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被遗忘”的南洋华侨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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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港的进口物资已堆积如山,从头培训司机难解燃眉之急,一封电报发往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马来西亚槟城码头的栈桥曾被送别机工的人群踩断,很多人掉进海中……而从1939年2月到9月,逾3200名华侨机工应祖国召唤分批回国。方向盘后,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常是身着军装,爱梳头洗澡、爱吹口琴喝咖啡的时髦青年,他们风华正茂,来自异国彼岸,他们是南侨机工,全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70多年前,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响应陈嘉庚号召,从南洋回到烽火中的祖国,在抗日“生命线”上尽忠诚洒热血,至少1000人牺牲在滇缅公路。幸存者留在国内的,文革期间多受迫害。更令人唏嘘的是,在他们当年最熟悉的城市昆明,如今街头随机采访,没有年轻人知道这群英雄先辈

南洋华侨机工

资料图片:训练时期的机工队列

“这是一个关于桥的故事,是通向中国的大陆桥,它的名字叫滇缅公路。”它曾是抗战最艰难的年月,中国与外界唯一的一条交通线。近四年中,从缅甸到昆明,彼时国内无力生产的汽车坦克、枪炮子弹、汽油钢材、药品纱布等维系几百万将士抗战所需的国际援助物资,俱有赖这条道路运输。

1939年美国陆军部通讯处的新闻影像中,如此描述:“按照一名见证者的说法南洋华侨机工,它是人们从山石开辟出来的,大约二十万中国人民,其中很多死在了那里。这条公路能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斗下去。”

时人将这条道路的修筑与万里长城作比,后人管这条公路叫中国抗日战争的“输血管”“生命线”。

海南琼海,95岁的吴惠民在乡下小院打太极拳。云南保山,100岁的翁家贵走下5层楼梯,去市场买菜。云南昆明,96岁的罗开瑚缓缓走在街头。马来西亚和丰,96岁的黄铁魂慢慢骑着摩托。马来西亚古晋,95岁的李亚留蹬着自行车去看女儿;抱着右手残臂,94岁的许海星过了几十年田园生活;95岁的冯增标靠在轮椅上沉睡,他已很难与外界交流……

他们曾是一群普通青年,如今,是一群普通老人,生活平淡,不言过往。谁能从他们身上窥见烽火硝烟的痕迹?谁又能看出他们跟那条公路、那场抗战的关联?甚至,多少人还知道那个跟他们有关的名词——“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他们是这个名字最后的主人。

1939年5月19日,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发了白雪娇写给父母的信件:“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国民天职

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曾是抗战最艰难的年月,中国与外界唯一的一条交通线。1938年下半年通车,1942年5月中断,近四年中,从缅甸到昆明,彼时国内无力生产的汽车坦克、枪炮子弹、汽油钢材、药品纱布等维系几百万将士抗战所需的国际援助物资,俱有赖这条道路运输。

滇缅公路通车后,最紧迫的问题当属司机与汽车机修人员的奇缺,尤其这条由无数老少妇孺抢修而成的临时公路,遍布高山深河急弯陡坡,极考验驾驶者的技术与胆量。“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当时已经把国内能搜罗到的司机搜罗遍了,会开车的人实在太少了,完全是稀缺的。”云南省档案馆研究员吴强说。

仰光港的进口物资已堆积如山,从头培训司机难解燃眉之急,一封电报发往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机修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总会或分支各会接洽……”

1939年2月,一则紧急通告在拥有800多万华侨的东南亚各国迅速传播,通告末尾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胞侨领深切注意办理是要。”

人群挤满各报名处。此时,战火尚未波及东南亚诸国,大批下南洋淘金的华人在此安居乐业,生活无忧。

新加坡华侨王文松放弃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的高薪,告别妻儿,率十几个同伴携全套修理器具报名回国;生于印度尼西亚的21岁青年陈寿全卖掉自家小汽车,自费回国;身为家中独子,新加坡的吴钟标租车学会驾驶,改名吴惠民,瞒过家人报名回国;也是怕家人拦阻,生于马来西亚的黄乐垣改名黄铁魂报名回国……

“乐垣表弟勉之:你要有百折不挠之精神,铁之意志,鼓着勇气,在枪林弹雨之下,向前冲进,与日本鬼拼个死命,打个落花流水,努力,努力,冲上前。表姐:幽莉”,“民族的战士乐垣:记着,世界上最快乐,最光荣的,是为自己的祖国流血。小郎,敬题于南岛”,“为国奋斗,为民族求生存,才配中国新青年”,“铁魂同志,尽忠报国”……75年前,亲友们的临别赠言至今躺在黄铁魂的日记本上。

除却热血男儿也有女性积极报名。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李月美,会弹吉他会骑马,身材高挑,据传,她给自己改名李月眉,穿着弟弟的衣服报的名;槟城协和学校教员、家境殷实的白雪娇辞了工,背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报了名。

1939年5月19日,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发了白雪娇写给父母的信件:“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南洋华侨机工,竭我一滴之微力。”

96岁的罗开瑚至今都记得,75年前,送别他们的新加坡码头人山人海,“帽子到处丢,飞到海里多少都晓不得,那种热烈场面,没有再看过了。”100岁的翁家贵也还记得堆满人的码头,大街小巷的人都在欢送他们。马来西亚槟城码头的栈桥曾被送别机工的人群踩断,很多人掉进海中……

到陈嘉庚通告发出11天时,被称为“八十先锋”的80名第一批机工已告别南洋,启程归国,尽国民天职。而从1939年2月到9月,逾3200名华侨机工应祖国召唤分批回国。

滇缅公路上,一辆辆货车跑了起来,载着军需物资、伴着日寇轰炸,驶过“初一翻车,十五到底”的险路危桥,在时常塌方翻车的崇山峻岭间日夜不休,风雨兼程。方向盘后,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常是身着军装,爱梳头洗澡、爱吹口琴喝咖啡的时髦青年,他们风华正茂,来自异国彼岸,他们是南侨机工,全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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