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前外事办主任黄群先生少年时代即移居越南,15岁时(1947年)就投身华侨革命队伍,见证了越共于河内立国的全过程。1954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外交工作,曾多次担任领导人的翻译,与越共、柬共及老挝人民党的高层均有密切接触。如越南的长征、黎笋、范文同、黄文欢、阮文灵等;如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宋成等;如老挝的凯山、苏发努冯、西沙瓦、马纸希、诺哈等。
黄群先生的家庭和当时无数的华侨人家一样,青壮年漂洋过海外出谋生,老幼则留守家乡。就与现今内地农村劳力都出外务工广东省华侨,老弱病残成为留守者如出一辙。黄群先生的家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留守的都是祖孙相依相伴。
1938年侵华日军逼近广州,离黄群先生的家乡东莞近在咫尺。务农为生的母亲万般无奈,为躲避战乱,只好留下女儿丽珠在乡下照顾年迈的婆婆(即黄群先生的祖母),而她自己则带着六岁的黄群和12岁的大儿子跟随难民逃到香港,再在亲戚的接济下从香港乘海轮到越南的海防港,投奔早年就在越南谋生的丈夫。
1945年抗战胜利后广东省华侨,黄母即结束在越南的客居生活,但因路费不足就只带着在越南出生的仅5岁的小儿子回到家乡。之后黄群先生的姐姐出嫁、祖母过世,小弟又外出读书。多数时候是母亲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因此1958年当黄群先生从越南调动回国时,就“把哥哥三岁的女儿带回家乡,同母亲生活”。在他看来,“有个孙女在身边总算好些”。
这样,黄家留守老家的两代人,都是祖母与孙女。祖孙相伴亦是许多华侨家庭无奈而又必须接受的现实。他们辛苦积攒了一些钱财,但也付出了长年累月远离亲人的情感代价。在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省份,这样的情形可谓比比皆是。人们可能看到华侨家庭较为富裕的一面,看到他们起楼房、买田地,却较少留意他们的艰辛与孤寂,较少看到他们在情感方面的缺失。其实不单华侨家庭如此,任何更为美好的生活,都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从个人到家庭如此,从民族到国家亦然,这与当年中国或印度支那谋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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