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华侨公墓，上海公墓往事

这边浦东陆家嘴刚建立公墓，那边浦西福州路也不甘“寂寞”。1860年代，一座特殊的“白头坟山”在今天福州路539号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带形成。说它特殊，是因为葬于此地的多为头缠白布的阿拉伯人，故得名“白头坟山”，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上海滩已很“国际化”。

1947年版上海行号路图录中的白头坟山 图：《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

事实上，1850-1860年代上海滩较开埠之初已大不相同，众多因太平天国运动而逃至上海的江南富户令租界人口大增，建立完善的市政管理体系变得愈发紧迫。1854年英租界与法租界联合成立上海工部局，更为全面的市政管理由此开始，具体体现在公墓上，就是公共租界将山东路公墓与陆家嘴外国坟山纳入其管理范畴。

好景不长，随着1862年太平天国对上海的进攻被击退，注定玩不到一块儿的英国人与法国人也缘分到了尽头，法租界退出工部局上海华侨公墓，自组“公董局”。近代上海滩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两大租界格局由此奠定。不过，虽然分了手，但两家人还是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些许“牵手”的痕迹，比如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八仙桥公墓。

1865年修建的八仙桥公墓是唯一一座两个租界联合建立的公墓，此后再无类似合作。作为当时上海新落成的一座公墓，在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公墓”一直是这座墓园在地图上的名称。至于八仙桥公墓的叫法，则源自其所处八仙桥地区。

公墓中有一座纪念镇压小刀会起义时13位阵亡法军官兵的墓碑，落成后为法租界内一处主要的公共仪式举办地点，当局曾多次在此举办“纪念仪式”。不过，这13人的墓实际上要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迁入八仙桥公墓，此前他们的埋骨之地则是在上海老城墙附近。

八仙桥公墓中的法兵纪念碑 图

八仙桥公墓 图

八仙桥公墓之所以有名，多少也有赖于它的后世——毗邻上海新天地的淮海公园。不过在1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不折不扣的荒郊野外，翻开地图就能看到，较之山东路、福州路、陆家嘴的那几处公墓，这儿距离当时租界中心的外滩，明显远得多。

右下角为八仙桥公墓，左侧则为跑马厅，该照片摄于1930年代前后

这样的变化，正是上海城市规模扩张的真实写照，作为生活中较为次要的空间，公墓往往被置于相对偏远的地段。而上海近代史上另一个极其有名的事物，也有着与其惊人的搬迁轨迹，那就是1862年迁至今天上海人民广场位置的第三代跑马厅。显然，1860年代，上海城市与郊外的西部分界线，已到了如今的西藏中路一带。

与八仙桥公墓不同，跑马厅旁的以色列公墓则鲜为人知，其位置就是现在的上海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一街之隔的黄陂北路东侧则是上海历史博物馆，即当年的跑马总会大楼。跑马厅初兴之时，马夫多为无国籍犹太人（即以色列人），死后就葬在马棚旁的这块荒地上，随着墓穴增多，1925年正式标名为以色列公墓。

1947年版上海行号路图录中的以色列公墓 图：《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

伴随着第三代跑马厅同时诞生的，还有上海最早的越界筑路道路静安寺路（即今天的南京西路）。百多年前，当公共租界的势力刚刚染指于此时，这还是条充满着江南风情的道路，两侧农田遍布，水网纵横，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当19世纪末，那些更靠近市区的墓园没法容纳更多人入葬时，新一代公墓在这里被建立。而这就是上海滩当年最富盛名的静安寺公墓。

筑成之初的静安寺路（南京西路） 图

静安寺公墓落成于1896年，面积约60亩，具体位置就是今天静安寺、久光百货对面的静安公园，其也是上海第一个设有火葬场的商业性公墓。凭借着良好的环境与相对距离市区较近的地段，即使收费不菲（火化、入葬费用需要五十两甚至更多），静安寺公墓依然成为了20世纪初上海外侨最青睐的公墓，包括创办了上海雷士德医学院及工学院的实业家亨利·雷士德、内山完造的妻子内山美喜子等都被安葬于此。正因为如此，建成30多年后，1928年，静安寺公墓宣告“满员”，此时其周围已从田园风光变身城市景象，再无扩张的余地。

静安寺公墓 图

静安寺公墓的“成功”，加之进入20世纪后上海人口迅速超过100万大关，令嗅觉敏锐的中国商人也意识到，公墓是门好生意！

1909年，浙江上虞商人经润山在徐家汇虹桥路今南洋虹桥公寓一带购地20亩辟墓园，后因修筑沪杭甬铁路被占。1917年，经妻汪国贞在原址以西800米的张虹桥购地重建，取名薤露园万国公墓。

与静安寺等公墓不同，万国公墓对入葬者国籍、种族并无限制，这也使得此处成为不少中国籍名人的身后所在：晚清名臣岑春煊，一代文豪鲁迅，当然，最重要的还属宋氏三姐妹的父母：宋耀如、倪桂珍，这一特殊身份，让万国公墓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遭到毁坏后依旧能够恢复重建。而宋庆龄逝世后入葬父母墓旁，促成宋庆龄陵园的建成，也使得万国公墓成为老上海几大公墓中仅有的至今还延续着墓地属性的一处。

今宋庆龄陵园内的外国人墓园 曹伟 摄

或许是因为地价较低，又或许是由于万国公墓在此建成后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以虹桥路为主线的上海西郊，之后相继又落成了多座公墓。

文章开头提到的虹桥公墓，建成于1926年，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导下建立的一处面积较大的公墓，包括如今虹桥路番禺绿地及上海胸科医院的一部分。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著名报人邹韬奋，永不消逝电波背后的李白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死后都葬于此地。而在古北路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东方出版中心一带，还有一座建于1928年的永安公墓，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杨杏佛1933年遇刺后即葬于此处。据有人回忆，永安公墓有名贵树木众多，是老上海第一流的公墓。

1947年版上海行号路图录中的虹桥公墓 图：《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

杨杏佛墓，原位于永安公墓，1987年于今万国公墓重建 曹伟 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公墓业快速发展，这也与整个城市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既然外滩、南京路、淮海路上给活人使用的高楼大厦相继而起，那么被誉为人生后花园的公墓建设自然也无法被忽略。更何况，经历了开埠后六七十年的发展，渐渐城市化的上海人已不可能再像他们农村的亲戚那样埋骨于自家田地或是山坡，公墓俨然成为了人们的刚需，满足这一需求，也成为了政府的职责所在。

1936年落成于今杨浦区新江湾城一带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江湾公墓），是当年“大上海计划”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上海华侨公墓，相较于这份城市规划方案中其他建筑物：市政府（今上海体育学院行政楼）、市博物馆（今长海医院影相楼）、市图书馆（今杨浦区图书馆），这座占地面积120亩的公墓随着之后的抗战爆发而逐渐荒废，至今已经难觅踪影，少人知晓。

位于“大上海计划”中上海新市区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 图：《最新测绘大上海新地图》，申新书店，1937年出版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已拥有100余家公墓，34家殡仪馆、67家寄柩所和丙舍，殡葬业出现空前繁荣。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犹太人不断到来，上海也新增了多处犹太公墓，比较有名的包括从虹桥公墓中划出来的番禺公墓，以及如今杨浦区的惠民公园。

1949年上海解放后，原本全市各家公墓分属于不同华洋老板的局面渐次改变。从1950年代初开始，位于市中心的主要公墓相继“功能转变”：山东路公墓变为山东路体育场、八仙桥公墓改建为淮海公园、静安寺公墓变身静安公园、卢湾公墓扩建为露天停车场、徐家汇公墓的土地被移交上海客车厂等单位使用、浦东公墓则划出大部分土地建设浦东公园……经过一系列的“关、停、并、转”，至1966年，上海全市公墓由解放前最高峰时的170余家，降至35家。

“文革”期间，上海殡葬行业受到全面冲击，殡仪馆全部被撤销，火葬场仅剩龙华、西宝兴路两家，而那些承载了这座城市记忆的公墓也尽数遭到平毁，令人唏嘘不已。这一状况所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可供安葬的公墓屈指可数，无奈的上海人只能涌向苏州购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如今一到清明节苏州各墓园满是沪牌车，“苏州的墓地，睡的一半都是上海人”的奇观。

历史建筑唤醒城市记忆，而作为构筑物的公墓，也同样不遑多让，所以每当我去到一座城市，总会抽时间去当地的墓园中漫步一番。澳门半岛上的圣味基坟场，港岛跑马地的香港坟场、东京六本木的青山灵园……都曾令我流连忘返，因为在那里，既有这座城市闻人名士的旧时印记，也有着寻常百姓生活中的点滴往昔。相较之下，文化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让上海失去了这些记忆的载体，但也正是如此，我们更应该将这一切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后代能够知道如今那些绿树成荫的公园，车水马龙的街道，曾几何时，曾是一座座宁静的公墓，更是一段段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的往事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