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国际大学排名，大学认证机构与排名机构的争议

中译本：

詹姆斯·H·米特尔曼 著，2021，《遥不可及的梦想：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马春梅、王琪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原书：

James H. , 2018, Dream: The World-Class and . Press.

想赶紧阅读这本好书的朋友，各大电商平台均已上架，欢迎选购！

作者简介：

美利坚大学杰出学者和名誉教授，国际研究协会201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杰出学者奖的获得者，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院的荣誉研究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

认证是为了保护学生的权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一机制是为了提高高等教育水平而发展起来的。在许多国家，一所大学或项目申请官方批准，如果符合要求，则会获得全面或临时认证；如果不符合，则会收到建议或改进要求。对于不满足认证要求或压根不去申请认证的机构，后果包括失去某些类型的资助资格以及引起潜在申请者的顾虑。为了满足认证机构的要求，大学必须提供若干文件，通常包括说明学习目标和结果的教学大纲等。管理人员或政府对认证活动设定了标准格式，所列目标和结果清单可以作为学校招聘和评估教师的标准。

加拿大多伦多瑞尔森大学（ ）的泰德·罗杰斯商学院（Ted of ）院长肯·琼斯（Ken Jones）在谈到这些观点时表示，认证工作“让我们有了为高质量的新员工获取资源提供了优势。”他的意思大概是，认证有助于在聘任师资时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也有助于获得其他财政来源。琼斯还指出，这一过程对现有教师产生了积极影响：“每个人都在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当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of ）彼得·古斯塔弗森商学院（Peter B. of ）完成了二十多道程序后从国际商学院协会（the to of ）获得认证时，大学管理者发现这个耗时且昂贵的过程是值得的，尽管学院此前已经获得了欧洲质量改进体系（ ）的认证。据古斯塔弗森的副院长A.R.埃兰戈文（A.R. ）说，双重认证标志着“你是数一数二的，你进入了顶级联盟。”由于这种被认可的标志，“我们发现我们聘请教师和吸引学生的能力显著提升。”阿尔伯塔大学（ of ）商学院副院长汤姆·斯科特（Tom Scott）补充道，认证过程“要求自律，会避免你对自己的使命变得倦怠”。

然而，认证工作是有争议的，因为认证对一部分实践内容进行了规范琼斯国际大学排名，但对其他方面却未做要求。认证机构表示，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保证廉洁诚信，在确保高等教育机构向公众提供的项目和服务信息准确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并加强了对外部组织的问责。认证机构认为，政府加强对认证范围的监管限制了学术领域自身的规范，并威胁到高等教育的知识独立性。但批评人士声称，认证工作对需要认证委员会印章的机构强加了硬性规定。怀疑论者也表示，传统的标准（例如任期的审查）阻碍了创新，尤其是当技术和其他形式的创新为大学变革和非传统教育供应商提供了机会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认证机构被视为强有力的守门员，维护其作为监管部门的角色，以袒护法律教育、医药和工程等领域的既得利益。

认证机构本身的成本可能是昂贵的，满足其标准和程序的步骤也是如此：自我研究、专家团队反复进行实地考察、其他同行评审方法和行动信函。认证职能可以对大学图书馆的评价、全职教师的比例和研究能力作出规定。那么谁来支付认证和满足其标准的费用呢？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地区。认证工作可能需要政府资助、向大学收费以及增加学生学费。

于是出现了一大堆问题。从学术自由的角度衡量，认证工作在何种程度上被认定为政府程序或非政府程序？谁来评估认证机构？如果有必要，谁来对认证机构进行改革？认证的程序和报告是否足够透明？虽然认证主要由地区、国家和规划机构在护理或商业等特定领域实施，但谁有权评估大学海外活动的表现？而且，鉴于有时受援国和援助国之间巨大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差异，要根据谁的卓越标准来衡量？在不同的环境中，监管机构是否将标准理解为定义绩效的数据和准则的使用，还是理解为一项民主程序？在判断教育优劣时，国际标准和地方准则如何平衡？越来越多的认证机构必须关注大学的跨境行动，但谁来对此负责？鉴于人们越来越关注“招生磨坊”（ mills，招收尽可能多的学生，而不考虑学生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可能）、外国“文凭工厂”（ mills，出售假冒的“羊皮纸”学位）、认证磨坊（出售欺诈性的认证资格）以及不择手段的营利性供应商（未经国家机构的认可），认证的可信度尤其令人担忧。

同样，全球排名系统也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与认证机构一样，全球排名系统是给大学评分的监管工具，但排名更直接地成为了教育全球化的副产品和催化剂下文中关于排名的部分段落改编自詹姆斯·H·米特尔曼《全球排名是重新评估大学价值的标志》一文（该文载于泰罗·埃尔基莱主编的《全球大学排名：欧洲高等教育的挑战》一书中）。

在应对全球排名的广泛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关注排名的起源。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of World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imes ）和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 ，简称QS公司）联合发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标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于2003年首次发布，主要以研究指标为核心。2004年问世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则更加注重对声誉的调查。2010年以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与汤森路透（ ）合作推出了更多排名指标。如今，英国QS公司已经发布了自己的世界排名，不再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合作。其他全球排名也正在不断涌现。

欧盟的大学地图分类（UMap ）和多级大学排名（U ）等各种大学排名都在纷纷跟进，但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多级大学排名网站允许用户选择标准和创建定制的结果，在教学、研究和国际定位等方面对机构的具体表现进行比较。由世界银行和地中海治理中心（ for ）发起的大学治理筛选卡项目（ Card ）和其他项目也有类似的联系。然而，许多试图优化计量方法的尝试，比如基于互联网的世界大学排名（ of World ），大多都是模仿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QS世界大学排名。

在新技术的普及下，全球大学排名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带有北美高等教育的印记。这些印记源于美国一个全国性的排名机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杂志（一家1983年创办的私营企业），其形式激发了排名的灵感。包括像吉普林（）和福布斯（）等大公司在内的美国其他出版公司，很快也加入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竞争行列。英语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这些规范体系的传播。

在某些方面，比较大学表现的数值数据可能是有益的。这些数据传递了有用的信息，促进学者改进他们的实践，培养更强的责任感。排名还有助于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并帮助区分他们。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 for WorldClass ）主任和高等教育研究院（ of ）院长刘念才证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推动教育工作者们支持建设几所世界一流大学。随后，刘念才教授及其同事们推出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琼斯国际大学排名，大学认证机构与排名机构的争议，以便更好地将上海交通大学与竞争对手学校进行比较作者与刘念才教授的讨论内容，上海，2013年9月11日。我们在上海交流时，他指出，参与排名工作的学者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领域的教授，他们把开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系统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方面，排名没有来自政府或私营企业的外部资助。他们使用汤森路透和其他来源发布的第三方数据集（非大学自己提供的统计数据），旨在衡量可量化的内容——主要是研究产出，而不是教学或服务。

但是，排名机构无法衡量和比较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品格、求知欲和对学习的热爱。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些使命导向问题上表现的这种复杂性，目前还没有办法通过量化排名来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间滞后的影响。而且看起来，包括任何一所大学将自己与竞争对手进行排名比较，多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这就让我们在排名竞争中面临着高风险，而且也关涉谁有资格担任“记分员”的问题。

从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来看，排名系统给学校带来的潜在回报或损失都很明显。大学管理者用排名指标来更新学校的使命宣言、筹集资金、分配资源，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措施。学生及其家庭在决定申请哪所大学时，排名也会为他们提供指导。85%的国际学生表示，全球排名和声誉是他们选择的关键因素，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全球排名和声誉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此外，在蒙古、卡塔尔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排名系统与学生团体的社会构成有关。这些国家的政府资助和留学奖学金仅限于进入全球百强大学的学生。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奖学金计划只颁给被全球排名前50的顶尖大学录取的学生。以平等主义精神著称的挪威，则将留学奖学金的授予限制在寻求进入海外著名大学的申请者范围内。排名对大学其他工作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巴西的大学只与全球排名前500的大学合作；新加坡只与前100名的大学合作；荷兰和丹麦的移民法则有利于那些拥有世界上最著名大学学位的国际学生。此外，中国、德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都已承诺，至少有一所大学进入全球前100名；尼日利亚也已承诺将推动两所大学进入全球前200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高等教育管理者们设立委员会或聘请更多的管理人员来制定战略，以期借此扶摇直上，进入精英大学的超级联盟。他们的任务是准备文件和报告，提高大学的网络显示度，提升大学形象。而且，如果一些大学在排名中大幅上升，这些学校的校长则会获得奖金。反之，若大学排名下降，大学的领导者也会受到波及。于是，当2013年霍华德大学（ ）在一项重要的全国排名中大幅下滑后，校长西德尼·瑞博（ ）突然宣布退休。由于募资和招生问题，霍华德大学的排名从2010年的第96名降至2013年的第120名，再降至2014年的第142名，这标志着校长任期的结束。

简单来说，排名活动是大学管理和营销的重要工具。全球排名有助于标准的去国家化。通过将哈佛、剑桥、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学院或其他精英大学认定为黄金标准，这些排名系统正在对知识管理进行排序和去环境化（）。模仿符合世界排名标准的策略的风险在于一种群体思维模式，即一种塑造大学宗旨的全球化模型。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和欧元区衰退（波及到了其他地区）后，紧缩政策加剧了群体思维的危险。对于大学来说，这些衰退是在多年来普遍采用改良派的思想和政策之后出现的。

的确，大学的领导者们经常会批判大学排名。他们列举了排名在方法上的缺陷和指标上的不靠谱。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研究、声誉、教学、流动性或其他？要测量哪几种？该如何量化？但大学的领导者们仍然坚持把这些记分卡转变为目标，用于他们机构的管理。他们继续援引全球排名来动员教职员工。

虽然研发排名的专家们准备好接受这些批评并改进排名方法，但他们也坚信大学的价值是可以测量的，而且他们并不怀疑这些价值本身是否可量化。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比较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大学吗？毕竟，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大学都面临独特的挑战。例如，为什么要把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大学的表现与牛津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成就相提并论呢？前者在消除全体师生种族差异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全球排名是否会排挤那些不符合研究成果和声誉测量指标的举措（比如法学院为贫困地区的工作或消除性别等级制度提供实务训练）？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否无法反映出学生所承受的代价？

支配和从属问题很难从全球排名系统的衡量标准（比如对大学声誉的网络调查）和描述性统计上体现出来。打个比方，排名将高等教育机构等同于餐馆、汽车和旅馆等商业服务；排名给大学指定了许多明星。因此，当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Obama）呼吁建立一个面向学校的政府评级系统时，教育部副部长杰米尼·S·斯塔利（ S. ）告诉大学校长们，这项任务就像评估厨房用具一样简单，用她的话来说：“这就像给一台搅拌机打分一样容易。”

消费者导向的大学记分卡是一种会计工具，用于比较各机构在劳动力市场结果方面的数据，如毕业后学生的收入和学生贷款的还款率等，以此作为衡量学位价值的指标。因此，那些计算高等教育复杂程度并将其转化为全球排名的分析人士可以被比作会计师。和任何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一样，他们自身的责任值得关注。在大学排名工作中，这些排名研究人员对谁负责？这些评分的专家是如何挑选的？行使了哪种监督？谁又来花钱聘请审计公司审核这些排名机构的信息？审计报告是否公开透明？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上下文求证，答案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提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学自行报告了大部分数据。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数据虚报的后果，比如美国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埃默里大学（Emory ）和乔治华盛顿大学（ ）夸大了数据，显然是在试图钻排名系统的空子。排名机构是否将不再对违规大学进行排名？也许，跨国评估院校资源和声誉的整个过程应该接受公共监管或从根本上重新加以考虑。

当然，在全球排名竞赛中有赢家就会有输家。优胜者获得金牌，是其他选手努力看齐的高标准，所有选手都希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超级联盟。

但是，在全球排名顶层梯队的争夺赛中，流动性是有限的。年复一年，出现在顶层梯队的大多数大学几乎是固定的那几所精英大学。此外，全球排名几乎只关注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而无视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安德烈斯·拉瓦格斯（ ）为欧洲大学协会（ ）提供的报告，主要的全球排名为世界范围内约1.7万所大学中的700~1000所大学提供了可靠数据。大学的类别和标准成为对其实施奖励或惩罚的依据，排名机构藉此成为权力的掮客。他们请求允许对大学进行重新定位并参与其中，进一步扩大了竞争的标准。泰罗·埃尔基莱（Tero ）和奥西·皮隆内（Ossi ）精辟地道出：“竞争的意识形态孕育了排名，而排名则为竞争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撑。”排名压力通过对最佳实践的扈从，对不一致行为的有效惩罚以及对量化结果的关注来引导院校对其标准的顺从。将大学局限在量化的语言上是对其宗旨的束缚。从根本上讲，无价的社会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是绝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