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博士后的级别，哈佛博士后入职街道办，只想搞钱？“屈才”是最傻的说法

每天耕耘最有趣、最实用的心理学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罗林姣，此前因入职深圳南山区，担任桃源街道办副主任一事，被网友们热议。

大家对她的疑惑是：哈佛名校毕业，又是博士后，如此高学历人才，却选择当街道办副主任，是不是太委屈自己了？

更有网友恍然惊呼：如今一个街道办的岗位哈佛博士后的级别，哈佛博士后入职街道办，只想搞钱？“屈才”是最傻的说法，也需要这么高的学历和资质了吗？还是说，这年头找工作已经这么难了？连博士后，都要来抢普通人的饭碗？

在网上引发热议与关注之后，2020年8月26日，南山区委组织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新入职的罗林姣，的确是哈佛大学博士后，而她选择当街道办副主任，属于个人行为。

针对网上对罗林姣“屈才”的争议，北京日报记者调查后发现，屈才一说，其实是网友们的误解。哈佛博士后罗林姣的履历，与其现任职位颇有契合之处。

曾在哈佛大学物理系就读的罗林姣，于2013年就已取得了该系脑科学中心博士后学位。

同年回国后，罗林姣进入南京大学物理学院，任副教授；2018年，罗林姣出任桃源街道办副主任，并兼任街区建设部部长，主要负责街道三区融合、民生实事与文化体育、对接科教城规划落地事宜，挂点大学城社区。

从罗林姣的工作经历与就任街道办副主任一职后，所负责的工作内容来看，并无矛盾之处，更不是外界所议论的那样屈才，尤其不是大家所想的“只想捞钱”，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傻的说法。

无独有偶，就在此前，一张浙江余杭区的招聘公示截图，也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在这份公示名单里，在职人员清一色是出自清华、北大等顶级名校的毕业生。其中，有8个人的岗位是在街道办事处。

对此，余杭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在回应网友对此的疑问时称：

接纳清华、北大学生来街道办工作，并非大材小用，而是余杭地区经济社会事务与发展的需要。政府中的很多工作专业性都越来越强，亟需社会上多种多样的青年才俊，加入到经济社会的服务管理上，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好专业支撑。

同时，该负责人还表示，这些清华、北大学子，之所以选择如街道办这样的岗位，看中的，也是城市发展的潜力与活力，还有政府在招聘时的诚意。

社会万象纷繁，并非每一种，都有机会被公之于众；当毕业于世界名校的博士后，都开始选择街道办事等民生类岗位时，人们纷纷诧异于高学历与平凡工作岗位，竟有如此高的匹配度；更惊心于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开始遭受着来自更高层面的碾压。

在公众的想象之中，能够考上哈佛、清华、北大等世界级名校的人，工作环境和岗位一定跟普通人有所不同。那些高、精、尖职业和工作需求，非高等人才不能胜任。

在这种心态之下，学历=能力，学历越高=能力越高。能力越高，所从事的工作等级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地位与收入，也就越高。

所以，当罗林姣当上街道办副主任时，有人质疑她的能力，有人诧异于她的选择，也有更多的人哂笑之：

看过了世界进过高等学府又如何，还不是要回到人间，干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跟街道办那些退休大妈们一起，带着红袖章，梳着跟闲人马大姐一样板式的短发，天天跟在小区居民身后唠嗑，或家长里短。

读那么多书有啥用？保不住还是她个人能力有问题，高学历之下工作能力低下。学历与能力，并不见得完全匹配。

众人的审视与哂笑，不无道理：的确有学历高而工作能力低的人和事存在。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仍然是学历与能力相互匹配，尤其在越来越讲究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中国。

而罗林姣的情况，应属后者。

哈佛大学脑科学博士后、前物理学副教授罗林姣，可绝对不“嫌弃”或“看不起”街道办副主任这一公务员岗位。其工作岗位的内容以及复杂程度，也绝非普通民众所认知的那样鸡毛蒜皮或琐碎。

事实上，专属公务员岗位及职能哈佛博士后的级别，并不与其他街道干部职能相同。因人设岗的前提在于，在这个岗位上的这个人，能够达到何种工作效果和目标。

以物理学副教授的眼光和知识结构，来看待社区工作以及大学城规划与建设，其方式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

正如普通人看见黑暗来临只会感到害怕，而有人不仅不害怕，还能告诉大家黑暗只不过是光没有抵达而已。

一如普通人觉得身体总是莫名其妙的瘙痒，并且找不到原因，而给他做了全面检查的医生，却能综合这个人身体的其他状况，告诉他某个部位的持续瘙痒并非无缘无故，而极有可能是身体某个部位癌变的先兆。

罗林姣顺利进入体制内，成为体制内公务员，当然会经过一番组织流程。

无论是公务员体制内考核，还是组织内部考核，都是经过多方人士综合考量测评之后，给予的岗位认可。全流程，不仅不是外界所想的那样简单、容易，而且是极其严格的，遵循了经得起外界推敲和监督的。

哈佛大学脑科学博士后做街道办工作，不是大材小用，反而是对先进工作方式和思维的一种引入，是提升机构办事效率与质量，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国际化的一种人才建设的提下。

当一个具有科学思维的学者型街道办干部，面对和处理社会民生事务时，必然不会囿于表面现象，而是能够迅速从千丝万缕的民生迹象中，抽检出事实真相与实质，从而从问题的源头出发，制定出既符合民众当下需求，又符合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产出问题产生根源的有效行政措施，最终促进所管理街区的民生发展与需求。

所以，以脑科学思维来应对普通民生事务，来捕捉与应对无形无极的人性，绝对不算大材小 用。相反，降维应对才是比较恰当的说法。

当然，罗林姣等毕业于哈佛、北大、清华一流名校的人才们，近年来纷纷选择上岸，成为体制内一员，也充分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活络与吸引力。

与其说人才们看中的是体制内旱涝保收的稳定，以及社会地位、工作环境上的高位与宽松，不如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化发展，进入到深水区，亟需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专业人才的加入。

而中国政治体制内环境中的发展潜力，也因此越来越大，正是这种潜力和前途发展机遇，让高等个人才不再向市场流动，而是回流到了更适合他们的地方。

– The End –

作者 | 汤米

哈佛博士后的级别，哈佛博士后进了街道办，能跟搓脚气的社区干部融合？

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不看不知道哈佛博士后的级别，哈佛博士后进了街道办，能跟搓脚气的社区干部融合？，好些高学历人才直插中国最基层的行政机关——

不久前，杭州市余杭区的招聘公示让网络炸锅，在这份2018年的名单，毕业生清一色来自清华北大，学历均为硕士以上，一部分入职岗位是街道办事处。

然后深圳就来了更猛的——

2018年出任深圳南山区桃源街道办副主任罗林姣，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

翻看她的简历，简直逆天——

中科大本科，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博士后，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消息曝光后，当地组织部门确认系其个人选择，宣传部门回应她本人不愿接受采访。

翻看她在网上留下的痕迹，检查出租房水管漏水，协调安全隐患纠纷，8月21日刚参加了一个大学生进社区的活动——普通街道副主任该做的事。

这样的反差让场长和大多数网友一样怅然若失，但这毕竟是人家的双向选择。

然而场长在基层工作的朋友显然没有“捡到宝”的好心情。

来干啥呢？他们连续发问：留不留得住？干不干得好？能不能融入？

但一位外地组织部门工作多年的老法师的话一枪头就回了：他们不仅仅是为基层而来。

场长今天不想说什么“让青春的价值在基层的历练中闪光”这些没用的鸡汤。

就来扯一扯，让高学历人才进入基层一线，对他们个人、对基层政府，是福是祸。

留不留得住？

为什么要留住？

不得不说，这些高学历人才愿意落脚的街道，都不是等闲之地。

罗林姣到街道后公开的信息不多，但深圳南山区是啥地方，腾讯、华为、中兴、大疆，总部都在这个区里。

同样，杭州余杭区，只要讲一点，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

而且这一个区被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000家，比很多省会城市还多。

就在这张令人惊叹的公示表格背后，余杭区面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定点招聘中，有555人次报名，其中余杭区组织部4个岗位有107人报名，录取比例1：27。

这些高学历人才的待遇也不错，博士参照区直属国企中层正职，年薪总额38万左右；硕士参照区直属国有企业中层副职，年薪总额35万左右。

此外，还可以申请连续3年每年1万元的从业补贴，以及享受额外的住房补贴、安家补贴等福利。

也许你觉得这点钱对清华北大的人才来说不算什么，但目光不能只看到华为200万年薪啊。

根据猎聘发布的《2019上半年中高端人才就业现状大数据报告》，国内顶级大学毕业生，年入10——30万的群体占比是最多的。

以这个标准，余杭区给的待遇相当不错，输出还很稳定。

而且，这些毕业生刚入职就已享受一定级别领导待遇，未来前途相当光明。

其实从这样的发展路径就看得出——基层街道，留不住这些高学历人才。

而场长之前接触过进入基层行政机关的选调生、优大生们，依然留在公务员系统的，无一例外走向了上级政府部门。

他们在街道的经历，更像是给未来的光明前途镀金——毕竟现在干部提拔任用，都看重“基层经历”。

既然是“镀金”，就不会在这里扎根。

但老法师说，给出这样的待遇，恰恰说明，这些高材生从一开始被选进来，就不是要他们在基层岗位长久工作的。

“他们的专业加上基层经验，能在其他岗位发挥更好更重要的作用。”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定规矩的不执行，执行的定不了规矩。最后规定出台，落不了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把这些高材生放到基层，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身处其中又保持距离，了解、观察和分析基层行政机构的工作状态和生态。

“就怕有些年轻人进了基层，只会怨天尤人，只是什么都看不惯，只是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干不干得好？

什么是干得好？

“上不了手”——这是很多基层干部对走进基层的高材生们的共同感受。

场长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朋友，当年招来一个名校研究生，带他进社区，正好遇上一个居民和一个收垃圾的爷叔吵架，朋友让他帮忙协调下。

新人支支吾吾半天，脸涨得通红，反被收垃圾的爷叔数落一番，结果气血上涌，冒出一句：“你不要觉得我只是一个研究生，就可以欺负我！”

场长朋友当场就爆粗口了：“你堂堂一研究生，被一收垃圾的欺负哈佛博士后的级别，书白读了？”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大概是场长朋友这样的基层干部对这些高材生们的感受。

这些高材生虽是天之骄子，但对于社会来说，他们依然是白纸一张。

他们在校园里，过着的生活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又何从真正体会“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处境。

在很多基层干部的认知里，基层是要干实事的地方，用场长朋友的话来说，很多一线工作是要跟群众一起“坐着搓脚气做的”。

场长是亲见过朋友怎么工作的——一次在社区，有人因为电瓶车被扣找上门，社区工作人员直接以强壮的身躯把对方堵回去了。

场长好奇“这样也行？”对方回答“下班了再去家里安抚一下就好了”，“小事，都这样。”

这种“江湖义气”式的工作方法，依然在基层盛行，“摆平就是水平”，依然是通行评价。

以这种“干得好”的标准，绝大多数高材生做不到——这需要时间去历练磨合，去建立情感联系。

老法师说，此前他们跟基层工作的高材生谈话，有人拿出一本工作日记，以近似写论文的调研方法和笔调记录了基层工作的情况和反思。

比如她记录汛情期间，区里提出要求让街道干部和群众加强联系。

当时大家工作连轴转，领导却让她“早点回家休息”“准备报送材料”。

交到她手上的数据，一看就有问题：“街道一共几十个在编工作人员，这么短时间走遍几万户家庭？绝对不可能。”

最后领导批评她“材料写得不够好”“群众走访亮点没有突出”。

这件事她的建议，上级考核应以效果为导向，基层要摸清居民底数，分层分类管理，分级响应。

“她到底算干得好，还是不好？”

能不能融入？

或许是改变呢？

说起进入街道工作的哈佛博士后，场长倒是想起10年前名噪一时的“耶鲁村官”秦玥飞。

从耶鲁大学到湖南农村，秦玥飞与环境格格不入。

场长记得一个细节，他到达的第二天，起床洗了澡。

结果乡政府的人都觉得稀奇，怎么早上洗澡。

后来他不在早上洗澡了，穿T恤时把英文印花翻在里面，把短靴换成解放鞋。

场长记得一个故事，他通过校友募资为村里修水渠，村民投票通过了方案。但是其中一个刘姓村民没投票，四处游说其他人不要同意。

后来村干部告诉秦玥飞，刘某不会明说，但“就是要钱”。

秦玥飞妥协了，小心翼翼送了几百元，连“钱”字都不敢提，怕伤了刘某的“自尊心”。

好不容易摆平刘某，结果村干部马上说出去了，“太好了，小秦出钱摆平了”。

结果其他村民也闹停工，也要钱，“不然不公平”。

秦玥飞的遭遇是许多高材生进入基层一线工作的代表。

他们从学术氛围里“高端前沿的全球视野”，被拽入真实、多样、露骨的社会百态中。

但老法师说，“看见”本身就有意义。

看见了这些原本无法想象的社会粗粝一面，这些有基层经验的高材生们，至少会对“搓脚气”的基层干部有所理解。

“等到他们能够做决策的时候，会因此更宽容，更接地气。也希望他们能推动改变。”

或许，变化已经发生。

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多元治理早就不止是“一地鸡毛”式的“见招拆招”。

此前上海中环花苑小区停用丰巢快递柜，业委会一纸声明有礼有节——民主、法治、沟通、协商，在现代社区治理中越来越重要。

这样的趋势，需要基层有具备专业知识的高材生们。

让高材生走进基层行政机构，是不是大材小用乃至没用，场长觉得，不如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哈佛 博士后，哈佛八名博士后“集体归国”记：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优厚的生活，在中国才能搞大事情！

王俊峰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8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随后几年中，又有7位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先后投奔科学岛。其中刘青松和刘静、王文超和张欣还是两对科研伉俪，一同回来的还有张钠、林文楚、任涛。

这8位哈佛博士后大多在哈佛就相识，都不是安徽人，却在科学岛上安了家。比起国外，科学岛是更适合他们安安静静搞科研的好地方。

波士顿客人：好山好水好寂寞

上世纪90年代，正是国门大开、大学生“出国潮”的高峰期，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吸引着大批大学生从大一、大二时就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托福”大军中。

2001年，王文超和张欣从北大医学部本科毕业后，也随着这一波“出国潮”双双飞往美国读博深造。2008年，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夫妻俩来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

张欣在向媒体记者介绍学术研究进展（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哈佛大学医学院是全世界科研条件最顶尖的医学院之一，王文超、张欣在这里接触到前沿的研究，受到专业的训练，并与后来一同归国的几位博士后聚在一起。

“波士顿之于美国，就像海淀之于北京。”对这座美国东海岸的城市，有留学生这样描述：这里汇集了众多最顶尖大学，也汇集了来自全世界最顶尖的莘莘学子。

波士顿的体育氛围特别好，这一点张钠印象很深。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时研究的是核酸，工作之余爱打网球。

“打球该虐就虐，打完了，去哈佛的酒吧喝一杯，要听到哪个老外聊天挤兑中国，肯定上去跟他辩论一番，咱自个儿关上门怎么说都行，到了外边儿别人挤兑，那可不成。”张钠约一米八的个儿，留着挺酷的山羊胡，说起话来带一股北京爷们的血性。

对王文超和张欣来说，随着两个孩子在美国相继出生，他们基本上就没打算回国了。

“在实验室做科研，回到家养孩子。”张欣回忆，他们和当地许多华人留学生一样，到了周末，会带孩子去上芭蕾课、中文课，会去波士顿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查尔斯河旁边还有孩子们经常喂鸽子的地方，“对孩子来说，波士顿就是天堂”。

舒适的日子流淌得像查尔斯河水一样，平静而优雅。但这些来自中国的哈佛博士后们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好山好水好寂寞”。

据统计，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中国人有2000多人，在很多人眼里，属于他们的共同标签只有一个：精英。

10多年海外求学，他们太渴望能一展手脚。

林文楚是2007年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的，他主要研究转基因动物模型。“在国外工作也不错，但我心中始终有个梦想，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去搞科研。”

林文楚、王俊峰、张欣（从左至右）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交流（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后，就业环境急转直下。王文超说，随便找个公司上班不成问题，但事业发展肯定不会有前景。

按部就班的科研节奏，还有对外国人的学术天花板，让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精英有强烈的漂萍之感，“像住旅馆的客人，没有家的感觉”。

那时候，这些留洋10多年的科研精英还体会不到，太平洋对岸的中国相比他们当初离开时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自己的祖国正孕育着巨大的机遇，向散落在全世界的游子发出改变命运的召唤。

王俊峰，是8个人中最先察觉并付诸行动的人。

中国机遇：“你先回去探探路”

王俊峰是山西人，1995年从北大毕业后到美国深造，2004年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生化与分子药理学系做博士后工作。从2009年开始王俊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奔走，希望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大显身手的科研平台。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俊峰得知了这样的消息：2008年，中国要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建设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这是国家发改委支持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之一，建成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稳态强磁场装置的国家。

这也许是个机会！王俊峰读博时正是在美国强磁场实验室，他太清楚强磁场对现代科学研究有多么重要。

强磁场与极低温、超高压一样，是现代科学实验最重要的极端条件之一，可以使得物质特性发生变化。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设强磁场实验装置并开展研究。而强磁场能促进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生重要科研成果，至今，已有19项诺贝尔奖与强磁场有关。

当时，科学岛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建设项目负责人是匡光力（现任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在向国家争取建这个项目时，他和同事坚信，中国的强磁场实验装置虽然起步晚，但有可能在硬件水平上建成世界一流，并以此助中国人挑战前沿科研领域。

王俊峰在向媒体记者介绍学术研究进展（8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但是，匡光力自己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急需引进一个既懂强磁场，又懂生命科学的优秀科学家来领导这一方向的研究。

2009年6月，求贤若渴的匡光力与寻找用武之地的王俊峰终于在科学岛相逢。

在岛上，匡光力向王俊峰谈论科研、理想、描绘蓝图……王俊峰后来回忆说，那是充满激情的一天，这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大科学装置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只要你敢想，就有无限可能。

科学岛的空气弥漫着淡淡的木香，它似乎无处不在：浓郁的绿荫下，大片草地上，烂漫花海里，水纹清漪的芦苇丛边……当天下午，顾不上波士顿还是午夜，王俊峰给妻子打了越洋电话。

妻子最终同意了，她太知道王俊峰想要什么——“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做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

“那时候，工资能发多少也不大清楚，美国的朋友劝我想清楚，别一回来，之前口头承诺的启动经费和支持都没了。”王俊峰记得，离开波士顿前的那次聚餐，不少朋友半开玩笑：“你先回去探探路，如果行我们也去看看。”

回自己地盘更能“搞事情”

王俊峰踏上科学岛，就一头扎进实验室。

当时强磁场科学中心还处于第一个5年建设阶段，除了做科研，王俊峰还要根据自己在美国强磁场实验室的经验，为岛上的强磁场科学中心建设提意见方案，此外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提出一个人才队伍建设的计划，面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引进人才。

中国对人才的渴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穿越太平洋。

一批批中国地方官员来到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宣讲吸引人才，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意识到，大洋彼岸的祖国正是科研创业的大好时机。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的刘青松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到了，决定回国实地考察一番。

2010年，刘青松带着哈佛医学院一支10人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团到中国从北往南考察了一圈，期间受到中科院和各大高校很高的礼遇，北京、上海的科研单位都给他开出了极为优厚的回国条件。

但科学岛上的老朋友王俊峰极力劝阻刘青松不要签任何协议，此时科学岛的强磁场科学中心刚刚组建了生命科学部哈佛 博士后，正需要像刘青松这样的人才加盟。

“他来岛上看我，其实也是想看我在这干得怎么样。”王俊峰发现，听了自己和匡光力的介绍，刘青松还是比较谨慎。

“强磁场科学中心那时还没建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说实话——合肥——很多人并不觉得是个发展潜力特别好的地方。”

“说实话”是刘青松的口头禅，也是这个山东人讲话的风格，他笑眯眯的，语速超快，像是被人按了加速播放键。

刘青松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那是一场“攻心战”。现实条件不够，只能“画大饼，拼感情”。

匡光力开始跟刘青松谈“潜力”，中国的强磁场实验室的确比欧美起步晚，但他们在生命科学，特别是在药学方面做得比较少，这是我们的机遇。国家正大力支持科研发展，钱和设备将来都会有。科学岛上有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这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也未必有的，而这对刘青松做药物研究非常重要。

一番畅谈，刘青松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眼前这两个人有点打动他，王俊峰是知根知底的老哥们。而匡光力，是上世纪90年代从德国回来的留学人员，他们当时在更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等离子研究，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绩，这也引起刘青松的共鸣。科学岛的强磁场科学中心需要自己，刘青松决定留下创业！

接着，王俊峰和刘青松做出一项重要的谋划——他们要一起拉起一支涵盖生命科学多个方向的转化型科研团队。

在这个团队的设计中，王俊峰负责细胞膜蛋白研究、刘青松负责转化医学研究方向，刘青松的妻子刘静主攻药物化学，核酸研究可以找张钠，其他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模式动物以及产业化等方向的潜在人选也都可以从哈佛医学院拉回来！

孤掌难鸣！这也是刘青松一直的思考。这些一起在国外多年、互相熟悉、合作默契的人，各自研究方向不同，但又紧密联系，聚起来就是一个生命科学研究的拳头，未来的科研发展岂不更好？

说干就干，刘青松热血沸腾！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向波士顿的留学同胞发出动员：

梁园虽好，但回自己地盘更能“搞事情”。科学岛上的强磁场科学中心将建起世界上最先进的强磁场实验装置，这个新单位、新团队，就像一张白纸，科研人员会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和话语权。妻子刘静在这关键时刻投出关键的一张赞成票哈佛 博士后，哈佛八名博士后“集体归国”记：美国根本没有什么优厚的生活，在中国才能搞大事情！，而任涛也很快响应。

刘青松、王俊峰、张钠、任涛（上排从左至右）、刘静（下排左）、张欣（下排右）、王文超（左侧上）、林文楚（左侧下）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就这样，在刘青松的动员下，刘静、张欣、王文超、张钠、林文楚、任涛相继回国。科学岛上的8位哈佛博士后至此全部到位。

“很多人科研成果比在哈佛还大”

刚来岛上，科研大楼还没完全建好，为了不耽误科研工作，哈佛博士后们的实验室被安排在了树林里的一栋“小红楼”里。

“小红楼”外墙已斑驳，窗户栏杆上锈迹分外显眼。

“夏天，屋里有蜈蚣，有文具尺子那么长，很多工作人员都被蜈蚣咬过，一咬就肿起个大包，剧痛。”刘青松笑说，刚回来看到这个40年前的老房子，说实话，没有心理准备。

硬件条件的简陋是暂时的，哈佛博士后们的奋斗热情并没有因此衰减，他们把诺贝尔奖得主的照片贴在墙上，在实验室墙上用毛笔写下了座右铭：尊重科学，追求效率，关爱生命，敬畏制度。

“我们做的课题特别热、特别火，慢一步创新度就没了。”毕允晨是王俊峰在岛上带的第一位博士生。他回忆，每次发表论文前评审意见一回来，平日里温和儒雅的王老师会变得非常紧迫，“科学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催着抓紧做实验、抓紧改、抓紧发表。

刘青松（右）在实验室里和学生讨论实验设计（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刘青松也一样。人们总看他一晚一晚地熬夜，一包一包地抽烟。

刘青松与妻子刘静、以及王文超、任涛等组建了肿瘤药物研究团队，花了近5年时间，在强磁场科学中心建起了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于癌症激酶靶点的高通量细胞筛选库，并依托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平台建立起了完备的高通量高内涵药物研究体系。

在匡光力看来，科学岛上有很好的团结合作氛围，不同门类、不同背景人才可以交叉创新。比如岛上的青年学者陆轻铀的研究手段就对张欣对稳态磁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机制的研究很有帮助。

随着实验室搬进了新建成的实验大楼，随着500兆赫、600兆赫、850兆赫（这是当时全国最高场强的核磁设备）核磁设备陆续进场，强磁场科学中心的硬件设施迅速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这么好的仪器，没有道理做不出东西来。”张钠说，老外看了我们这儿的实验条件，都羡慕得流口水。

“短短几年，这个团队已经做出非常漂亮的工作，干劲特别大。每年几十篇好文章，在国际领域初步显出影响力，很多人的科研成果比在哈佛还大，发展更快。”匡光力说。

在8个博士后中，剃着光头的王文超一眼看去最不像搞科研的。他穿一件绿色T恤，袖口翻扯到肩头，下边是短裤拖鞋，蓄着胡子，说是在为做成一项很难的实验明志。

王文超的电脑桌面格外引人注意：那是一张表格的缩略图，其中展示的是癌症基酶靶点的高通量细胞筛选库中外数量对比。尽管他们团队已经做到了全球数量最多，但眼睛时刻紧盯着全球的竞争对手。

越出国越爱国，真正的自信应有免疫力

这些年，不断有人问：科学岛究竟为什么能吸引这些哈佛博士后？

在王俊峰看来，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真诚奋进的团队，好的前景与好的平台。大部分科研人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们考虑的无非就是可以好好做科研，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后顾之忧无非是家的安顿，这些都解决了，十有八九都愿意回国。

“刚出国时觉得国外的条件确实好，如果把国外实验室比作高级轿车劳斯莱斯的配置，那国内实验室当时还是一般电动车的水平。”张钠给记者打起了比方，“现在如果说国外是奔驰，国内就是法拉利，都是一流好车”。

2008年，匡光力和同事为科学岛争取强磁场这个项目，曾给国家立过“军令状”：要把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做成世界一流的装置，建起世界一流的队伍，要让这支队伍在国家科技发展中起到示范作用。

“10多年来，中国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在研发硬件水平上已经与国外没有太大差距。”任涛和刘静谈到，近来美国削减了公共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申请经费越来越难，而中国仍在上升期。他们说，越和国外比较越自信，对中国科研的未来充满信心。

“真正的自信应该有免疫力。”王俊峰说，他们是越出国越爱国，都在发达国家生活了10多年，但对祖国仍满怀自信。这充分说明自信是在比较中成长起来的，不要怕正视不足，只有认识到不足时仍然充满信心，才是真自信。

“回国可能会后悔，不回一定会后悔。这些留学人才考虑回国时，最怕单位领导不守信用，说的时候天花乱坠，过后不兑现；怕在授权范围内的自主权不被尊重；怕单位科研条件跟不上，孤掌难鸣；他们在意自己家人的工作住房和孩子的教育……”匡光力说，把这些后顾之忧都解决好，自然能让人才安心归来。

“说实话，我们回国做新药创制研究，其实发不了多少高水平论文。”刘青松说，我们现在在做中国人的药物敏感性与基因组关联性图谱，通过与创新靶向药物研发相结合，有可能把癌症变成通过吃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这能解决中国人医疗中的实际问题，真正把科研论文写在了中国大地上，而这是在国外无法做到的。

王文超、张欣、张钠、王俊峰、刘青松、刘静、林文楚、任涛（从左至右）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如今，8位归国的哈佛博士后有了新目标；他们希望利用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希望研发出抗肿瘤新药和临床精准用药的新方法，希望培养出更多好学生。

科学岛上很宁静，不过最近涌来的媒体记者，让这些哈佛博士后们多少有点不适应，他们私下里告诉工作人员：“不想被拔高，我们只是众多归国留学生中的普通人。”

海纳百川，潮去潮来。今天，千千万万的留学生正与科学岛8位哈佛博士后有着同样的选择。

在剑桥、在得克萨斯、在马格德堡、在普林斯顿……他们，正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穿越万水千山归来，与国内的科研人才紧密交融，为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出不可遏制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