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驱赶华侨事件，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归侨研究i～‘’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人口研究所，福建厦门)[关键词】华侨农场；越南归侨；难民认同；文化差异；身份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摘要】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中图分类号】1363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1)02—5162(2010)Ol一0043—：，．qun(，，，，China)：；inese；；；；：is，．’．，，efits一、问题的提出最近十年，国内学术界逐渐对归侨进行系统研究，其中，归侨身份认同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之[收稿日期】2009-0726[作者简介】孔结群(1982一)，女，广东南海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人口研究所2008级博士研究生，专业为人类学，主攻方向为移民、族群、跨文化比较研究，电子邮箱为．tom。

本文中的“小岭华侨农场”系化名。43万方数据一。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有意义的理论构想。黄静从文化适应角度分析北京印尼归侨的身份认构与群体认同间的关系；[31俞云平通过考察归侨群体之间的关系建构、归侨与非归侨的差析归侨的认同问题；[41奈仓京子采用“多元社区”概念，解释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动示归侨认同意识与归侨社区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之间的关系；”1姚俊英对越南归侨进行研究，强调跨国再流动是多重身份认同产生的关键因素。峥1上述研究成果侧重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体验出发，通过剖析归侨的迁移经历，与迁移、调适等相关的历史记忆重构以及归侨与本土族群互动过程中的自我认识等因素，建构其身份认同的逻辑。笔者从中获得重要启发：不管我们如何客观地分析、探讨归侨的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认同是一种动态的主观建构；这种主观建构甚至可以理解为历史与现实利益在想象中的折射。然而，在建构的视角下，上述研究成果普遍忽视了宏观层面的制度政策为归侨主观建构其身份认同提供了权威的形塑力。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越南归侨而言，其难民共同体的想象，主要受双重因素影响：一是个体在跨境迁移、社会与文化调适过程中微观的内在心理体验；二是外在宏观国家政策的作用力。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论述越南归侨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应该注意三点：第一，“华侨农场”这一相对封闭的集中安置地在客观上为越南归侨营造了想象的社会空间；第二，与特殊跨境迁移经历相关的苦难历史记忆，成为孕育其“难民共同体”想象的基础，同时也是使想象得以合理化的根据；第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政府旨在帮助越南归侨进行文化、社会调适而采取的倾斜性扶持政策，客观上为难民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权威的法理依据。总之，受上述双重因素影响，越南归侨认同难民身份，并在相对失落的困境中以之作为实现利益诉求的文化标签。本文基于笔者的田野经验及对越南归侨动态的追踪调查。从2006年11月到2007年11法，辅以查阅农场档案资料及发放小规模调查问卷收集资料。调查期间，笔者与越南归侨结邻而居，一方面能细致观察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风俗习惯越南驱赶华侨事件，另一方面在串门闲聊、入户访谈中倾听他们的心声。围绕着跨境迁移经历、安置过程、文化及社会调适、族群关系、身份认同、海内外互动等问题，笔者走访了农场内外的大量家庭，并对28人进行了追踪访谈。被访者包括越南归侨、归侨子女、非归侨职工、农场的在职与离休干部及其他侨务部门的相关领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对目前的身份进行自我认定时，95％1以上的越南归侨极力突显其难民身份。

即使把认同的情境性、流动性等特征纳入考虑的范畴，上述经验至少表明：难民身份是越南归侨宣示其群体特征的标记。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笔者把自我标识为“难民”的越南归侨称为“想象的难民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8想象的本质即个体进行主观的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最具价值的内涵是，为研究诸如族群、阶层等认同问题提供动态的主观建构途径和视角。超越血缘、地域的限制，基于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而萌发的主观认同，是个体使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实现及共同体中的个体维持想象的关键机制。鉴于此，笔者借用“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尝试阐释越南归侨如何基于苦难历史记忆和政策与现实利益建构其难民身份认同。按照1951年日内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已经接受新国籍并受该国政府保护的难民，不再享受难民地位与待遇。换言之，定居于中国境内各华侨农场的归难侨，从法律、政治角度考虑，已经不再具备难民身份。但目前，绝大部分越南归侨坚持认同难民身份。不久前，广东省权益的游行示威活动，其121号之一即为“30年!还我越南难民血汗钱”。

44万方数据本文所研究的越南归侨，特指20 世纪70 年代末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其后被中国政府安 于华侨农场的越南华侨。1975年南北越统一后，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入侵老挝、 寨。出于地区和平的考虑，中国政府反对越南的霸权主义，中越关系逐渐恶化。越南不断实施有 计划、有步骤的排华暴动，驱赶大量世居于越南的华侨回国，以此作为中越关系谈判的 砝码。数 十万越南华侨被驱逐出境，成为难民。1978–1979 年问，约有28 万华侨被驱赶进入中国境内。 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政府接待和安置被驱赶回国的越南归侨。按照自愿原则，他们当中 约有16 万人被集中安置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份的86个华侨农场。华侨农场是“政 惠政策，与周边的自然和行政村落相比具有一定独立性和封闭性。对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而言，其所处的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华侨农场及周边环境是一个介乎 于同质与异质问的社会空间。 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群体同质性强，其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越南归侨在祖 籍地、移居地、语言、职业、教育程度、风俗习惯等方面呈现明显同质 性。该场档案《归国华侨入境登记表》及笔者的调查问卷统计数据显示：越南归侨当中，约 75％的祖籍地集中分布于广西防城、东兴、合浦、钦州等客家方言区，99％回国前生活于芒街、 先安、海防等县的农村公社，接近80％来自农民家庭，约43％回国前从事农业生产，40％左 曾接受中小程度或以下的华文教育，近30％并未接受学校教育。

训其次，越南归侨具有小集团性质。小岭华侨农场是1978 年中国政府为安置越南归侨而专 侨职工不及400人。【l30 年来，该场越南归侨人数占绝对优势。引农场以六个生产 小队为管理单 位安置越南归侨，非归侨职工也被分编在六个生产小队中越南驱赶华侨事件，30年来，越南归侨职 工与非归侨职 工的人数比例大概维持在2．5：1 到2：1 之间。各生产小队中，持M、B、T 姓的越南归侨人数 最多，相同姓氏的越南归侨彼此间一般为直系或旁系亲属。这种格局使越南归侨以血缘或亲缘为 纽带，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小集团。他们能从小集团中获得物质帮助、精神支持、情感满足； 以姓氏为基础的不同亲缘集团，彼此间进行密切和频繁的婚姻联结。这导致越南归侨相对疏于与 农场内的非归侨职工及附近的农民进行社会交往，并与他们存在隔阂。 同质性强的越南归侨群体 身处介于同质与异质之间的社会空间，因而集体遭遇了文化隔阂所 带来的无所适从。所谓异质是指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和行 为规范等方面与移民所习得或持有的一整套规范完全相异。不过，与原来的生活空间作比较，越 南归侨身处的环境既非完全同质也非完全异质，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

一方面，越南归侨曾移居并长期生活于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北越山区，在文化大传统方 面，不存在传承祖籍国核心文化理念的重大障碍。回国前，他们保留对中国的认同，强调中国人 意识。因而，即使从来没有与祖籍国接触过的越南归侨，他们的记忆中至少包含某种祖籍国的 文化影像。祖籍国甚至可能是他们想象中情感归宿的家园。在文化小传统方面，绝大部分越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