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异乡的老嬉皮被写进歌里:“讶异你说走了半生的路程/却梦想醉卧在包厘街头/然而幼稚的我应该明/你只想吃口地道的炒河粉。
中国台湾诗人郑愁予为他作诗“山人从北海来……著作随缘却无需等身……不饮酒则自由安在/又焉有文艺之风流”,诗结备注:张北海本名文艺,是有风骨的作家与饮者。
张北海瘦而高,爱穿帆布鞋、牛仔裤,“走进我的衣橱,你会发现我总有上百条牛仔裤”。
年近耄耋,张北海依旧爱喝威士忌,要加很多冰,“手指伸进杯中慢慢搅和,可以听到冰块撞击杯子以及他们相互撞击的声音”。
侄女张艾嘉从小看他的文章,总是有一种崇拜之情,但更看重的是叔叔的生活态度,“如同他喝酒:专情于威士忌,慢慢品尝、认识,深入了解。所以他只谈他懂的,其他的,就听听别人怎么说吧。”
张北海熟悉民国时期的北平,于是用6年时间写就一部《侠隐》,姜文琢磨了10年,拍成电影《邪不压正》。
大半生居住在纽约,“每天走路数小时,几乎走遍纽约,整座城市都在他的脑子里”,张北海的散文集《一瓢纽约》又成为陈丹青了解纽约的起点。
今年8月17日,张北海于纽约离世,享年86岁。
香港才子蔡澜发微博悼念张北海,“多年前我到纽约旅行曾住过他的家,很谈得来,从此成为好友,他三五年必来远东一次,我们相见,威士忌一瓶又瓶……”
几年前,张北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说道:我以往所经历的,打零工我高兴,进联合国我也高兴,写作我也高兴,交朋友我也高兴。我这一生相当满足了。
曲终人散,欢欢乐乐,孤燕穿云而去,先生一路走好!
街上人不少。有的赶着办节货,有的坐着蹲着晒太阳。两旁一溜溜灰灰矮矮的瓦房,给大太阳一照,显得有点儿老旧。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儿,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北京旧照
1936年,张北海在北平出生,本名张文艺,家中三男三女,他排行老幺。
出生那日,冯玉祥送给父亲张子奇一块银质欧米茄怀表;齐白石送了块珍贵的鸡血石,上面刻了四个字——“有福之人”。
张北海的福气源自对生活的钝感。中学时期,所有朋友考大学都要做医生、律师、工程师,只有他什么也不知道,父亲断言“文艺什么都好,就是没出息”,但很快他又补了一句“可是他是有福之人”,说完将齐白石送的那块鸡血石给了张北海。
张北海第一张照片,北平家中,1936/37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早已不是首都,但在张北海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极具诗意的日子:大街上热闹而闲适,路上来往的人有说有笑,西直门内运煤的骆驼队叮当声响。夜晚空气清爽,秋意渐浓,胡同儿里偶尔传来凄凄一声“羊头肉”,刺破夜的宁静。
吃是最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写《侠隐》,文章中总是不忘记写一写记忆中北平的小吃:
“他就这么走。饿了就找个小馆儿,叫上几十个羊肉饺子,要不就猪肉包子,韭菜合子。馋了就再找个地儿来碗豆汁儿,牛骨髓油茶。碰见路摊儿上有卖脆枣儿、驴打滚儿、豌豆黄儿、半空儿的,也买来吃吃。都是几年没见着的好玩意儿。”
卖杂粮的小店,北平,1930年代
个人的记忆和时代的刻度总是相差千里。
张北海出生不满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张北海一家从北平、天津租界,一路逃到大后方重庆。北平清平安乐的日子他没来得及品味太多。
1942年夏,张北海一家开始了南下逃难的日子。
此前,父亲、姐姐和哥哥早已因种种原因先去了重庆,只留下母亲杨慧卿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姐姐、朋友的小女儿和五岁半的张北海从天津逃到重庆。
临行前,不少先去了后方的亲朋好友传话,不要带太多法币,只带够路上吃住和车费杂费的数额。带些银元,尽量把其他的钱,包括金条都换成美金,缝在小孩子衣服里。“我身上的衣裤就给缝了不知道多少美钞”。
此外还要多带布料、针线、肥皂等日常用品,因为必定会走不少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乡野,“幸遇农家,求助吃住,给钱没有用”。
上路前母亲一再嘱咐,如果有日本兵问起,就说是回山西老家。
这段逃难之旅,在张北海的记忆中是新鲜而有趣的,以至于长大后迷上武侠小说时,“每次读到任何侠客绿林,或者走镖的,住进任何一个客栈,都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住进的那个陌生旅店。”
路途颠沛,过江又过河,终于来到了重庆,一待就是三年。
重庆,上世纪30年代
回忆起这段去后方的往事,张北海记得最真切的还是路上吃过的美食,西安的羊肉泡馍、煎柿子饼和让他惦念到七十多岁的德州烧鸡。
1948年,张北海一家前往中国台湾。
中学时期的张北海门门功课90分以上,唯独品行被打了个59分,以致后来被开除。
中国台北的美式学校,1951年
受美式教育的影响,张北海上课时总是喜欢提问题,偶尔还和老师争论。在保守的50年代的中国台北,张北海经常找女生讲话、开玩笑,相约吃午饭或是乘火车回家。打扮上也十分美国化,尤其喜欢戴棒球帽、穿牛仔裤。
在50年代初期的中国台北,张北海成为第一批穿牛仔裤的学生,他仍旧记得自己的第一条牛仔裤是“李维斯501式”。
张北海在中国台北,1958年
因为一直就读美式学校,父亲觉得张北海在国学上有所欠缺,于是托朋友物色一个合适的家教。
高三时,有一天张北海放学回家,被父亲叫过去,“这是你的叶老师,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就跟她上课。”这位叶老师,便是日后古典诗词领域的大师叶嘉莹。
叶嘉莹授课方式老套,按照中国规矩先背,背完了有不懂的地方再解释。一年多以后,不论念「四书」中的哪一句,张北海可以从那一句一直背到结尾。
反观50年代的中国台湾社会,张北海用“窒息”二字形容。“一个君臣父子式社会……一个非但不鼓励,反而打击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一个我要逃离的社会”
1962年1月,张北海终于离开了中国台湾,从松山机场起飞之后,他没有回头再看一眼……
在纽约住久了,我几乎养成一个习惯,只要路过一个街头表演者,我总会停下来欣赏片刻,而如果心灵稍被触及,也会丢进旧帽鞋盒琴箱一两块钱。这位挣扎中的街头表演艺术家或许因而可以享用一杯热咖啡,而我,在纽约这样一个往往冷酷无情的大都会,竟然从一位陌生人那里得到了茶与同情之外的两三分钟快乐……你还能说什么?
纽约街头
1962年,张北海前往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彼时,美国的性解放、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妇女们将内衣视作约束的象征,当街烧毁。到洛杉矶的第一个暑假,社区广场上摆满了桌子,张北海问了朋友才知道,因黑人投票率低,人们召集了一批志愿者坐着巴士鼓励黑人投票,参与竞选。
张北海在洛杉矶落脚处的街口有一家电影院,放一流的好片子,一美元可以看两场。张北海在里头看了英格玛·伯格曼、法国的“新浪潮”,还有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电影。“真的是大开眼界,欧洲电影已经搞到这个地步,那好莱坞是没办法比的”。
张北海在洛杉矶,1963年
为了自由,张北海从南加州大学读完比较文学硕士后,打起了零工。
电台、花店、加油站,几乎都是卖劳力的工作,他甚至还做过镜框,“要经过很多工序,那个喷漆可麻烦了,你先喷个底,然后磨,再喷个底,再磨,一定要光得不能再光了,然后才喷真正的颜色。”
零工一打,就是将近十年。张北海将打零工的自己比喻成一艘船,“我不想像一艘抛锚的船,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我又不知道我这艘船应该开到哪里,所以我先每个港口停一停,每个地方跑一跑。”
一次,在圣塔莫妮卡的马戏团,张北海为大象表演放道具,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长长的工字钢条放到高高的木台上,“稍有疏忽,大象屁股一吨半的重量砸到我头上,我就没命了”。
即便这样,张北海仍旧坚持刚好够开销的生活。看似自由随性的美国人,也极少有张北海这么豁得出去的人,身边的美国朋友反而比张北海挣扎、顾虑得多。
张北海不在乎别人如何看他,“什么事儿你不在乎的话,它就不存在嘛”,能够保留自己的个性,是一种幸运。正如父亲给他下的“判词”——有福之人。
直到1971年,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扩大规模,开始在全球招募翻译。彼时,张北海已经没有了到处“航行”的心情。
隔年,张北海入职联合国,第一次有了份正经的工作,年近不惑,生活终于安定下来。而接受白领工作的原因也很简单,稳定、上班时间弹性,而且待遇很好,终于不用再为经济发愁。
张北海在联合国办公室,纽约,1990年
“当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规范。在这规范里面,你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张北海的过人之处在于,在任何处境下他都能够自洽。
进入联合国后,张北海清晰地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做一辈子,而且会生活在纽约。
“我是一个都市之子,我喜欢钢筋水泥这种玩意儿,乡村对我来说只是个乐园,偶尔去一下可以,但你让我在那儿住3天我就烦了,受不了了,我不是那种很超然的人。”
从开车的洛杉矶移居到搭地铁的纽约,张北海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每日步行,几十年下来,“我一步一步成为曼哈顿天空线下的一个漫游者”。
曼哈顿下城金融区天空线
正因此,张北海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他热爱的大都市。
1974年,香港《70年代》杂志向其约稿。中年人张北海不愿意写从前的事,因为“老想着那些就永远没法享受今天了,对不对?”
于是,纽约成为他写作的主题。屋顶上的蓄水池、街头表演,甚至是《纽约时报》的讣闻和包厘街边的蚝吧都能成为其写作对象。
大中央蚝吧,曼哈顿
他曾经花费14个小时15分钟、喝了一打零两罐8两装的蓝带啤酒和一杯双份半的白牌加冰、吃完整整一个直径足有18英寸的Pizza、半磅以上的炸蚕豆,上了不知多少次厕所,就为了计算重4磅的某天的《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到底刊登了多少条消息。
作家阿城直到1986年到美国之后,才有机会看到《70年代》杂志上刊登的张北海的文章,读了一期便马上成为张迷。
在文章《张北海的风度》中,阿城写道“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我迷张北海文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其风度。”
张北海的风度源自他将写作看得很轻,写作对他而言只是联合国枯燥工作的缓冲剂,“我对文学不是一种太认真的心态北京华侨大夏,如果太认真,那就麻烦了,每天就背一个大包袱。”
“风度不会被榨干,所以张北海可以永远写下去。”张北海不仅写了一瓢纽约,多年之后,还一笔一笔描绘了他心心念念的老北平。
我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立刻感到“故乡”人事皆非。我当然明白,天下人与事,都因岁月而物换星移。
在动笔写《侠隐》前,张北海回过几次北京。
1974年,张北海从北京华侨大厦回小时候的家,连地图都不用看。从东四南大街奔北走,由头条一直数到九条,找到了30号。
此后,张北海每隔几年便回一次北京。20世纪末的北京经历了几轮新的建设,午夜时分,张北海喝完杯中酒,起身走入北京的夜。蛰居海外的作家决定写一写这座理想之城。
1995年,59岁的张北海生了场病,得了盲肠炎。在医院的九天里,张北海躺在床上琢磨,明年退休了要做点什么?
从小喜欢看《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的张北海,决定写武侠小说。
此前,为了了解自己的出生地和年代,张北海曾买过几百本有关老北京的书,这批书对写作《侠隐》帮助极大。
电影《邪不压正》片段
他多次提到一本《古都文物略》,是当时北京市政府编的,保存下了老北京的古居和文物。书中有十几幅北平的分区街道图,只是内城七区、外城五区的尺寸各不相同,张北海便找了个朋友,花了三天时间凑出完整的1930年代北平地图。
靠着资料和记忆,《侠隐》还原了当时的物价和新闻。从东城坐车到天桥3毛钱;一个老妈子月工资5块;主人公李天然在报社实习工资30块。
天津出的《北洋画报》,记录了当时北平的各种小道消息北京华侨大夏,从时政明星到京戏文化应有尽有。
写《侠隐》那四年,张北海常常在深夜写作,抬头天已蒙蒙亮。走出楼外,看到满大街的外国人,张北海心想,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在这里?忽然想起,他在纽约,而不是1936年的北平。
2007年,《侠隐》在大陆出版,姜文买来看了个通宵,决定拍成电影。筹备过程中,他先拍了《让子弹飞》又拍了《一步之遥》,版权到期又续,筹备了近10年,拉来廖凡、许晴、彭于晏,才有了电影《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剧照
彭于晏饰演李天然
作家骆以军称赞《侠隐》:“皮影戏般的飞侠、戏台上的爱情对白,乃至大型战争场景的动员及历史幻景,全在不忍删除的细微末节知识掌故中,边界模糊而让人相信‘在1937年的北京城里,真的曾经存在过那样一座城市’。”
这种“贴骨到肉的质感”和张北海的童年生活息息相关。
书中东四九条30号三进四合院“蓝公馆”正是儿时北平的家;“蓝青峰”人物原型便是父亲,蓝田则有二哥的影子,“老班”是家中的大厨,杨妈是带他长大的奶妈,蓝兰的房间就是他的卧室,以至《邪不压正》电影中的汽车都是他童年家里曾开过的汽车。
2000年以后,张北海的小说终于写就,他没有继续写下去,而是跑到家附近的纽约大学上起了课。选的都是研究纽约的课,有的讲历史,有的讲文化,有的讲建筑。
每年一门课,每个礼拜去两晚上,天气好的时候,张北海依旧保持步行的习惯。
张北海在曼哈顿,2013年
2015年11月初,张北海回了趟山西老家。
侄女张艾嘉参演的影片《山河故人》回太原路演,请他去看,而他则要带她去五台山下的祖宅寻根。“我不带他们去,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三十年前,张北海也回过一次山西老家。
“想到我母亲土生土长在五台山下,总以为随时都可以进山,一拖就是好几十年,结果一辈子也没有去成。所以我这次觉得我不但有责任代她看看老家,而且代她老人家游山。”
到金岗库村那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而过,岸边三三两两的姑娘在石头上洗衣服,远处是一头头牛羊低头饮水。
家乡和父母的描述如出一辙,只是张北海一句家乡话都听不懂。
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前的小溪
晚年的张北海生活极其简单,很少参与外界的事情,每日10点左右起床,下午拟个初稿,晚上再整理一遍,看看书,写写东西。“其实过日子本来就很简单的,不需要多少钱就可以过日子。”
侄女张艾嘉接受采访时说道“北海先生从年轻到今无论穿着或习性都没有改过,他不追求物质却欣赏好东西,爱喝酒却不求昂贵的酒,一切于欣赏而无需拥有。”
人生行至此时,张北海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和摇滚同时度过青春期,猫王只比他大一岁,“对我来说,不要再卷入实际的问题了,因为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北海
去世前几年,张北海仍习惯手写,缓慢地学用电子设备查阅资料、回复电邮,直到2014年才开始用手机,至今都不喜欢戴手表,一块旧式怀表放在牛仔裤兜里。
游子离国多年,描绘了纽约的街巷趣闻,虚构了一场江湖侠隐。
在小说《侠隐》中,蓝兰问李天然:“人生难道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
李天然回答:“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也是张北海的回答。“你问我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就是这句话。”如今游侠已逝,但风骨犹存。
张北海在中央公园船坞,纽约,2006年
部分参考资料:
1、张北海《侠隐》
2、张北海《一瓢纽约》
3、阿城《张北海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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