一位年轻的青训球员比利-金过掉对方门将而将比分改写为2-0时，哈茨队已确保在本周逃离降级区。而在来自里斯的死敌身上抢到了关键分，更为此事增添了更多意义。

拿下这场比赛既不能带来冠军，也不能让哈茨上升至积分榜首，两只球队甚至在赛季末不幸双双降级。比赛所带来的好处只是积分超过对方和“胜者为王”心态所带来的优越感。客观地讲，德比胜利所带来的利益已被大大地减弱。由于缺乏足够吸引力，德比的看点也只存在于同城情怀上的恩怨情仇。而赛程表上的其他比赛，没有一场能够像这场一样调动起广大球迷如此高涨的热情。

与其他的很多德比不同，这两只球队之间的厮杀已经不会涉及到冠军的归属，只有2012年苏格兰杯决赛除外——希伯尼安和哈茨在决赛狭路相逢，最终哈茨5-1狂胜希伯尼安。“对于两队的球迷而言，德比本身就是一场冠军争夺战。”现代作家埃尔文-威尔什(希伯尼安球迷)如是说，他是诞生在这座城市的众多文学大师之一。

(图)哈茨击败希伯尼安，获得2012年苏格兰杯冠军

“爱丁堡德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因为两队的实力已经变得十分接近(很幸运是在我有生之年)，就像格拉斯哥的‘老字号德比’一样，爱丁堡德比也有着自己的爱恨情仇。哈茨和希伯尼安，各自拥有狂热的主场和球迷，分别坐落在一所城市两个繁华的区域。在充满着酒吧、商场、饭店和咖啡馆的市中心，工薪阶层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足球的诱惑，或许这就是最适合看足球的地方。”

【对抗与包容——爱丁堡独特的足球文化】

爱丁堡是个极具包容性的城市。新旧城区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意为表彰其在文化多样性的结合与包容方面杰出的和谐与统一。

一方面，爱丁堡老城区具有中世纪庄严壮丽的规划特色，包括皇家大道和爱丁堡城堡等这些几乎与城市历史一样悠久建筑；另一方面，爱丁堡新城区则随处可见新古典主义和乔治亚风格的建筑类型，城市也将进一步扩张来吸收不断涌入的新市民。在一定程度上，两种建筑风格的融合也取得了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

爱丁堡德比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阴阳”学说的观点。如果爱丁堡就像华莱士-梅沙在1990年所提议的只有一支足球队的话，这也许会给“老字号德比”两强带来足够的威胁。然而，爱丁堡德比所带来的热潮与激情也终将消失殆尽——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损失。

两队的支持者们对不同的球队和不同的文化遗产都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虽然两队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统治力。“三重奏”和“五条烟”的日子都已一去不返，从实际情况来看，短时间内苏格兰首都球队也很难再具有如此高的竞技水平。站在爱丁堡城堡上眺望，泰因河城堡球场和复活节路球场均会映入眼帘——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支球队在苏格兰足坛取得的成绩似乎都有些难以启齿。

这座城市依然具有强烈的饥饿感，就像以往一样渴望着最优秀的球队出现。当然，这个过程免不了同城两队之间的互相残杀。遗憾的是，新赛季开始，两队却要在不同级别的联赛里各自为战——这也是120年来苏格兰联赛第一次同时缺失两个最优秀的德比战。

两队的支持者们都不愿承认的是，目前的情况就像1875年一样，两队都需要对方的存在才能释放出最好的自己。这也是华莱士-梅沙没有意识到的一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应向25年前那个伟大的“放开希伯尼安”运动致敬。

比利时技术移民，51年沧桑巨变！4.9万河南淅川人移民钟祥大柴湖，昔日芦苇荡新城崛起展壮美画卷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张典标 楚天都市报记者 高伟 通讯员张君 薛华梁

支援南水北调，4.9万河南淅川人移民钟祥大柴湖

“芦苇墙、泥巴墙，两个砖柱抬根梁，四个砖柱一间房，外面下雨流湿床。”51年前，为支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建设，4.9万河南淅川人举家迁往钟祥市大柴湖，面对的是芦苇丛生的沼泽地。

10月28日，69岁的移民全淅林告诉记者，大柴湖移民纪念馆就要开馆了，要在移民纪念馆一面墙上写下“舍家为国，团结奋进”几个大字。他说，“当初四五万移民来到这片荒芜的芦苇荡，要是没有这种精神，人早就垮了。”

移民靠着肩扛车拉改造大柴湖

抹着泪坐上搬迁的船

全坑村的临时码头是乱得不能再乱了。当时18岁的全淅林只记得到处都是人，人们要么坐在卡车上探出身哭着道别，要么在押送家具的船上抹着泪朝岸上挥手，只有第一次坐船的小孩高兴。

全坑村隶属于河南淅川县，当时差两天就是端午节。母亲坐卡车走陆路，全淅林押着刷有自己名字的床板和一口箱子走水路。船上是家家户户的家当，石磨、犁耙、水缸、桌椅、箱柜、耕牛，甚至是老寿木……摞得满满一船。一些人临上车前还刨了半袋黄土带上，一些人甚至挖走了一块自家院子里铺的青石板。

河南淅川移民乘船到大柴湖

“一条扁担两个筐，收拾收拾下钟祥。”全淅林回忆，其实没什么值钱的家当，移民们把能带走的几乎都拆了装上船。

有一些人任凭移民搬迁工作队怎么劝都不走，宁愿在岸边搭个草棚住。原来，早在丹江口水库建设初期，淅川就有一批两万多人的库区移民迁至青海，但适应不了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好不容易得以返迁的移民，还未站稳脚跟，又听到搬迁大柴湖的动员通知。

移民居住的房子

那个时候，交通十分不便。移民的生产生活工具、耕牛通过编号装船，通过水路运抵柴湖，路上要走一到两个星期。移民群众则乘坐汽车到襄阳中转，转乘汽船到钟祥。

三四天之后，移民们从钟祥大同码头上了岸。两米多高的芦苇遮天蔽日，到处都是水窝子。从码头越往里走越荒凉，脚下没有路，没走几步接待的车就陷进沼泽地里了，车轮溅起的泥浆把推车的移民泼成了泥人。

芦苇荡里重建家园

从1966年到1968年，大柴湖总共安置河南淅川移民4.9万人，因为是整搬整迁，90%村庄的名称都沿用的是河南的老地名。

移民安置房就建在刚刚砍过的芦苇地里，十间一排，矮矮的，就像部队的营房。全淅林说，“房子除了四根柱子是砖垒的，其他墙都只是芦苇秆糊上泥巴。”

政策规定，每个移民分半间房，每间不足8平方米。当时，小孩多的家庭只能好几个人挤一张床。带着猪、羊的人家，没地方建圈棚，只能白天拴在门外，晚上拴在床头。

移民居住的房子

移民接待站为每户人家准备了两百块垒灶的砖、三十斤芦苇柴火、一个蓝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和18块钱的搬迁安置补助。

移民使用的大铁锅

一些来得早的移民尝试种了小麦，却没什么收成。“种下一葫芦，收不上来半瓢。”全淅林说，芦苇的根扎得很深，砍了挖了没多久又拱出地面，把小麦全给盖住了。

“大柴湖，苇子窝，一天不割三尺多”，将芦苇荡成为良田，最关健的是斩草除根向芦苇宣战。

芦苇荡里运芦苇

大柴湖的芦苇是实心的，又粗又硬，老百姓喊这种芦苇为“钢柴”。砍“钢柴”确实累，一些移民不小心踩到了留在地面上锋利坚硬的芦苇梗的，甚至被戳穿了脚。

那时移民们每天天不亮就下芦苇，全淅林说，“砍了一天芦苇，身体软瘫，半夜醒来，浑身疼痛，翻身也感觉艰难。”

大柴湖是个水窝子，却缺干净的水。井里打出的水，看着清澈，白毛巾、白衣服一洗就染上一片黄。这水一煮开全是白沫，喝着还有一股难以下咽的腥臭味，一些移民为了喝上干净的水，去“刮”浅浅的堰塘里的水。

当时，钟祥县移民指挥部副指挥员黄益洲索性就驻扎在大柴湖，帮助移民生产生活。但是限于财力、限于当时的国情，地方一下子解决不了大柴湖的问题，只能鼓励大柴湖移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艰难治水开拓新生活

在移民安置的最初几年，治水和开荒造田一样，都是头等大事。治水得两手抓，一手筑堤防汉江水倒灌，另一只手挖渠排水免得下大雨内涝。

移民开挖东、西引河40余公里

1967年，荆州地区调集了京山、天门、荆门、钟祥和潜江五个县的数万名民工与移民一起修筑了一条长达45.4公里的汉江防洪堤，耗费了土石共计6526万立方米。这些土石足够填满4.5个西湖了。这么大的工程全靠移民和民工肩挑背扛板车推。此后每年，移民都在此基础上不断加高围堤。

光有围堤还不够。有一年，汉江又发洪灾，水已经漫到了围堤边上，“站在围堤上就可以洗脚了”，移民们不得不转移到更高的地方。所幸的是，那次没有决堤。后来，每个移民村都修建了比防洪堤更高的高台，供移民躲避洪灾，移民也叫它“保命台”。

除了担心围堤之外比利时技术移民，51年沧桑巨变！4.9万河南淅川人移民钟祥大柴湖，昔日芦苇荡新城崛起展壮美画卷，移民们还得“一人一把铁锹，下雨就往外跑”。下雨的时候恰恰是查看地势高低、水流去向，查找排水渠“肠梗阻”的时机。当时铁锹就像每个人吃饭的碗筷一样必不可少，大柴湖周边的铁锹都卖断了货。

为了给大柴湖积水找出路，除了数不尽的小沟渠之外，移民们还在大柴湖东西面挖出了两条22公里长的主干渠，9条总长近百公里的支渠，还修建了两座排水闸。

挖渠排水一年四季都得干，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得闲。当时没有橡胶雨鞋，挖渠得先脱了解放鞋赤脚上。全淅林记得，1972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人被冻得直哆嗦。一条赶工期的排水渠挖到一半，沟里除了雪水就是冰碴子。大家都在犹豫下不下的时候，时任大柴湖党委副书记的宋育英喊了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就下到了刺骨的沟里汲水，没一会她的腿就冻成了“紫萝卜”。其他人也跟着卷起了裤腿。

“刨掉地里的芦苇根，治理好天上来的水，好日子就来了。”大柴湖移民挖渠筑堤、刨芦垦荒时，喇叭里的广播就这样给移民们“打气”。经历了约10余年的“战荒湖”，原来的芦苇荡成了庄稼地，一下雨膝盖都陷进去的沼泽路也变成了石子路。

移民学插秧

和本地人谈恋爱差点被拘留

“集中安置的移民搬迁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保持移民原本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却不利于移民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去。”全淅林说。1976年春节刚过没多久，移民曹明光就差点被法院拘留了。

起诉他的是吴健美的父亲。吴健美是湖北钟祥本地人，长得漂亮。当时19岁的曹明光模样也俊，在春节拜年时，两人在曹明光姨妈家一见钟情。

那时移民过得确实不如当地人，本地人甚至已经能穿“的确良”衣服了，而大多数移民一年到头都是一件黑粗布衣服。

曹明光当时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吴健美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他的床头还拴着猪。年轻刚烈的吴健美没有嫌弃曹明光，可她父亲却不同意移民当自己的女婿。见拦不住女儿往曹明光家跑，他索性一纸诉状告曹明光拐卖了吴健美。

法院和派出所上门找曹明光的时候，他刚好外出，只留吴健美一人在家。

“这不是曹明光的错，新社会，我看上了他是我愿意的，要抓抓我。”吴健美说。

“这是你爸爸告的，你跟我们回去把问题说清楚。”

曹明光认定了吴健美，他借了一身当时时髦的军绿上衣、蓝裤子和白球鞋，上她家去提亲。见曹明光的干净模样并非印象里移民形象，吴健美的亲戚们纷纷劝导他的父亲。

曹明光娶吴健美，成为移民娶本地人的第一例，他们两人成了“名人”。在此之前，除了土地纠纷摩擦外，双方几乎不来往。

随着移民生活逐渐好转，和本地人逐步融合，再遇到阻碍时，有人就说：“曹明光都结婚了，我们怎么就不能呢？”（以上图片由大柴湖移民纪念馆供图）

曾经芦苇丛生沼泽之地 如今新城崛起百花争艳

美丽大柴湖 展现生态壮美画卷

“新建新建，几十年后难道还叫新建？还是叫大柴湖好嘛！”51年前，周恩来总理为大柴湖命名。1968年10月31日，荆州专署行文比利时技术移民，正式将“新建区”恢复为“大柴湖区”。

现代化的移民新城

51年前，4.9万河南淅川人移民举家迁往钟祥市大柴湖，面对的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今天，这里人口过10万，厂房星罗棋布，花卉基地百花争艳，“楚风豫韵”生态新城拔地而起。

移民新城

我国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区大柴湖，正向世人展现出一幅扶贫、脱贫和开发、发展协同共进的壮美画卷！

鱼池村成乡村振兴的样板

蓝蓝的天空，整洁的马路。

28日，记者行走在大柴湖鱼池村村庄的水泥小道上，安静的小院，高昂的门头，错落的围墙，田园的清香，让人忘记了大城市的喧嚣，顿生诗情画意。

移民新城

“村民们的楼房建筑风格都是仿照他们河南老家的风俗。”大柴湖鱼池村村支部书记何辉介绍，鱼池村是从河南淅川整建制搬迁到柴湖的移民村，讨论鱼池美丽乡村建设方案时，村委会组织专班到河南学习取经，让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记住乡愁。

鱼池村每一户都住着漂亮能量的楼房，拥有自己的小花园、小菜园和小果园。何辉介绍，村里推进厕所革命，目前实现户厕改建全覆盖。同时，多途径处理污水，大力推广污水处理的“客店模式”，在三格化粪池后增加人工湿地和集水池，对污水再次通过砂石过滤、植物根系吸收处理，确保水质达到无害化。

美丽的鱼池村

鱼池村有四个村民小组，327户1235人，耕地面积1657亩。很难想象，鱼池村曾经是一个深度贫困村。

“村里建有3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一年收入30多万元。”如今，村里重点打造光伏、杉树、脆枣、创意农业、扶贫车间等产业，引进军创、茂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整村流转土地1300亩，种植精品蔬菜。农户可获得每亩800元的流转费用，还能就近打工挣工资。

“去年全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00元，今年预计达到12000元。”何辉告诉记者，他们要将鱼池村打造成移民精神的视窗，乡村振兴的模样。

70岁的老移民全清华高兴地说，“现在环境变美了，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更幸福了！”

移民小镇变身崭新花城

柴湖湖北农青园艺花卉大棚里，一排排红掌、白掌、凤梨蔚为壮观。

农青园艺花棚

“大棚采用荷兰技术，喷淋设施来自比利时，薄膜来自德国，花土来自拉脱维亚。”农青园艺总经理李志慧介绍，园区已建成亚洲最大的单体花棚，分别是一期白掌、二期凤梨和三期红掌，整个温控大棚均采用现代化智能连栋温室、现代化控制调节系统，生产技术和销售规模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公司年生产销售白掌、红掌、凤梨等各类盆花1500万左右，市场已达到全国同产品的40%，年创产值2.2亿元。其中，凤梨单品产量在国内市场位居第一，享有全国市场定价权。

“小时候的生活真是太苦了！”出生于1970年的李志慧是移民二代，2000年他外出闯荡，从身无分文到挣得亿万资产，他从未忘记家乡。当大柴湖振兴发展省级战略开始实施时，他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创业，带领乡亲脱贫致富。一花引来百花开，壹鸣蝴蝶兰、兰花产业园纷纷落户。如今，8家大型花卉公司入驻，种植蟹爪兰、粗勒草、万年青、常春藤等植物，基地每天有20万花卉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元旦、春节前后销量还会翻番。

大柴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大柴湖经济开发区计划投资50亿元，发展花卉3万亩，建成全国最大的高档花卉产业基地，并打造全国一流花海主题公园和花卉旅游目的地。

亚洲最大的单体花棚

扶贫车间修到了家门口

“从家里出发，步行三四分钟就到车间了。我和妈妈两人在这里上班，全家脱贫没问题。”在柴湖镇移民新城的扶贫车间，正在“针车”上忙碌的女工吴菌说。

吴菌全家五口人，爸爸生病不能做重活，妈妈在家务农，弟弟妹妹上学，家里没什么经济来源。去年9月，她们家搬进政府为贫困户集中新建的移民新城。

为解决搬进移民新城的600多户贫困户的就业问题，钟祥市引导企业在家门口开办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由钟祥龙行天下运动用品公司开办的这家扶贫车间应运而生。

“培训期间每月工资1800元，转正成为熟练工后，月工资可望达到2500元以上。”吴菌对这份工作信心满满。

扶贫车间负责人焦群英介绍，目前车间有130多人上班。车间订单多得做不完，条件成熟时准备再开一个，两个扶贫车间一起预计可容纳800人。

“去年以来，由柴湖镇提供厂房，协调企业在鱼池村、红升村等开办了5家扶贫车间，吸纳就业人口300多人，其中贫困户近100人。”柴湖镇党委宣传委员薛华梁介绍，扶贫车间都建在村里、移民新城里，多是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吸纳大量村民就近就业。

移民拎包住进新城电梯房

武荆高速公路旁，占地4.5平方公里的柴湖生态田园新城拔地而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子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气派。记者走进已经入住的小区，各种锻炼设施齐全，绿化景观赏心悦目。

移民新城配套的现代化小学

闫福荣是红升村6组人，15岁移民来到柴湖，已在这里生活了48年。报名入住新城，闫福荣没半点犹豫：“家里房子已经30多年了，低矮破旧，一家9口人挤在一起，想盖房又没宅基地。老头子身体不好，3个孙子要上学，到城里住，看病上学都方便。”但闫福荣也纠结：新城的房价会不会很高，自己能不能承受？进城了，离开土地，靠什么生活？镇民政办、扶贫办主任李中新的一番话，让他心中的石头落地：新城作为国家移民避险解困项目，移民进城可以享受很多政策优惠，个人要少掏很多钱。最让闫福荣高兴的是，开发区在新城旁边规划了两个产业园——光电产业园和童装产业园。

师资力量一流的配套学校

据介绍，已建成的移民新城共有3200余套房，已安置分房3100余套，目前入驻1000余套。“学校现有17个班级，硬件和师资力量都是最好的，主要为移民服务。”校长田建国也是移民二代，他高兴地说，作为移民新城配套工程，投资5000万元的大柴湖实验小学今年9月已开学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