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科技大学，信息学院寇煦丰课题组在IEDM-2024发表新型磁存储器最新研究成果

近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后摩尔中心（PMICC）寇煦丰课题组联合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张锡祥团队，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70届国际电子器件会议( , IEDM)上，以题为“Field-Free -Type MRAM with High and ”报告了新型磁存储器（MRAM)最新研究成果。IEDM自1955年创办以来，一直是国际半导体技术界的权威会议和风向标，为全球集成电路领域提供了一个展示技术突破的重要平台。此次上海科技大学再次以第一完成单位在IEDM上发表论文，体现了学校在微电子领域的科研实力和影响力的持续增强。

当前，数据驱动的新计算范式对存储需求呈现爆炸式增长，市场迫切需要高速、低能耗的新型存储器件。MRAM 因其兼具非易失性、高读写速度（1 ns）、高擦写次数（1015）的特点，被视为下一代存储技术的重要候选，受到全球半导体厂商的高度关注。然而，当前主流的电流型STT-MRAM面临可靠性和可扩展性方面的挑战，而下一代自旋轨道矩磁存储器（SOT-MRAM）对辅助磁场的依赖，始终是制约其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关键难题之一。

在前期研究中，寇煦丰课题组充分发挥窄禁带化合物半导体InSb自旋轨道耦合效应强、迁移率高的优势、以及其与CdTe在晶格匹配方面的协同效应，采用分子束外延（MBE）技术成功制备了高质量的3英寸InSb/CdTe异质结薄膜，并验证了界面诱导的强自旋轨道矩效应（IEDM-2021）。在此基础上，本次研究通过引入/InSb/CdTe量子阱结构，将体系电荷-自旋流转换效率提升了 45.6%美国国际科技大学，显著降低了 SOT-MRAM 所需的翻转电流密度。研究还发现InSb（111）晶体的闪锌矿结构可以打破空间对称性破缺，从而产生显著的面外晶体力矩（-, CT），实现CT-MRAM器件在无外场辅助下的可靠写入操作。相较于其他无磁场翻转方案，本工作揭示的晶体力矩机制不仅简化了器件结构并提升了写入操作的便捷性，更因其内禀特性，可在40℃至+125℃的工作温区内稳定工作，且写入电流密度较其他几类SOT-MRAM器件降低了1-2个量级。该研究为破解传统 MRAM 商业化瓶颈提供了新思路，有望加速 SOT-MRAM 的产业化进程美国国际科技大学，信息学院寇煦丰课题组在IEDM-2024发表新型磁存储器最新研究成果，满足智能化时代的数据存储需求。

上海科技大学是该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信息学院后摩尔中心寇煦丰课题组2021级硕士研究生黄浦阳、2022级博士研究生姚珊、2020级博士研究生职正航和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陈爱天为文章共同第一作者，寇煦丰教授和张锡祥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图1 | 基于/InSb/CdTe量子阱结构的CT-MRAM器件

图2 | 无辅助磁场CT-MRAM器件实现40℃至+125℃温度区间的高效工作

美国科技大学，美国对华“科技战”有哪三大新动向？学者解析

编者按

2023，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但总体呈现“低开高走”态势，从年初“飞艇事件”跌入冰点，到年中互访增加接触，再到年底元首会晤，激烈博弈后形成了平衡态势。站在岁末年初，我们不禁会问，科技领域美国对华“卡脖子”有哪些升级举动？“小院高墙”有什么新变化？这些限制遭到了哪些批评与反弹？就此，凤凰大参考推出“展望中美关键年”系列策划，从经济、人文交流、安全、科技的维度详解中美关系，本文为第三篇。

核心提要

1. 过去一年，拜登政府继续加大对华科技竞争的“攻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用“新华盛顿共识”定义目前战略，其目的都是为了“让美国跑得更快”。通过落实《通胀削减法案》等战略，美国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此外，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技术也成为发展热点。

2.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也有防御性的一面。所谓“小院高墙”策略就是对于关键的技术领域会采取严格的“高墙”管控。2023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呈现加码、强化的趋势，意图为中国在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发展能力设立上限。同时，美国还进一步完善涉华投资审查机制，阻止专利、数据等知识产权在投资过程中向中国转移。

3. 美国从不同维度加快推进“民主科技联盟”的构建。在双边维度上，美国同印度、英国和韩国都进行了技术合作对话；美国还利用“小多边”方式推进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其中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成的“芯片四方”是其“芯片联盟”布局的重中之重。

4. 美国的施压也存在一系列局限性因素。比如不少声音担心盲目补贴反而带来市场扭曲、产能过剩、贸易争端。对华日益严苛的出口管制举措可能导致美国企业自身营收下降、市场份额被挤占、研发投入减少。美国推进对华科技遏压也会损害盟友的不少利益，为抗衡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的不利影响，欧盟、韩国等都推出了政府补贴、税收抵免等激励措施。

作者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赵明昊

编辑丨王睿

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美中战略博弈的重中之重。前助理国务卿、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战略界人士认为，科技问题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挑战结合在一起，它已成为美中竞争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强调，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美国方面提出，未来十年是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其对华施压的紧迫感日益上升。

2023年，美国在高技术产业供应链重塑、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科技交流等方面频出新招，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力度日益加大。着眼“让美国跑得更快”，拜登政府显著加大联邦政府对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202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预算为2049亿美元，首次突破2000亿大关，同比增幅高达28%。在增加投入的同时，拜登政府还对美国的科技体制进行调整，力图强化美国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全政府”“全社会”“阵营化”的对华施压模式，具有攻防并举、内外互济、短长结合的特征。

以“新华盛顿共识”推进对华竞争

2023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在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新华盛顿共识”这一重要概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推进对华科技竞争的底层逻辑的深刻变化。沙利文称，美国需要适应由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所界定的新环境，中国、俄罗斯等对手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谋取地缘政治筹码，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在供应链方面的脆弱性非常突出，在关键技术方面的竞争力也被削弱。

▎沙利文

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力图以新华盛顿共识重塑美国国际经济战略。新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涵包括：一是国家安全和人权因素在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中美关系中更加重要；二是大力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产、量子计算等方面加大政府和私营部门投入，未来10年总投入金额约为3.5万亿美元，不断增强美国自身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三是增强与盟友以及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共同建立“强大、有韧性和领先的技术工业基础”；四是通过“小院高墙”策略保护关键和基础技术，推进量身定制的出口管制措施，聚焦能够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技术，加强涉及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基本目标是“让美国跑得更快”，而这需要加大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2023年，拜登政府通过落实《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大力提升美国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竞争力。

▎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首次签署通过了《芯片和科技法案》。

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看来，《芯片与科学法案》相当于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进攻性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至关重要。2023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BAE）就3500 万美元的激励资金达成初步协议。该资金将用于BAE 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生产设施的现代化改造，使其芯片产能翻两番，其中包括用于F-35 战斗机的芯片。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估算，拜登上台以来，在全美范围内超过35家美国公司为与芯片相关的制造项目投资近2000亿美元。英特尔、美光科技等企业新建或扩建30多家芯片工厂，分布在德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纽约州等多地。

根据《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政府投资110亿美元设立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NSTC），确保美国在半导体技术标准、设计和制造以及半导体产业人才等方面占据全球领先地位。2023年4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正式公布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战略。此外，2023年1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启动一项规模为30亿美元的“国家先进封装制造计划”，以支持国内芯片封装行业发展。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的半导体封装产能仅占全球的 3%，而中国约占38%，美国在本土制造芯片却将其运往海外进行封装，将产生严重的供应链和国家安全风险。美国致力于在2030年前，在国内建设多个大规模先进封装设施。

拜登政府还注重推动美国电动汽车等高技术产业，促进清洁能源转型，确保美国在面向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2023年3月28日，拜登在北卡罗来纳州就投资美国议程发表讲话时称，需要确保美国拥有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2030年前全美汽车销售中有50%将来自于电动汽车。

▎特斯拉，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及太阳能板公司。

根据《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清洁能源设施和项目如电动汽车给予额外的税收抵免优惠。相关优惠举措带有明确的原产地要求美国科技大学，美国对华“科技战”有哪三大新动向？学者解析，包括电池中40%的矿物须来自美国国内或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这些举措实际上也具有国家安全意涵，美国担心中国等竞争对手借助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武器化，损害美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试图借助补贴规则的调整促进锂、镍、钴等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塑，为美国在21世纪的科技竞争中获胜奠定有利条件。

为使美国的创新在地域层面更为多元，2023年5月美国商务部经济发展管理局宣布启动“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竞赛，由地方政府围绕重要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投标，联邦政府将对入选者给予资金等支持。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项目先期投入100亿美元，聚焦10个核心技术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硬件和软件、量子信息科技、机器人、自然灾害防治、高端通信技术、生物科技、数据存储和管理、先进能源技术、新一代材料。

▎2023年5月12日，美国商务部启动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竞赛，帮助选定的美国地区在新兴技术方面进行全球竞争。

不断强化“小院高墙”策略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既有进攻性的一面，也有防御性的一面。沙利文所提及的 “小院高墙”策略，其目标是使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更具选择性（小院），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加强防护能力，采取更严格举措（高墙）。 拜登政府更新了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设置更为细化的子领域类别，增加新的技术领域，包括高超音速能力、定向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存、核能和金融技术。

▎ 2022年2月7日，美国发布了新版《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 。

作为“小院高墙”策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持续强化出口管制机制，利用“实体清单”“未核定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涉军企业清单”等政策工具，大搞“长臂管辖”，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相关机构。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新的“芯片禁令”，在硬件、软件、人员和原材料等多个维度大幅增强对中国的全方位压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艾伦（ C. Allen）等专家认为，此举试图阻滞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冻结中国芯片自主研发进程，严重破坏全球芯片产业的创新循环。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在2023年呈现加码、强化的特征。沙利文等人表示，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将不再是预防性措施，而是“以稳健、持久和全面的方式实施”，旨在建立静态的上限，使中国在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能力发展无法超过这个上限。为满足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要求，英伟达等美国芯片企业调降了相关产品的技术性能，以获取对华出口许可，比如专供中国市场的A800 图形处理单元（GPU）处理器。然而，拜登政府担心中方利用“芯片堆叠”等方式解决先进芯片不足的问题，继续推进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2023年11月，美国商务部决定将这类产品也纳入管制范围，进一步压缩美国芯片企业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往来。

▎英伟达（），创立于1993年1月，是一家以设计和销售图形处理器为主的无厂半导体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位于硅谷的中心位置。

2023年8月，华为Mate 60系列手机上市，其在智能手机5G芯片国产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挑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2023年11月7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长达60多页的报告，指责美国商务部的对华出口管制存在严重漏洞，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获得了大量美国技术产品的进口许可，中国已经有能力生产7纳米先进制程芯片。一些共和党议员要求拜登政府立即对华为和中芯国际采取行动，并切断中国公司通过云计算服务使用美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渠道。

此外，美国利用司法手段加大对华科技打压的态势也较为突出。2023年2月，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宣布成立“颠覆性技术打击小组”（ Force），称将保护美国的先进技术不被美国的“对手国家”非法获取和利用。其提到的美国对手国家包括中国、伊朗、俄罗斯和朝鲜。该小组由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司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 G. Olsen)和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 )牵头。成员包括来自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调查局 (HSI) 和美国12个大都市区的14个检察官办公室的专家。

▎2023年2月16日，美国司法部（DOJ）和商务部宣布成立“颠覆性技术打击小组”。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司法部曾设立饱受争议的“中国行动计划”(The China )，“颠覆性技术打击小组”是对这一机制的替代，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之感。这个打击小组的工作重点包括：调查和起诉违反出口法的犯罪行为；加强美国出口管制的行政执法；促进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利用国际伙伴关系协调执法行动；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和全源情报开展调查，加强打击小组与美国情报界之间的联系。其关注的重点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设备和材料、量子计算和生物科学等。2023年5月，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多起涉及敏感技术非法流动的刑事案件，包括苹果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代码、用于导弹制造的先进材料等，美方称相关技术流向了中国等外国对手，案件涉及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士。

再者，美国进一步完善涉华投资审查机制，力图在高技术领域加大管控中美金融和资本关系。2023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关于“应对美国在受关注国家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产品投资”的总统行政令。此举旨在限制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对华投资，加大甄别与“中国国防或监控技术部门”有关联实体。相关限制领域聚焦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未来也可能会扩大到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美国推进投资审查的目的在于抑制美国资本对于中国先进技术研发的支持。比如，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相关专家的研究，2015年-2021年间共有167家美国机构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起400多笔投资，交易金额高达402亿美元，占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投资总量的17%。

▎2023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行政令，禁止美国在某些敏感技术上对中国投资。

应看到，上述总统行政令限制的不仅是资本，更多是专业知识，其深层目标是要阻止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和私募基金在投资中国企业的过程中，向中国方面转移专利、数据、软件等知识产权。无疑，在拜登政府强化涉华投资审查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投资者对与中国展开合作变得越来越谨慎。标准普尔2023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2022年对华投资70.2亿美元，较2021年的289.2亿美元减少76%，为近三年来最低水平。为应对中美日益紧张的对抗关系，硅谷的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 )采取分拆策略，将中国子公司剥离为一家独立公司。即便如此，红杉资本仍成为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要审查对象，它被要求提供2010年以来在中国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芯片等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详情。

持续构建“民主科技联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技术民主国家”（ ）和“技术专制国家”（ ）之间的分立越发突出，由谁来界定技术使用等规则，将会塑造未来数十年世界的走向。为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优势，美国注重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民主科技联盟”，力图加大情报共享，并在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增进政策协调，以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目标。这类技术联盟还具有推动联合融资、共同研发的功能，其目标是提供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选择”，削弱中国等竞争对手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中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布林肯

2023年，拜登政府从双边、多边等不同维度加快推进“民主科技联盟”的构建。2023年1月31日，“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正式启动。该倡议是美国和印度强化战略协作的重要平台，包括加强美印防务科技创新合作、建立具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推进太空领域合作、加大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培养力度等多项具体内容。特别是，美印提出要推进5G和6G研发合作，促进开放式无线接入网（Open RAN）在印度的部署，这被认为旨在对抗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为落实该倡议，2023年2月1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印度相关机构签署协议，提出简化两国科研资助流程，扩大科研领域合作。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总理正式宣布了iCET，两国国家安全顾问在2023年1月31日当天在华盛顿特区主持了iCET的开幕会议。

2023年6月，英国首相苏纳克访美，美国和英国政府联合发布“21世纪美英经济伙伴关系大西洋宣言”。这一伙伴关系以技术合作为基础，主要包括五大支柱：一是确保美英在量子、尖端通信、合成生物学、先进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二是推进美英经济安全和技术保护政策以及供应链合作，包括应对特定类型对外投资带来的国家安全风 险、确保灵活和协调的出口管制、加强制裁合作并降低关键技术供应链的脆弱性；三是两国共同推进包容和负责任的数字化转型，强化在数据、人工智能和隐私增强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四是美英协同建设未来清洁能源经济，包括启动关键矿产协议谈判；五是加强国防、卫生安全和太空领域联盟。

▎2023年6月8日，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在白宫签署《大西洋宣言》。

2023年12月8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与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赵太庸在首尔美国科技大学，主持召开首届美韩下一代关键和新兴技术（CET）对话。该对话旨在落实2023年4月美韩元首关于升级双边技术合作的承诺。美国与韩国宣布构建“战略经济与技术伙伴关系”，将优先推动六大主要战略技术领域的合作，包括半导体技术及其供应链、生物技术、电池和清洁能源技术、量子科学技术、数字连接和人工智能等。美韩还提出将进一步充实“颠覆性技术保护网络”和投资审查机制，以防止敏感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泄露。此外，美韩宣布将在2024年，与印度共同开展非正式的三边技术对话。

▎沙利文（右）与赵太庸（左）握手合影。

除了双边维度，拜登政府还注重利用“小多边”方式推进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其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框架下设立关键和新兴科技工作组。2023年5月，美日印澳宣布设立“四方投资者网络”(QUIN)，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量子信息等领域推进战略性投资。2023年8月，美国、日本和韩国在戴维营举行峰会。三国首脑同意全面加强技术合作，扩大联合研发和人员交流，协调实施先进技术出口管制，在人工智能、新材料、气候和地震建模等关键和新兴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三国还提出要加大国家实验室层面的合作力度。

芯片是美国对华科技施压的核心领域，拜登政府试图借助美国在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设备及其核心零部件、电子设计自动化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大力构建多层次的“芯片联盟”，增强对全球芯片产业上中下游的把控力，打造排斥中国的先进芯片创新链和产业链。一些盟友已选择跟进美国对华芯片限制举措。2023年1月，美国、日本与荷兰达成三方协议，共同限制向中国出售先进的半导体生产设备。2023年6月，荷兰政府发布了有关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新规，主要针对最先进的沉积设备和浸润式光刻系统。2023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实施针对中国等国的新出口管制规则，涉及23种芯片设备和产品。日本的出口限制措施覆盖面较为广泛，有可能影响中国国内中低端芯片的生产。

此外，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成的“芯片四方”是美国“芯片联盟”布局的重中之重。美国试图推动各方达成芯片合作基本原则，涉及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投资审查、科技交流、保护商业秘密等方面。美国商务部要求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全球主要芯片企业向其提供包含客户敏感信息的商业数据，以增强美国对芯片供应链与贸易合作网络的把控。2023年2月，“芯片四方”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会议在台北举行。

总之，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地缘政治挑战”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施压不断增强，力图从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改革国内科研体制、实施“小院高墙”策略、构建“民主科技联盟”、争夺全球科研人才、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等多条“战线”，对中国展开“统合性压制”。

与此同时，美国的施压也存在一系列局限性因素。比如，美国国内有不少声音质疑拜登政府提出的“现代产业战略”，反对政府对芯片产业的过度干预，担心盲目补贴反而带来市场扭曲、产能过剩、贸易争端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再者，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考量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美国对华日益严苛的出口管制举措势将对自身利益造成反噬，包括美国企业自身营收下降、市场份额被挤占、研发投入减少等。此外，美国推进对华科技遏压特别是“长臂管辖”也会损害盟友的不少利益，为抗衡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的不利影响，欧盟、韩国等都推出了政府补贴、税收抵免等激励措施。在科技政策领域，美国与盟友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系列文章目录：

1.解读2023中美竞争关系：一词之差，今年美国对华定位悄然变化

2.美国青年很可能出现新一代“基辛格”？王栋教授评中美关系突破口

美国国际科技大学，王栋、马涛：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特点与启示

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总体目标。未来几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为了应对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国内挑战，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深刻思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强国的指示精神。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因此，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而吸收借鉴世界主要国家教育强国建设经验，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的教育强国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教育强国，其高等教育在短短3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独特的教育体制机制和教育强国模式具有超越美国特色的普遍借鉴意义。

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容

“教育强国”是教育服务国家强大战略的简称，在20世纪末开始成为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教育强国”作为一项国策，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通观世界大局、审时度势筹划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决策。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虽不及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也有300多年历程，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然而，美国真正将教育作为服务美国国家战略的时间，则主要开始于二战后美苏“冷战”对峙时期。通过立法，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在经费支持、战略引导、模式创新上将美国高等教育纳入强国战略，使美国教育成为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的重要保障，奠定了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科技、人才和教育强国的霸主地位。

首先，美国“教育强国”战略与美国国家发展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有着深刻的渊源，教育地方主义和教育自治传统成为美国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色。早在殖民地时期的1636年，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新市民学院（现哈佛大学），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开始。此后，北美陆续建立了威廉与玛丽学院、耶鲁学院（现耶鲁大学）、新泽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费城学院（现宾夕法尼亚大学）、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罗德岛学院（现布朗大学）、皇后学院（现罗格斯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8所学院。此时，美国的高等学府并不是服务于“国家”，也没有美国特色，而是以清教徒新教信仰为基础、仿照欧洲大学办学传统产生的地方性教育机构。这种地方教育自治的经验在独立战争后得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进一步确认。在宪法被通过后，美国国父们又通过了后来被称为《权利法案》的10条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修正案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行使，亦未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或人民”。教育事项并未被宪法明确规定，就自然成为州政府或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范畴。这也符合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美国地方自治传统。自此以后，美国的教育事业首先是州政府管理和民间自治的事业。

其次，美国“教育强国”战略与南北战争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奠定了美国特色的教育强国模式。美国建国后通过战争和购买等方式扩张了大片国土，而内战进一步化解了国内社会经济融合发展的根本障碍，但既有的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农业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1862年，联邦政府颁布了《莫里尔法案》（ Act），或称《土地授予学院法案》（Land Grant Act），通过向州政府提供公有土地或卖地资金来支持州政府建立专门从事农业和机械工程类的大学。该法案规定，根据各州国会议员人数每人拨给3万英亩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所得收益除10%用于购买校址外，其余将作为利息不低于5%的捐赠基金，用于在每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农工学院，讲授农业和机械方面的知识，培养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如果这笔基金5年内未能使用，将被收归联邦政府。法案一经施行，迅速推动了各州创建州立大学的热潮，因此建立的学院也被称为“赠地学院”。《莫里尔法案》的意义在于，使联邦政府介入了传统上完全属于州权和教育自治的范畴，通过联邦政府立法规范、经费支持和价值引导，美国高等教育逐渐具备了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办学理念，纳入了美国教育强国战略规划之中。《莫里尔法案》孕育了“大学服务社会”、后来被称为“威斯康星理念”（The Idea）的集教学育人、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于一体的实用主义办学理念。美国高等教育自此遍地开花，而且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需求，形成了具有综合性、应用性和多元性的美国教育体系。

再次，美国“教育强国”战略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安顿退伍军人战略部署直接相关。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因为较为开放、自由、包容、和平的政治社会环境，成为无数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移民和文化流亡者寻求庇护的家园。据统计，在1933年-1941年，有7600多名知识难民流入美国，其中1090名科学家，700人以上是教授，以及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大量学者型和艺术型的文化流亡群体。这些流亡知识分子成为影响乃至塑造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美国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群体。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需要解决数百万退役士兵的就业问题，尤其需要使其具备就业技能，融入和平时期社会发展潮流。1944年，美国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 Act of 1944）。法案规定，二战中服役超过90天的美国公民在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享有政策支持，在部队服役两年的退伍军人可以享受政府资助完成4年大学学业。法案实施6年，超过200万退伍军人入学。美国高等教育再次扮演着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重要角色。

最后，美国“教育强国”战略与二战后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竞争环境密切相关，美国面临苏联科技竞争优势而积极主动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将美国地方主义和自治主义的高等教育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在此背景下，美国于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案》（ Act），使高等教育成为加强国防安全建设的重要支柱。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并未根本改变教育强国战略，在国际竞争层面，教育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美国在高精尖领域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重要支撑。

进入21世纪，美国“教育强国”战略更加聚焦于前沿科技领域，尤其是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超级计算机、太空探索等领域的教育成为美国确保21世纪国家竞争优势和国防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从小布什时期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Act）到奥巴马时期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Act），到特朗普时期的《总统备忘录》，都旨在全方位改革美国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进美国“教育强国”战略。在如今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积极扩大教育开支，进一步支持高等教育发展，尤其在免除学生助学贷款、创办免费社区大学、扩大教育开放政策上有着新的推进。在“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口号下，拜登政府稳步推进着美国的教育强国政策，以满足新时期美国国家战略需求。总之，教育强国已经成为历届政府极力推动的国策，中国建设高质量教育，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深刻总结美国的教育强国特征，吸取其有益经验。

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特点

美国教育强国建设与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存在本质关联，在其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自治、服务社会和国家引导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并以此形成了多元、实用、开放、创新的教育自治特征。

第一，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特征是多元自治。美国宪法并未将教育交给联邦政府统一管理，而是保留给各州和各州人民。因此，美国没有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制度设计和教学体系。美国联邦政府虽然有教育部，但却不是统管全国教育事业的政府机构，只负责按照教育立法分配经费、搜集全国教育数据。各州政府尽管设有高等教育委员会，但也只是协调机构。因此，各州人民（具体而言是各州大学行政人员、教授团体及相关校外人士）才是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真正主体。教育自治体现为“高校董事会-校长-行政人员”构成大学行政管理系统，高校教授组成学术评议委员会，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相平衡，共同支撑大学自治体系。这种非单一制、非统一化、非国家意志主导的教育发展模式，发端于美国根深蒂固的地方自治传统和强大的公民社会，是美国民主特色在教育中的体现。教育自治培育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教学管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促进了教育的繁荣。尽管如此，美国大学教育理念与美国国家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深度契合，各大知名大学为美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总统、议员、州长、法官等政治家。大学自发成为美国强国战略得以施展的基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建国时奠基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有美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美国人不言自明的政治文化血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二，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美国民族气质和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实用主义，这种精神得到了19-20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等人明确的理论表达，尤其是杜威将实用主义用于教育，强调教育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甚至服务于民主社会的需求。实际上，在杜威等人表达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之前，美国的教育实践就体现着浓厚的实用主义特征。赠地学院的兴起就是服务于社会对农工科技人才的需要，而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都将服务社会需要作为办学理念之一。大学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服务社会、改进社会的桥头堡。

第三，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直接动力是国家引导。美国联邦政府尽管最初并未积极介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演变，联邦政府通过赠地法案和财政支持，推动各州和民间办学热潮；通过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大学承担起降低失业率、安顿战后数百万年轻退伍军人学习和就业等国计民生战略重担；通过《国防教育法案》，有意识地引导大学发展与国防军事相关的科学，使教育教学符合国家对外战略需要。

总之，美国教育强国建设形成了“大学-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大学与社会深度融合，社会不仅是大学的服务对象，也是大学获取经费支持的不竭源泉，是大学管理有效运转的基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教育立法和经费支持，引导和激励大学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部署，促进符合国家对外战略需求的相关学科繁荣发展。

推进新时代中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经验启示

美国教育强国建设虽然具有美国特色和美国经验，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于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新时代、新征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教育强国建设有益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中国教育强国新方案、新路径、新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的教育强国经验对于中国构建高等教育强国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略部署，提高管理效能。建设教育强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因此，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方向，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前提下，积极创新教育体制机制；在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统一部署下，充分调动大学创新发展的积极性，提高学校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现代化，使大学成为真正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柱，使教育成为人民幸福之本、国家富强之基、民族复兴之源。

第二，要立足中国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育体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首次作为单独部分来论述，体现了新时期教育强国在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要在党的二十大教育强国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强国指示精神的引领下，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积极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理念、制度和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发展，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建设高质量的教育。

第三，要加强战略布局，根据战略需求，促进学科融合。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我国教育强国指数位列全球第23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更加宽广坚实。面对当前世界科技竞争差距，中国需要优化战略布局，要在高精尖技术行业突破创新，要加大在自然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投入。同时，中国仍面临对外传播瓶颈，存在话语权被垄断的困局，因此需要有更多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为国家提供观念和话语创新，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真正使教育服务于国家对外传播战略需求。因此，需要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上取得相对平衡，不断促进新工科、新文科的发展，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融合，激发我国教育创造力、吸引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教育体系。

第四，要坚持教育交流，吸收国际经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教育改革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通过丰富和扩大中外教育交流美国国际科技大学，王栋、马涛：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特点与启示，促进西方先进教育人才、理念、模式“引进来”，推动中国教育人才、理念、模式“走出去”美国国际科技大学，实现中外教育国内国际“双循环”。教育交流成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打造“留学中国”品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机制。在国内国际教育交流中融合创新，使中国成为21世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第五，加快教育创新，夯实强国根基，展示大国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当今中国正处于百年变局的历史浪潮之下，正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伟大事业，需要中华民族凝聚创新精神。教育强国是党和国家为中华民族擘画的壮丽画卷的一部分，唯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真正续写华丽篇章。中国将以教育强国缔造人民幸福的根本，夯实国家富强的教育根基。未来中国，不仅是教育强国，更是创新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