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大学学院官网，南洋大学史料中心馆藏记录

① 弦歌不断新纪元大学学院官网，南洋大学史料中心馆藏记录，回荡南大

为了纪念南洋大学创立61周年新纪元大学学院官网，新纪元学院于2014年9月5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活动由新纪元学院公关处及陈六使研究所联合举办。本院邀请多位海内外学者参与主讲，南洋大学校友对此活动反应踊跃。活动内容计有：

• 陈六使图书馆陈六使铜像揭像仪式暨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开幕仪式

2014年9月5日陈六使铜像揭幕仪式，左起林顺忠、林忠强及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2014年9月5日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开幕礼。

左起为：拿督刘宗正、谢华谦、林顺忠、丹斯里拿督林源德、林忠强、周增禧、丹斯里拿督刘贤镇与缪进新。

• 陈少斌《陈文确陈六使家族传略》新书推介仪式

2014年9月5日陈少斌《陈文确陈六使家族传略》新书推介

• ”南大与我的学思历程”南大校友座谈会

主讲人：拿督刘宗正教授、卓南生教授、黄有光教授、王云川教授。

主持人：林忠强博士。

左起：拿督刘宗正教授、卓南生教授、林忠强博士、黄有光教授、王云川教授

• “南洋大学与新马华社文教”论坛

主讲人：莫顺宗博士、廖文辉博士、孙小惠小姐。

主持人：文平强博士。

左起：莫顺宗博士、文平强博士、廖文辉博士、孙小惠小姐

② 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征集文献与文物

③ 收集《南洋大学校友名录》与《南洋大学校友人物传》

新纪元大学学院，一起尘封了28年的“世纪悬案”告破背后，神秘“族谱”屡立奇功！

有了嫌疑犯的DNA，为什么还要追凶28年？

28年前的一个雨夜，南京医学院一个林姓女学生在上自习后失踪，四天后，她的尸体在学校教学楼天井内的窨井中被发现，头部有钝伤，窒息而死已有多时。

图为1992年案发时的现场 图源：南京警方

那段时间淅淅沥沥的雨冲刷了脚印、气味等证据，但警方还是在受害人体内发现了残留的DNA。

凶案发生在学校中，凶手甚至还与当年学校的保安打过照面，根据保安的描述，警方绘制过模拟画像。案发后，南京警方连续数月开展了大规模走访调查和摸排，与被害者同一届的男同学都被一一排查过，核查线索数千条，走访排查人员超1.5万人，警方还一度重金悬赏，但案件依旧没有取得突破。

这起案件成了压在很多人胸中的块垒——一连多年，受害者的父母都要千里迢迢赶到女儿曾经的校园，祭奠爱女，然后走进刑侦支队，打听案件侦破的进展情况。面对受害者父母，当年的办案民警亦有强烈的自责和愧疚，而南医大的师生也因这次恶性案件感到压抑，正如受害者林某的一位学姐所说，“每一个南京医学院的女同学想到这件事都想哭。”

心中的这块石头一压就是28年。

2020年2月21日，一个线索，给关注这件冷案的人点燃了希望——警方实验室发现，28年前从南京重大强奸、杀人案死者身上提取的嫌疑人DNA数据，在不远的沛县寻到了“亲戚”。基本确定嫌疑人为被盘查人员麻某侠近亲人员。

破案在即，警察连夜突击提取了麻某侠家系中本村符合年龄条件的11位男性的DNA，可惜并不吻合。难道是其中环节出了问题？沛县公安局会同南京警方经对麻某侠所在家系进行深挖，得知其家族内还有一名成员麻某皊，早年在南京当兵并已在南京定居多年。

南京，这条线索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不仅如此，麻某皊的儿子麻某钢符合作案嫌疑人年龄，而且一直住在南医大附近的石鼓路。经鉴定，麻某钢DNA与犯罪现场提取的死者阴道拭子DNA分型完全一致。功夫不负有心人，尘封了28年的命案至此终于告破。

图为犯罪嫌疑人麻某钢被南京警方抓获

此时，他已在南医大附近这条幽静的死胡同内生活了20多年。有着稳定工作，职工住房，以及一个还算美满的家庭。

跨越了28年的追凶历程与我们日常看到的美剧大有不同，在美剧中，逮捕犯人通常一气呵成——

第一步，鉴识科人员从物证上获得生物检材后，用微量台式离心机对其进行高速离心；

第二步，离心后进行“扩增”，通过基因测序仪就可以检测出DNA信息；

第三步，经过基因测序检验后的DNA信息将被传送至数据分析室，接下来就是等待。直到屏幕中传来了 “MATCH”（匹配）字样，凶手锁定，大功告成。

这种神奇的侦破技术距今已有几十年历史。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阐明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开辟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虽然该技术迅速渗透到医学、农业研究等各个方面，可直到1985年才被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教授应用于法医物证鉴定，每个人的DNA与生俱来且各有不同。而我国则是在1987年将DNA检测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

可实际上真如美剧中一样简单顺利吗？

为了侦破案件，首先你要提取嫌疑人的DNA证据。

即便有了新的刑侦技术，但最初的DNA检验时要求很高，需要微克级的DNA样品、完整未遭破坏的DNA分子。高门槛将很多生物检材拒之门外，直到90年代初PCR技术的发明与应用降低了这个门槛。

简单来说，这个技术能够在体外进行DNA复制，无论化石中的微生物还是犯罪现场中遗留的体液、毛发、皮肤等生物信息，只要能从中分离出一点DNA，就能通过这个技术扩增，而使DNA片段大幅增加，并应用于检测。

案件中，新技术有了，罪犯的DNA也提取了，但也仅仅朝真相迈了一小步而已。因为接下来最大的难点在于，该和什么对比呢？

曾经轰动全国的“白银杀人案”犯罪时长横跨14年，犯罪嫌疑人犯案后留下了数量不等的精液、指纹、足印等身体特征线索，甚至还有模拟画像。

图为“白银案”模拟画像

即便如此，在那个没有手机、网络，连公共摄像头都不发达的年代，警方也只能通过走访与摸排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办案。几年时间里，白银城区先后启动全城适龄男子普查指纹、抽血验DNA 。

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连指纹都是一枚枚用肉眼来排查，就更不用说DNA了。更何况凶手高承勇小心翼翼，让他在被逮捕前没有留下过任何犯罪记录，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可以对比的DNA来精准追凶。

面对白银市的几十万人口，刑警都无异于大海捞针，更不用说扩大范围了。

美国的“金州杀人案”也采用了直接排查的方式，并且优先将范围锁定在与受害人相熟的人群。当时警方无法查证远在另一个小城市的案件会是自己辖区的犯罪分子所为。

而发生在南医大的案件同样如此，根本没有对比。

相比之下，1997-1998年陕西历史上最大的系列强奸杀人案的破获是因为凶犯王万明再次犯案。

1998年12月13日，王万明在准备对一名女性进行强奸伤害时，女性反抗逃脱后报警，凶犯在警民合围中被抓获，最后凭借遗留在犯罪现场的DNA匹配一锤定音，确定了他就是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作案52起，致20人死亡的杀人犯。

可见，想要侦破，必须精准匹配。只有将DNA检测技术和一个拥有庞大信息的数据库结合起来，才能从茫茫人海中找出嫌疑人。而一个全民的DNA基因库不是说有就有的。

一是投入过大。我国拥有巨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基数，需要相当多的人力动员、技术人员培训、设备购置等。但资源与预算有限，这种数据库的用途相对单一，过度向公共安全方面倾斜资源的行为并不可取。况且时间也是成本。

二是在伦理与法律上会引发争议。2013年，山东滨州滨城区发生了38起学生宿舍盗窃案，由于涉及资产较多，有20余万元。山东滨州学院上演了一场采集学生DNA的行动，5000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一一采血查验DNA。

这件事当年引起了广泛讨论，许多人认为把5000多男生当作嫌疑犯而采集DNA就是一种疑罪扩大化的做法。而在市场维度内，难免在医疗、教育、保险、就业等领域产生基因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及基因歧视现象等。

用Y-STR结成一张网，实现模糊匹配

一方面是等待昭雪的累累旧案，另一方面是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左右为难中，破获南医大案的那种从先定位家族再筛查到人的新技术带来了刑侦新思路——Y-STR成功解决了一系列“冷案”。

比如，发生在1995年的湖州特大抢劫灭门案，就是通过家系比对，确定了安徽芜湖南陵县的刘姓一族，再通过排查揪出了躲了22年的犯罪嫌疑人刘永彪。看到白银案因为亲属被抽DNA而破案，刘永彪说：“当时我就想新纪元大学学院，不出一年就要轮到我了。”

还有2004年南京栖霞区仙林一处树林里曾发现一无名女尸，由于地处荒郊野岭，根本没有目击证人等线索，案件一度搁置。12年后，栖霞公安分局DNA实验室借助Y-STR技术，将凶手的来历缩小在安徽六安市青山乡周边多个乡镇的武姓家族男性成员，最终排查300多人后确定嫌犯。

而在国外，这项技术的应用也十分广泛。为了破获1972年美国查明霍利斯性侵死亡案，警方曾进行近2000次走访，于2000、2004年两度将嫌疑人DNA录入DNA指标系统和DNA联合索引系统进行比较测试，仍没有任何收获。直到2018年，警方将嫌疑人DNA数据上传到“基因家谱”网站上，意外地匹配上了嫌疑人一位亲属的DNA，最终锁定一名叫爱德华·布朗的男子，虽然这人已经在2003年去世，但警方还是挖出布朗的骸骨进行DNA检测，最终还给逝者一个公道。

这样的例子近几年数不胜数，而这项技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做到了“模糊匹配”。

以前如果数据库没有对应的DNA，且罪犯“金盆洗手”，那他就很可能逍遥法外。而Y-STR能让警方可以通过找到嫌疑犯的远亲，与已知父系亲属DNA建立联系，进而锁定犯罪者。这极大缩小了搜索范围。

要说Y-STR检测技术的运用原理，首先，Y染色体有“传男不传女”的特性。

女性的染色体是XX，男性的染色体是XY，Y染色体一定是男性的，也只有男性有，所以它在家族里代代相传。Y染色体的一个特点，是不会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发生基因重组。只会通过一些被称之为短串联重复序列（STR）特殊的片段突变而进化。故此包括兄弟、父子、叔侄、堂兄弟和祖孙等都具有同源的Y染色体。

其次，STR分析的优势体现在可以同时鉴别多个STR位点。

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主要包括STR和SNP，其中SNP突变率极低，在几代家系内可以认为不发生突变，但是绝大部分SNP位点只有两个等位基因，个体识别能力较低，而STR则不同。

通常情况下，每一个STR位点会被约5-20％的人们所共有，如果两个人有4个Y染色体STR位点完全匹配，他们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概率近95%，若有5到9个STR位点完全匹配，概率则将近100%。若想确定是同一个人，则需要更多的匹配。相比于大海捞针地找一个人，找一个家族似乎更容易。

比如前几年轰动学术界的“曹操身世之谜”采用的就是这种技术。在全国调查采集了各地79个曹姓家族聚居地的男性及夏侯、操等姓氏男性的静脉血样本1000多份后，通过现代基因反推，以及对曹操叔祖父曹鼎古DNA双重验证后，终于给出了曹操身世的“实锤”——他并非汉相曹参后代，从夏侯氏抱养而来的说法也不对。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曹操家族DNA的研究情况。新华网 刘晓晶/摄

千年前的人物尚可通过Y-STR追溯，更不要提几十年内的凶杀案。

就“白银杀人案”来说，2016年8月19日，警方通过数据库比对，发现当地在押的高姓受贿犯人Y-DNA染色体特征值与当年的疑犯高度相似——有27个Y基因座匹配。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见过面，都是一家人。于是警方随即要求高家男性直系亲属挨个录入指纹并提取DNA。通过比对，警方发现其远房表侄高承勇指纹和DNA与命案现场生物物证高度吻合。2016年8月26日，高承勇落网。同时，高承勇交代了犯案的全部过程并认罪，案件宣布成功告破。

美国“金州杀人案”的侦破则更戏剧化。

1976年，美国加尼福尼亚州东部地区开始连续出现手法相似的入室强奸杀人案件，3年间至少有几十名独居妇女惨遭强暴。而从1977年起，罪犯开始变本加厉，夫妇半夜在家中被侵犯，经常性地留下两具尸体。从1975年到1986年近十年间，这名罪犯就犯下了12起凶杀、50多起强奸案的累累血债。

但从1986年之后，凶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带来的恐慌却并没有结束。很长时间里，当地防身武器大卖，手枪成了睡觉标配。就连萨克拉门托的地方检察官都回忆起小时候睡觉时她爸爸会把枪放在枕头下，妈妈则会放冰插，惶惶不可终日。在2013年，还有人出版了以凶犯为原型的小说《我将在黑暗中消失》。

警方的追凶同样没有停止，虽然这个凶手具有高超的反侦察能力，但依旧留下了不少体液这样的生物证据，可警方却始终不能凭此缩小调查范围，美剧中的桥段并没有如期上演。2017年，联邦调查局甚至悬赏5万美元，希望民众提供帮众，但诸多努力多无疾而终。

2017年，就在案件快要变成“千古悬案”时，一个寻亲网站给所有关注这起案件的人带来了希望——每天因为好奇等各种原因，有源源不断的DNA样本被上传到网站上，而上传了自己基因数据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不仅可以分析自己的人种基因构成，还可以通过网站庞大的基因数据库比对，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亲戚。

对于警方来说，这意味着DNA可供匹配的变多了，提供了更广阔的搜查空间，虽然不能确保凶犯有这样的好奇心，但保不准能找到与他一个家族的人。于是一个假装成普通用户的“金州杀人狂”的DNA数据被上传到网站。

静候总有收获，2018年，与“金州杀人狂”DNA部分匹配的人终于出现了。沉寂30年的案件，自此初露端倪。虽然一直追踪到了凶犯的曾曾祖父，但范围从茫茫人海缩小到一个家族已属破案在即，接下来就是各种排查。

中间坐轮椅者为犯罪嫌疑人迪安杰洛。

2018年4月，警方终于找到了真凶：行将就木（当时已72岁）的前警员约瑟夫·詹姆斯·迪安杰洛。

“以Y找群（家系），以常染色体DNA找人”的侦查模式正愈受重视和推广普及。

只依靠Y-STR，陈年旧案就能无往不破了吗？

可别高兴太早，依靠Y-STR，陈年旧案就能无往不破了吗？

首先，Y库建设任重而道远。

公安机关虽然正大范围推广这一技术，但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信息建库，前期要做大量的人口普查、人口排查工作，直到把每个家庭的族谱比对完，才能建设Y数据库。

郑州是最早在全国建Y-STR数据库的城市。最近几年，内蒙古赤峰、河南郸城、浙江等地均启动了建立Y-STR数据库的工作。但目前Y库的资料仍然有限。

其次，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情况较为复杂。

如果案件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可通过Y染色体分析来推断犯罪嫌疑人可能的姓氏。选择每个家系中几个人进行Y-STR分析新纪元大学学院，一起尘封了28年的“世纪悬案”告破背后，神秘“族谱”屡立奇功！，就能迅速的缩小范围。但这只是理想模型。中国历史上存在改姓、赐姓、随母姓以及领养等复杂情况，况且随着现代城市化的进程，大量人员流动会造成很大误差。中国目前有13.7亿人口，100万个姓氏家系，但中国人Y-DNA的多态性十分有限。

虽然Y-STR还有其局限性，但我们的刑侦“黑科技”也越来越高级。

比如和指纹掌纹相关的技术。“大人群指掌纹高精度识别”构建了指纹纹理的拓扑和统计模型，他能将重叠指纹分离，还能在指纹扭曲变形的情况下进行校正。

而基于新算法的指掌纹自动识别系统，捺印指纹查重在千万分之一漏识率前提下，比对速度可达到10万人次以上/小时。指掌纹正查比对精度在这几年相比传统算法至少提高50%以上，指掌纹倒查比对精度实现90%以上正确率。

公安部人像对比系统也是近几年破案的一大“杀手锏”。借助在全国率先试用的公安部人像对比系统，上海警方接连抓获了3名16年前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犯案后来改头换面？没用。

外貌变化有着相对固定的规律，将嫌犯十几年前的照片，与新拍摄的证件照进行比对，系统从十几亿人中找出相似度较高的对象，只需要不到十秒。

还有天网工程。它可以实时监控系统所捕捉到的画面，行人旁边出现的标识框中将显示年龄、性别、衣着等具体情况。同样的技术也适用于机动车，机动车的类型和颜色能够得到识别。

罪犯想隐匿于世？没门。

这样的摄像头有2000万个，还配备人工智能技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时隔28年，南医大旧案破了，也让另一件发生在南京的“南大碎尸案”再次引发关注。不过，相对于南医大的案子，南大碎尸案从观感上更惨烈，凶手也更不留痕迹——为消灭作案痕迹，凶手将其遗体煮熟，并切割成2000片以上，抛洒在南京多个地方。但随着科技发展，破碎的希望，也将有重新构建起来的可能。

还有很多尚未侦破的案件，比如1994的清华“朱令铊中毒事件”。这是一场警方认定的投毒事件，但此案经过调查之后，几度沉浮，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尚无明确结果。

而2007年发生在湖北的红安“12.26杀人案”，一夜之间，8条鲜活的生命惨遭毒手。这起案件，是1949年以来湖北刑事犯罪致死人数最多的一起命案，至今尚未侦破。

但无论经过多少年，在一代代刑侦人员的不断努力下，随着刑侦手段的不断进步，这些恶劣的刑事犯罪案件总会侦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新纪元大学学院，百年一生，一生一事

昨日，“中国航天四老”中的最后一位任新民辞世，享年102岁。作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和功勋簿上，几乎都能找到他的名字。然而对于足以堪称辉煌的事业成就，他却总是看得很淡，说自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今夜，读传奇，敬不朽！

“

一封电报让我和航天结缘

”

1948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他就是任新民。

然而，执教不到一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震动了大洋彼岸。任新民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辗转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初衷。

祖籍安徽宁国的任新民，曾于1935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有机会参加抗日斗争，任新民转考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被百里挑一选中。

8年抗日战争，手持落后武器装备的中国军人新纪元大学学院，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的飞机大炮，给任新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刺激，那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到先进技术。

回国后，任新民被安排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1952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赶去北京。受命急忙北上，陈赓将军接见了他，希望他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

“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尽管任新民颇感意外，但他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一封电报让我和航天结缘。”哈军工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于当年10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将任新民招致麾下，让他担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

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与中国航天事业共生、共荣、共奋进的“航天人生”。由于“伯乐之遇”，任新民也与钱学森结下了一生“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

我国导弹是被逼出来的

”

“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第五研究院参与其中的人也多是外行新纪元大学学院，百年一生，一生一事，就钱老（钱学森）在美国从事过相关工作。”任新民到任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前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测绘仿制，探索导弹和火箭知识。

△1956年任新民作为中方代表在苏联P-1导弹交接仪式上签字

在导弹研制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1960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撕毁协定，苏联专家准备全部撤走，一些西方媒体宣布，中国的导弹计划夭折了，中国人的导弹梦碎了。此时对于任新民和他领导的发动机研制组来说，没有图纸，没有苏联专家的协助，工作异常艰难。

“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任新民记得很清楚，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准备发射的“东风一号”导弹

20世纪60年代，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尚且没有核武器的中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导弹进一步的研制工作，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

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首次试飞，飞行69秒后坠落在距离发射地点300米外的戈壁滩上。作为总设计师，任新民在当时承受重压，经过进一步改进，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的飞行试验最终取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迈开了独立研制导弹的步伐。

“东风二号”成功发射后，任新民马不停蹄领导研制的“东风三号”、“东风四号”导弹也顺利完成既定任务。

毛泽东曾笑谈，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他们在整个60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把‘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

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成功把世界上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太空探索的新纪元。

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最后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而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型号的负责人。

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这使中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也被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

△上图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下图争相眺望“东方红一号”通过北京上空

任新民同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1975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这一年内，他连续组织了三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光环属于大家，失败的原因一定在我”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通信卫星工程，由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五大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而我当时是那些总指挥的‘统帅’。”由此，任新民被大家称为“总总师”。领衔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他说，“光环是属于大家的，而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

说起“331工程”，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确立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使用氢氧发动机的方案，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搭载“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腾空而起，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能力，由此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耽搁载人航天立项，对不起江东父老”

1978年6月，已经担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一名日本记者问，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相隔不过两年，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也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

这些问题把任新民问住了，30年来他的心思都用在了导弹、火箭和卫星工程上，而现在他意识到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任新民开始构想载人航天项目。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

当时最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中国到底是采用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的分歧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们各持己见。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的任新民面对如此情景，不得不暂时休会，但是他私下登门拜访那些意见最为尖锐的专家，希望能够达成共识。

在次日开会时，任新民说：“载人航天工程马上就要立项了，我们有新的目标、新的任务，如果因为我们几个人意见不一致，把事情耽搁了，对不起江东父老。”他一番言辞恳切的讲话，感动了当场很多人，表决顺利通过。

直到1992年9月21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提出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当年起实施。那时，任新民已是77岁的老者。

△任新民：百岁老人的航天传奇

此后，任新民参加了我国载人飞船的全部立项论证工作。自“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亲临现场送行。目送“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后，记者再三请求采访任新民，他只说了七个字，“好啊好啊非常好！”

“国家能派上用场，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举行的两弹一星元勋颁奖大会上，任新民获得了功勋奖章，作为中国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任新民被认为是“总师第一人”。

“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到了晚年，任新民说自己“人老心不老”。

原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王桁认为，中国航天界若钱学森第一，任新民就排在第二，“这些事情没有他来做的话，恐怕我们国家现在有些航天的发展，还不是这个样子。”

就像与自己大半生相伴的火箭助推器一样，从“东风一号”导弹到“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任新民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正是一次又一次零的突破，成就了这位中国航天史上的传奇人物。

任新民说，“工人盖的房子大家能住，农民种的粮食能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我们搞火箭卫星这些国防尖端技术，国家能派上用场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所做的事做得怎么样，只能由后人去评说。”

2月12日下午3时，任老离世。至此，“中国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再度重聚。抬眼望去，中国航天事业，已是满天星斗璀璨……

“中国航天四老”

任新民，1915-2017，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

黄纬禄，1916-2011，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被称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

梁守槃，1916-2009，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被称为“海防导弹之父”。

屠守锷，1917-2012，火箭总体设计家，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