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比较好的移民机构，北京是你要结婚的现任，上海是你绕不开的女神

上海将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中心。

我先把话撂在这里。

尽管你能举出很多反例——

上海低估并错失蔚来，新势力头三家蔚小理是合肥企业、广州企业、和北京企业，在赛道高光路段上海没有姓名。

上海土培的新能源企业都处在腰部，还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老腰，可以抢救一下，不免负痛前行。比起新势力，比如威马、集度，主力更在国企上汽，一手推出智己重起炉灶，一手携大众、通用等合资老伙计导入新的电动车型。不过眼下决心猛于实绩。

上海掷下重注的特斯拉，是少数拿得出手的硬核门面，靓绝欧亚，马斯克直呼又高又硬。然而在去全球化和民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以外国企业为头筹很难叫得响亮。

而在最近一次重大项目选址中，上海再度与一个本土明星企业失之交臂。在小米宣布造车之后，雷军历经五个月的全国漫游，决定小米汽车总部落户北京亦庄。企业家仿佛用脚投票，做出无声宣判：上海不是培植新能源车企的最佳富土？

近年来上海总被认为与现代新经济脱节。被指摘错失十年互联网机遇，出不了BAT，或沦为环杭州城市；被指摘缺乏战略性新产业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北京比较好的移民机构，北京是你要结婚的现任，上海是你绕不开的女神，跑不出华为、中兴、大疆等原生本土、走向全球的科创明星企业，浦东干不过前海，上海不是深圳的对手。

而新能源汽车似乎是上海慢下来的又一注脚，从企业素质到营商环境，上海鲜少表现出自主自强的活力。一个不成熟而恰如其分的缩影是，上汽落后于比亚迪，无论市值还是其他。

怎么好像一点中心的意思都没有。

当我们打地图炮，我们究竟在打什么

败绩之中令人最为意外的当属小米汽车总部落户北京。坊间传闻，其工厂也会落在亦庄，或采用北京、武汉双工厂模式。哪哪和上海都没啥关系。

此前尽管多地都曾传言在积极争取，但是最可能的竞争被认为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同样痛失蔚来、同样追悔莫及，不能错过小米，是京沪难得的共情。

事后倒推，你总能数出诸多小米和北京的渊源。比如小米集团总部就在北京海淀，小米智能工厂位于北京亦庄和昌平，小米收购的自动驾驶技术公司（深动科技）也在海淀。小米汽车总部同放一处，或许会产生协同效应的魔法。

再比如亦庄给到狠多优惠。亦庄今年发布文件明确要“打造新能源及高端汽车产业发展核心承载地”，针对不同的条件设定了最低3000万元、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同时，亦庄被划定在政策先行区内，对智能汽车提供包容的道路测试、场景试运行等环境。

此外还有相关的高级人才储备。一个小小的折射点是，清北硕士的留京率超过43%，博士常年稳定在50%。

然而这些又显得必要非充分。协同效应是被外围高估的伪命题，清醒的总裁会说，每个分公司各有使命，不是谁为谁服务的关系，同城办公行个方便，若视作决定性关键可就硬凑得像在拉郎配了。

至于招商政策，地方上对新能源汽车项目都是不吝投资、不甘人后的，有时甚至过于“拼命”。今年《新华社》就曾发文指出，“有的地方为拉项目啥条件都给，有的直接为车企把土地都平整好了”，“见新能源车项目就抢，审核、甄别都绿灯，生怕自己落在后面”。这里头有长期发展的考虑，也有大项目引资考核的要求。重点是地方能给的优惠是非常丰厚的，甚至或优于京沪，这是低要素竞争。

而人才，是短期无法拉平的问题。所以真正的对家才是上海和北京。

相比之下，北京的短板反倒更为突出，其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薄弱，发展多年在此建厂养成的企业仅有一言难尽的北汽新能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区域的上下游水平。从产业角度相权，上海是更合理的选择。

再往下说，薄弱纵然有诸多成因，但追根溯源，北京本身就不是一个以产业和商业为目的的城市。当代学者喜欢用环境决定论来解释社会性质，反过来也说得通。北京缺乏效率，缺乏产、商的灵魂，这是外溢在马路上的。

有一种打趣的说法，在北京一天只够干一件事。毕竟你在北三环排了一百多号滴上了一个快车，在厘米级的启停中睡去，可能两个小时后醒来发现还没钝出大朝阳。

糟糕的交通不仅因为人口，也被归咎于城建。现代北京修于老城之上，有规划出来的障碍，比如老北京的棋盘式格局，决定了每两点间的交通必要绕行；也有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到十三五末，北京才彻底打通市域内所有的断头路。低效被刻在砖墙里。

这座城市的初衷就不在于效率，甚至不在于一般的人类宜居、体验舒适。它做了八百年的首都，在此统治全国，建筑权力中心的高台，塑造政治，同时也被政治塑造。

王安忆写过，即便是上海的寺庙也是人间烟火，而北京的民宅俚巷都有着庄严肃穆之感。虽然是文学化的表达，却精准地勾勒出双城的差异，从城市建制投射到建筑面貌——上海是生活的、商业的，它围绕人口、效率展开，堵车极少堵死，轻伤不下产线，一切在于开动。

北京则浸润着威权。紫禁城居中，中轴线贯穿南北，街坊整齐，便于布置那些恢弘对称漂亮而费土地的建筑，以资敬畏。作为首都位于权力的中心，正是北京的绝对优势。

在列举小米为什么选择北京的理由时，政策和其他资源总被讳莫如深地提出，难以明状、又不容分说。结果自证：即便不以产、商为始，根本不妨碍北京的繁荣，甚至在一些指标上，和上海已经不相伯仲。

比如北京的总部经济非常发达，有总部企业近4000家，有60家是世界500强企业，这个数字是全球第一的。上海规模不及，总部企业3000余家，实力更体现在跨国公司方面，地区总部达763家（北京183家）。

再比如金融业，北京总部级法人金融机构超过900家，金融资产总量占到全国一半，全国20余家中央金融企业绝大多数总部设在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决定政策；作为普通打工的金融中心，上海为其所制，自由市场难言优势。

黑猫白猫都能抓到老鼠，有没有效率好像无关紧要。因为这两大超一线经济体，在发展逻辑上南辕北辙，互为他者。上海以效率主导，代表着充分的市场经济；而北京，表现为稀缺资源叠加的首都经济，背后是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分配。权力的本质就是调控分配生产资料的工具。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哪个城市将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心，并不是地方之光的争辩，也不是要比较北京人和上海人谁比谁牛B（尽管我不能避免上海人的滤镜）。更重要的是，人才、资本、企业和产业涌向哪里北京比较好的移民机构，这些选择是在释放什么信号。

或者我们可以问另一个问题：长远来说，哪一种模式更是驱动未来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增长的动因，是政策导向的还是市场导向的。

群架年代

上海当然有上海的毛病，以效率为导向，一个极致的结果是惰于精细，它会管理掉一些原生力。比如在上海你很难感受到粗粝的创业激情，也就很难感染创业激情。

与之配套的是，近几年上海确实遇到了增速瓶颈。

一种佛系的辩解是，鱼非我所欲。上海的优势一向在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其目标也包含建成此四个中心。得益于此，上海总量、存量依然夯实。然而这套伴随加工制造业兴起繁荣的工业文明结构，缺乏未来发展的增量。当时代在重构顶层逻辑时，上海不再不可超越。

上海毋庸置疑要抓牢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高度承接传统汽车工业，同时拉动链上一溜专精特新技术公司，也发挥上海特色的大产值工业服务能力。上海模式并不过时，市场还是硬道理。

与此同时，一个颇具格局的趋势是，上海正在把自身发展和周边城市以及整个长三角统筹考虑，如果我们缩小比例尺，就能看见一个声色犬马的上海大都市圈，和长三角一体化的集群效应正在显现出来。

根据《经济参考报》的统计，长三角汽车产业集群，主要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了100多个年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产业园区以及数千家大型企业。集群的30个城市中，有超过14个城市已经拿到或规划有新能源汽车项目，涉及项目数量超过20个，累计计划产能超过300万辆，累计计划投资超过1000亿元。

在国内已形成的六大汽车产业集聚区中，无出其右。

这是产业特点的必然结果，因为长三角配套好，布局完善。

1987年的桑塔纳国产化项目是今天一切的基础。当时上海就主张不搞“上海牌”，而搞“中华牌”，放眼全国招标零部件协作厂，上海桑塔纳有65%的横向配套由上海大众以外的厂承包。

为此，上海专门成立过一个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抬头就是这么时髦），由计委牵头成立的国产化办公室，从每一辆售出的桑塔纳中提出2.8万元利润作为国产化基金，拨给共同体成员，相当于一笔无息贷款，扶植出了如今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福耀玻璃、扬州亚普、宁波华翔、宁波均胜都是曾经的受益者。

基于成熟的产业资源，长三角涌现了一批车企，从杭州的吉利，到芜湖的奇瑞、合肥的江淮，以及能在盐城发展起亚；

到今天，有桐乡的合众（哪吒），有杭州的零跑，它们是目前新势力销量前三、前五的玩家；有盐城的华人运通（高合），在50万以上电动车市场达成第二，仅次于保时捷；有绍兴的天际汽车，反正很有自己的逻辑和活法；以及合肥的蔚来制造基地，常州的理想制造基地，温州的威马制造基地；更不要提立足于吉利控股的宁波的极氪。

其中尤其比如合肥，崛起成为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先锋城市。除了地方上的决心，先决条件也是合肥作为中部地区长三角承接力量具备汽车工业基础。

这都是从上海卷出来的。汽车只是一个例子，由上海转移产业到长三角形成了垂直一体化的高效协同，带起地区经济。

2020年长三角地区拥有全国百强县46个，百强城市22个，万亿GDP城市8个，无锡、南京、苏州等城市人均GDP甚至超过中心城市上海。当然，长三角地区的富饶，首先受惠于先天地理位置，“胡焕庸线”以下自古就是蜜奶之地；同时上海的外溢、带动作用功不可没。

对比北京和京津冀就能发现差异。前几年，除了热议上海不行，大家还热衷数落天津不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天津距离北京太近。北京的昌盛却没有带动华北经济圈，和上面提到的经济逻辑有直接因果关系，华北乃至整个北方经济区肩负着被资源虹吸的需求。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首都贫困带”，见字如面。这个问题被高度重视，并于2015年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开始“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我们将在十四五期间出现一批标志性功能。由此厘清了首都的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而天津将承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京津冀未来可期，长三角中心既成。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已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海曾是龙头，上海仍将是龙头，进一步用国际资源对接各有所长的苏浙皖。

海纳百川

我从来不怀疑上海的中心地位，因为中心的人还是会聚到这里。“七普”数据展示了迁徙的趋势，一大特征是人口进一步向东部地区、核心城市群集聚。

更微观的观察，比如智联招聘调研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2021》显示，尽管北京对人才的吸引力居于全国首位，但上海连续四年实现人才净流入，其中向上海输入人才最多的城市正是北京。（以至于有一个可怕的提法，上海正在虹吸北京——不胜惶恐）

不过最近出现一个微妙的潮流，一批知名博主、UP主都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个不切主流的人群，足以提供一个看待的视角。

抛开“巨富长”（巨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比起三里屯或工体是更出片的背景板，或许更因为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北京有很多北漂，但是不会有人认为北京是移民城市。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移民在城市中始终是打拼的外围，还是可以取得跃升通道、安身立命下来的市民。移民被接纳，才会不断为这个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这需要城市本身是一个足够开放的容器，说重一点，有足够开放的文明。这不妨碍上海确实仍有门槛高的特点，要为吸纳高质量人才提供保障，但贯穿其中的审视不是出身或资源，而是更普世的价值——尊重专业、职业伦理和社会契约。

葛剑雄曾经讲过一个事，或许不恰当，但我很想提一下，我以为很符合上海对这些品质的重视：

以前即便上海的小偷都会有自己的职业伦理，比如偷皮夹只把钱抽掉，其他东西则会想法还给失主。像是工作证，老早在一些机要单位遗失是要受处分的；还有月票、饭票，仅限本人使用，小偷拿着没用，失主则会蒙受不小的经济损失。小偷就一定会还，他会把钱包放在邮筒里。

邮递员也有自己的职业伦理，他打开看到就知道是给小偷偷了，会仔细地从里边找到姓名地址，免费给封一个信封寄回去。所以上海人以前掉钱包，不会着急补证，他知道过几天就会寄回来。

是这种职业伦理和社会契约构成了上海海纳百川的底色。它不是没有下限地一味接受，所以头脑过于灵活的民营企业家会觉得难以发挥。但某种意义上，这也保证了公平竞争。无论你从哪里来，都要在同一套专业、高效的商业秩序里，各凭本事，生财有道。

对企业也是如此。上海讲求法治，重视合规，注意商誉，野路子很难闯滩，自主微小企业至今经营不易。其高效体现在门槛之后，上海可以勤勤恳恳成为服务型小政府，帮你贷款、审批，手笔未必阔绰，营商环境优质。

顶层是制度，底层是文明。你可能并不认同动辄拔高到文明的提法，过于自信而优越，上海也并没有完全达成人均不随地吐痰的水平；然而在比较地方经济时，潜台词就是在很多其他地方兑现不了，仍旧需要依靠人情之类的低效工具。

上海或许不是每个人的梦想之城，但是体面人一定能在这里找到梦想。

2014年秦力洪来到安亭租下一间临时办公室，那时都还没有“蔚来汽车”，但他和李斌都认为，在上海打造一个高端品牌的可能性更大。直到2015年蔚来正式进入上海汽车创新港，到现在蔚来的全球总部仍然在上海。

在安亭，你能看见各种电动车公司的重要部门布局。理想汽车上海研发中心也落在这里，最近正在招揽组团。新入职上海部门的朋友也要去北京呆一阵子对齐认知，不少人每周末都会坚持回沪探亲。理性地说，家在这里；感性地说，扎根上海的人很难再离开上海的。

即便小米，按其数次发布的造车人才招聘信息显示，绝大多数岗位的工作地点除了北京，也有上海。业界猜测，整车工程相关的开发或许会放在这里。

百度旗下的集度汽车则做出不同的选择，他们没有在百度总部北京落户，而是跑到上海设立总部，办公室在时髦的虹桥天地。里头不少都是新造车企业的熟面孔，拿来上手就用，迅速搭起架构，计划10月正式发布品牌。

说回网红漂沪。迁徙的一大实际原因是，B站总部在上海，小红书总部也在上海。在被诟病互联网荒漠多年以后，上海又涌现出来一批第二梯队和垂直领域的独角兽，让互联网人趋之若鹜。你可以看到它仍旧有迭代的意志，并且在不断奋斗，姿势优雅、成效迷人。

精致而审慎的小跑，不会败给时代还在摸索的狂奔。在四个中心之外，上海也已确切提出建成“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规划，到十三五形成基本框架。期待十四五开花。

内地人怎么定居香港，一个内地人要在香港定居该怎么做？

先说结论，内地人最容易拿香港身份的方式，可以通过香港进修移民、香港专才计划、香港优才计划等三种方式。

第一种、香港优才计划

了解过香港优才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计划开启非常早。

香港优才计划是2006年由港府正式推出的一项面向全球的人才引进计划，主要目的就是吸引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来香港生活工作甚至定居，同时予以他们香港身份，享受香港身份的福利和待遇。

学历要求 ：本科学士以上

类型：香港优才

配额限制 ：2023年即将取消配额限制

工作经验要求 ：2年、5年、10年以上各可获得不同得分

基本要求 ：满足两套计分制其中一套

人才类型 ：行业精英，名校名企人才，世界冠军

申请周期 ：6-12个月

签证获批方式 ：2+3+3（2+6）,满7年可申请永居及护照

第二种、香港进修移民

应届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留港工作，无须在提出申请时已觅得工作。只需要符合一般的入境规定，便可留港1 2个月内地人怎么定居香港，一个内地人要在香港定居该怎么做？，而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

有意申请留港工作但尚未取得毕业证明的应届非本地毕业生内地人怎么定居香港，可申请延长逗留期限，以便等待成绩公布。

应届非本地毕业生如有意申请留港工作但仍未获颁授毕业证书，他们可根据院校发出的毕业证明文件提出申请。

学历要求 ：根据就读院校而定，一般大专以上

类型：鼓励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

配额限制 ：无限制

工作经验要求 ：无具体规定，硕博生工作经验丰富相对更被认可和获得批准率较高

基本要求 ：在香港全日制读书

人才类型 ：有意进修学习的学生或社会人士

申请周期 ：3-4个月

签证获批方式 ：1+1+2+2+3,满7年可申请永居及护照

第三种、香港专才计划

专才入境计划，就是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一般3-6个月即可获批，获批后可带配偶及18岁以下未婚子女一同前往香港生活。

学历要求 ：本科学士（特殊条件可放宽至大专）

类型：与内地进行局部领域的人才交流，补充香港某些紧缺人才的岗位

工作经验要求 ：无具体规定，但经验丰富相对更被认可和获得批准率较高

基本要求 ：

1、雇主需要证明所聘职务为香港本地难以觅得的特别技能知识或经验岗位；

2、获得香港本地雇主聘用，并且个人学习经历、工作经验与雇主发出的岗位相关。

人才类型 ：普通对口专业人士

申请周期 ：3-6个月

签证获批方式 ：2+3+3（2+6）,满7年可申请永居及护照

我是麦克斯，已经成功帮助1700人成功获得香港身份和香港永居申请护照。

获得香港身份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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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移民怎么界定，教育部发文治“高考移民”，深圳富源事件再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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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高考报名资格审核，严格审核考生的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高考移民”，切实维护高考招生秩序。

教育部官网截图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高考移民”问题牵涉到多方利益，破坏了高考公平。多年来，尽管“高考移民”现象已经得到重视并进行了一些治理，但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专家建议，打击“高考移民”问题需要出台专门的考试法，同时落实严格的监督机制，从而真正契合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理念。

投机取巧参加考试

被指破坏高考公平

“不是为了考上好大学，谁会选择这么做呢？”

日前，《法治日报》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席女士。席女士今年26岁，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她感到惊讶：“没想到我竟然可以算是‘高考移民’的其中一员。”

席女士原户籍在河北廊坊。河北是高考大省，根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数据，在席女士参加高考的2013年，河北考生共计44.98万人。而根据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数据高考移民怎么界定，2013年天津市高考报名人数仅有6.24万人。

正是看中了两地的高考差异，席女士在父母安排下决定在天津参加高考。为此，席女士的父母早早为她在天津购置了房产，使她能够落户天津。2010年，在通过天津市武清区一所民办高中的入学考试后，席女士进入该校就读高一，而其父母则继续留在河北工作和生活。3年后，席女士考入北京一所知名高校。

席女士不是高中班上唯一的“外地人”。据她介绍，班上的同学原籍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四川等地。

资料图片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3年做过的民意调查，91.2%的受访者认为身边就有“高考移民”，92.7%的受访者坦言周围有为孩子进行“高考移民”想法的家长。

“‘高考移民’行为破坏了高考公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用“投机取巧”形容这种行为——考生担心在高考压力较大的地区竞争不过，而将户口迁至高考竞争压力小或者有考试政策支持的地区。

程方平介绍，“高考移民”现象其实牵涉到多方利益群体，包括考生、家长、学校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还与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关系。“这几方的利益拧成一块，导致它成为一个不好根治的问题。”

各地陆续出台措施

综合治理高考移民

此次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标本兼治“高考移民”，并非教育部第一次关注“高考移民”问题。

早在2016年，教育部和公安部就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综合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监管，督促高中阶段学校强化内部管理、规范办学行为，重点发现和纠正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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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击“高考移民”方面，部分地区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措施。

例如，贵州省教育厅2020年12月召开新闻通气会解读《贵州省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规定》时，明确了学籍管理按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原则实行“籍随人走”，严防“高考移民”。

再如，山东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在《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市要进一步加强高考报名资格审核，严格审核考生的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情况。对于通过非正常户籍学籍迁移、户籍学籍造假、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获取高考资格的，要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除国内各省份间的“高考移民”现象外，国际“高考移民”问题也受到教育部关注。

2020年6月高考移民怎么界定，教育部发文治“高考移民”，深圳富源事件再引关注，教育部修订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国际学生进入我国高等学校的申请资格进行了严格规定。通知要求，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的学生，以国际学生身份申请进入高等学校本专科阶段学习的，除符合学校的其他报名资格外，还须满足最近4年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记录。

资料图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国际“高考移民”的打击力度同样不能松懈。国内考生通过改变国籍参加考试的方式，利用政策的倾向性可以进入国内的一些高等学府，不仅影响教育公平，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意识。

储朝晖表示，“高考移民”的界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目前来看，很多地区是把从高考竞争力大的地区移到录取比较容易的地区，或者是经过不同学校的强化培训，然后到另外一个地区去考试视作“高考移民”。

“但是各地在界定的时候依然会出现一些分歧，比如在几年内户口迁移算‘高考移民’，还会和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相混淆。‘高考移民’不仅涉及区域的变化，实际上还涉及教育理念、教育价值、教育方式方法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至少需要省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依据当地的情况、依据迁移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加以界定。”储朝晖认为主管部门应当明确统一“高考移民”的定义，把这个复杂的问题说清楚。

行政手段难以根治

建议出台专门立法

2019年4月，广东省深圳市富源学校被发现在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考生属“高考移民”。最终，根据深圳市教育局发布的《关于对深圳市富源学校“高考移民”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的通报》，32名考生被取消在深圳市的高考报名资格，深圳市富源学校被予以行政处罚，核减该校2019年高中招生计划的50%；同时，深圳市富源学校董事会被责成作出深刻检查，责令深圳市富源学校对直接责任人及有关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认真整改存在问题，严格规范办学行为。

截图：2019年，深圳富源学校32名属“高考移民”的考生报考资格被取消

“出现一个问题，然后用行政的手段去解决，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循环而已。”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程平源认为，如果对于“高考移民”所谓的纠正只是用短期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那从长期来看是没有效果的，与其用行政手段去堵“高考移民”现象，不如从规则方面去规范和疏导。

程方平认为，打击“高考移民”必须依靠督查和设立专门的考试法，才能真正契合依法治国依法执教理念。“因为很多相关信息不是那么透明，如果单纯依靠民不举官不究的处理态度，很难实现对‘高考移民’的真正打击，所以督查非常重要。”

程方平认为，针对“高考移民”进行督查，可以参考高考保密的情况。在高考保密方面，国家下了很大功夫。如果在治理“高考移民”问题时，也能够把相关部门联合起来，通过多个部门的协同主动督查，有助于解决“高考移民”问题。

程方平建议通过出台专门的考试法对“高考移民”等乱象进行治理。“考试法不仅要包括我们现在说的高考，还应当包括公务员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资格考试等，所以考试法应该是一部重要法律。”

“无论是从全世界范围，还是中国古今范围进行考量，通过考试对人才进行选拔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现在我们缺乏针对考试的专门立法，对于‘高考移民’等现象的管理和惩治也就无从谈起。”程方平说。

程方平认为，出台考试法，让“高考移民”入法，首先需要在法律中明确其具体内涵，对“高考移民”有一个基础判断。在考试法中，针对“高考移民”涉及的问题应该设定明确的指标，例如是不是必须跟父母移民、在几年内落户算“高考移民”；此外还应该设定有力的惩罚措施，比如规定“高考移民”考生几年内不能参加高考、当事学校和户籍相关责任人要进行追责等。“如果违法的代价对人来说是无关痛痒的，那么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去铤而走险。”

程平源提到，在谈论“高考移民”问题时，不应忽视其背后暴露出的教育制度不公平的问题。“只有教育制度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公正，把国家教育差异朝着资源平衡方向推动，才能彻底解决‘高考移民’问题。”程平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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