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工程管理硕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卓越工程师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5月30日，中国工程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工作报告指出，要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促进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推动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和青年科技后备军。

如何促进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从1.0版到2.0版，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如何提升国家“硬实力”的？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对科学家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接受了“政事儿”专访。

尤政说，卓越工程师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通过生产实践支撑国家产业发展。

尤政出生于1963年12月科大工程管理硕士，1981年9月进入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学习，后留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进入清华大学工作，历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去年10月他回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担任校长。

尤政（受访者供图）

卓越工程师培养

“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要求卓越工程师必须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政事儿：教育部于2010年、2017年分别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1.0版和2.0版。在新工科建设方面，教育部把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作为新工科建设的核心议题。卓越工程师与我们一般人印象中的工程师有何不同？

尤政：我理解，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和以前讲红色工程师的培养，是一个体系的不同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工程师被称为红色工程师，清华、华中科大都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批人首先政治坚定，愿意服务于国家；其次有很高的工程素养和工程实践经验。在当时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红色工程师解决了我们国家落后的工业能够正常运转的问题。

现在讲卓越工程师，首先还是要爱党报国，这个前提没有变。“卓越”这个词，我理解与普通工程师有不一样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卓越工程师必须要有很扎实的理论基础，也可以叫“科学家+工程师”。第二要有很高的创新能力，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前的工程师可能按图纸把工程完成了就叫工程师，而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心，我们肯定不是按照国外标准和路径来照做，而是需要我们去创造新标准和新的解决方案，如果不具备创新能力肯定不行。第三还需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具有系统集成技术的能力。

这三方面既是国内工程师与国外工程师的区别，又是现代工程师与传统工程师的区别，对卓越工程师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事儿：这需要培养体系做出哪些变化？

尤政：以前工程师的培养是以做出合格产品为目标，现在以创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为目标。这与国外的培养模式也不一样。国外大学培养的叫应用基础人才，大学的专业培养并不太深入，大学毕业后就到企业去，企业的培养体制最后锻造你成为了他企业的工程师。在大学你有很开放的思维，不会约束你，但到了企业，就必须围绕产品目标做事情，培训非常严格。国外的工程师与中国的工程师含义也有区别，培养模式不一样。

这就要求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需要变化。以前工科大学生被称为工程师，现在工程硕士、工程博士都纳入了培训体系，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从本科一直延伸到了博士。培养体系变化要求教材体系、实践培养体系与时俱进，重构卓越工程师的知识体系。

政事儿：新时代对卓越工程师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尤政：第一，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制造产业在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以前培养的工程师的知识结构大多数已经适应不了社会需求。如果只做机械，只做基于原材料的生产加工附加价值就不高。因此，必须把信息技术和传统制造业结合起来创新发展。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要求卓越工程师必须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和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融合，同时还要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第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特别是经济贸易大国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而大国之间实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这就要求科学家要跳出“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的圈子，主动肩负起国家使命和时代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政事儿：对于高校来说，培养卓越工程师目前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尤政：实际上，理工科高校人才培养一般走两条路，一个是科教结合，一个产教融合。科教结合注重科学研究，要解决基础科学“从0到1”的突破问题。产教融合就是要培养卓越工程师。做原始创新，要有更精深的基础知识，把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学科学好，不断去创新。而卓越工程师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通过生产实践支撑国家产业发展。

培养卓越工程师，我认为要集中解决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培养体系变化。刚才讲工程师要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创新能力、宽广知识面、工程素养、工程实践经验等，现在还要求具备学科交叉融合思维。这打破了原有培养体系。现在教育部提出，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从本科延伸到硕士、博士，我认为这是科学的。

第二是导师队伍建设。这需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的积极性。高校要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大理工科人才培养力度，探索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而企业要把培养环节前移，同高校一起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实施培养过程，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突出问题。

第三是评价体系改革。现在高校人才评价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四唯”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但卓越工程师不是靠发文章就能简单评价的。目前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协等有关单位都在探索。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层单位，自身要思考这个问题，国家要在顶层设计上再规划再创新，这样我们的路会越走越宽，也能形成良好的创新态势。

华中科技大学的经验

“强化一流本科教育底色，提升一流博士生教育高度，全面增强培养人才能力”

政事儿：华中科技大学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尤政：“顶天立地，追求卓越”，是我们办学的不懈追求。“顶天”就是要孜孜不倦地潜心原始创新，多出“从0到1”的成果；“立地”要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追求卓越”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要不断超越自我，从优秀走向卓越。我们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强化一流本科教育底色，提升一流博士生教育高度，全面增强培养人才能力。

去年7月，华中科大未来技术学院、集成电路学院同时揭牌成立科大工程管理硕士，我校也成为同时拥有未来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这两个重要平台的全国3所高校之一。两个学院的成立，是学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战略举措，是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的具体行动，也是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创新实践。

培养卓越工程师，华中科大需要在新形势下总结经验，形成更规范的培养体系。目前华中科大有两方面优势。在实践条件方面，我们有工程实践创新中心，这是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此外我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解决了产教脱节的问题。当然和很多高校一样，我们还缺乏有工业/工程经验的导师。这需要聚焦导师选拔本质问题，健全人才引进培育制度，完善评聘考核办法，选优配强一流教师团队。

政事儿：刚才谈到未来技术学院，它的定位是怎样的？

尤政：华中科技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是教育部2021年5月批准成立的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之一，也华中地区唯一一所入选高校。学院着眼于未来科学技术原创，旨在建立以交叉学科研究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这个学院的学生刚入校时不分具体的专业，三年级左右开始分流培养，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可以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继续学习。在培养过程中，会以交叉研究院、学术前沿科学团队、重大科研平台为依托，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进行光电模块、智能医疗装备模块、机器人模块等多模块教学。通过本硕博8年贯通培养，把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的课程打通，并面向未来发展需求，特别突出学校工程与医科交叉结合的优势。

我还特别强调一条就是要加强工程师素养，以及团队协作攻关能力的培养。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靠一个人把一件事情做完不太现实，这需要各学科交叉融合，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学生要具备系统观念。现在的学生很多是独生子女，一些存在系统能力差、协同能力差的弱点，这与培养机制有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具备系统协同观念，毕业后我希望他们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科学家或是卓越工程师。

科技自立自强

“需要高校和政府互为合力，共同思考这个问题”

政事儿：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你如何看研究平台的作用？

尤政：研究平台是科研的基础条件，特别是工科，没有平台是一定培养不出好学生的，是一定出不了大成果的。我在清华曾总结了一条经验：理工科跟医科实际上平台是决定性因素，有了平台就可以吸引领军科学家，就能做成大事。

文理科是以大学者为核心，配备好条件就能出研究；工科必须有平台，好平台吸引到顶尖领域科学家，就能出大成果。工科要引进人才，首先看有没有平台，否则引进了大科学家，没有平台他自己啥事干不了，也就待不长久。所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确实和平台有关系。

建校70年来，华中科大始终把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平台作为积聚创新动能、锻造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棋”。目前华中科大已有脉冲强磁场、精密重力测量两座国家大科学装置，位列全国高校首位，以及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

这四大国家重大科技平台，被誉为华中科大的“四颗明珠”。近期，数字建造、智能设计与数控两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也将相继获批落户华中科大。这些都将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强支撑。

政事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如何做到科技自立自强？

尤政：自立自强的科技是永恒的生产力。这需要高校和政府互为合力，共同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高校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坚持“四个面向”，找准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而政府要围绕创新链来部署产业链、引导资金链，通过合理布局推动机制体制创新。

比如湖北正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认为要把一个个“电线杆”样的实验室、研究机构，整合成“金字塔”，按照发展需求进行整合。在信息技术领域，至少可以把4个湖北实验室的力量集聚起来，打造成顶尖国家实验室。在目标导向上，要解决真问题，对待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用武之地；在评价方式上，要“破四唯”、“立新标”，支持科研事业单位探索试行更灵活薪酬制度，稳定并强化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科研人员队伍，为其安心科研提供保障；在科学管理上，要给予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从繁琐、不必要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

参与东湖科学城建设

“名城孕育名校，名校成就名城，两者共生、共兴、共强、共发展”

政事儿：去年湖北省在光谷启动建设湖北东湖科学城，面向全球创新策源，加速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华中科大是如何参与东湖科学城建设的？

尤政：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科学城，是未来国家高技术发展、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共同肩负着国家使命和时代责任。名城孕育名校，名校成就名城，两者共生、共兴、共强、共发展。

今年是华中科大建校70周年。70年来，我们培养了70余万学子，约50%留在了湖北。这50%中的60%留在了武汉。而留汉的毕业生中，又有50%在光谷就业创业。从1981年到1990年，我在华中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科大学习，还没有“光谷”概念。30多年过去，我看到光谷坚持凝聚技术、凝聚人才，光谷人有一股精神气。光谷取得的发展、创新地位的建立，是无数华中科大人、武汉人、湖北人创造出来的。我相信，只要大家准确把握战略布局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建好东湖科学城。

政事儿：对于东湖科学城的未来发展，你有哪些建议？

尤政：建设东湖科学城，不能完全照搬国际经验，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形成中国特色。解决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绝非几个高校、几所科研院所、几家企业能完成的，需要推动更深层次、更全方位、更全产业链的大协同大合作。

要尽可能地整合和集聚湖北战略科技力量，把握历史定位、保持定力。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要结合自身重点，聚焦主业，不能什么热门做什么，“高水平重复”比“低水平重复”浪费更大。要瞄准“从0到1”的创新，解决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要以武汉为基础范围进行整体规划布局，聚焦本地特色、重点突破，不单纯追求指标上的好看，要切实思考如何更好立足中部、服务中部。

要注重创新生态建设。在这个创新生态链上，科学家能专心从事前沿创新，工程师能把科学家的创新想法变成能用的技术，产业界能把能用的技术转化成产品，产学研各司其职，保障每个人能安心把一件事做好。

我希望，东湖科学城能成为真正把科学家想法变成能用的技术的地方，能有更多的创新走在全国前列、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更大竞争力，把中国光谷建设成为国际化、顶尖水平的世界光谷。

“政事儿”（）撰稿/ 何强 实习生 范晓涵 校对 刘越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