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回国年薪，硅谷大厂寒气逼人，北美高校却火爆论“堆”招人！

【新智元导读】今年的工业界哀鸿遍野，与此同时，高校教职圈却是一派繁荣景象。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年的AI市场变天了！

在以往，坊间的担忧是「工业界正在吸走学术人才」，而在如今，是今时不同往日了。

前一阵的硅谷大裁员寒气逼人，而与工业界的一片惨淡相比，高校的教职市场却极为火爆。

高校教职扩招了！

据杜克大学的陈怡然教授介绍，最近北美高校的教职市场可谓是火爆异常，招人都是论「堆」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联邦政府在科研上加大了投入。

据报道，纽约州立大学（SUNY）董事会已经拿到了来自纽约州的1.13亿美元拨款，用来增强对校园项目的支持，以及提高入学率和毕业率。

在这1.13亿美元中，有6000万美元将分配给纽约州立大学各校区，用于投资招生、学术项目、学生服务和提高运营效率。另外的5300万美元则会被用于雇用新的全职教师。

另外，疫情期间日子不好混，好些人索性回炉重造，回学校读书，希望毕业之后的就业市场能有新的机会。

然而，高校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虽然现在教职论「堆」招，但凡事过犹不及，保不齐以后泛滥的教职又会论「斤」卖。

即使真的如愿进入了学术界，高校恐怕也并不总是那么好混。

上周，加州大学系统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学术界大罢工。

加州大学体系内的助教、研究生、博士后学者、学术研究员等，都参与了这次大罢工。

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涨工资。

目前硕博研究生的最低年薪是20000美元，他们要求提至54000美元。

博后的最低年薪是55631美元，他们要求提至70000美元。

罢工组织方UAW工会表示，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下，绝大多数加州大学的硕博生将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房租，很多人根本住不起市区。

目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教平均年收入为24000美元。而市区的年租金中位数为36000美元以上。

是的，虽然高校教职在扩招，但并不意味着进入了高校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在美国，高校也不是「宇宙尽头」的体制内，美国青椒们也依然要面对科研的压力和生活的困顿。

：工业界正在吸走学术界的人才

要放在以前，事情可完全不是这样。

在11月的硅谷大裁员发生以前，那时我们经常听到的担忧是「大型科技公司正在从学术界吸走AI人才吗？」

比如，在10月发表的这篇文章就表示，AI人才向工业界的转移，引起了人们对学术界科研人才短缺的担忧。

作者在文中提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回国年薪，硅谷大厂寒气逼人，北美高校却火爆论“堆”招人！，大型科技公司用丰厚的待遇招兵买马，而那些AI人才又为这些大公司带来新兴的技术突破。

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作者梳理了2000-2020年之间发表的近800,000篇AI论文中研究人员的隶属关系，发现过去十年中，学术界的顶尖研究人员流向工业界的人数在稳步增长。

也就是说，学术界人才正在缓慢地流失。

论文地址：

研究表明，仅2019年一年，就有400多名研究人员从大学离开，到科技公司工作。

而从工业界向学术界转型的，只有200多人。

这篇论文的作者Roman 是丹麦奥尔堡大学的数据科学家。他表示，进入工业界的研究人员往往是其所在领域的佼佼者。

他们往往拥有丰硕的学术成果，且影响力非常之高。

发现，这些科研人员在跳槽前，每篇论文的引用次数是留在学术界那些人的三倍多。

他推测道：「大公司就是瞄准了那些最有学术影响力的科研人员，打算在他们的巅峰时期，把他们挖走。」

这些AI人才进入了更有优势、平台更高的大厂，应该会更好地发光发热了吧？

并不是。

发现，一旦这些研究人员离开学术界，他们的论文引用率就会趋于平稳或略有下降。

平均来说，相较同行，这些离开学术界的研究人员的引用率每年会平均下降大约1%。

为什么呢？很明显，工业界和学术界的「潜规则」并不相同。

进入大厂后，研究人员虽然仍会继续发表论文，但他们会更加谨慎。

因为他们需要注意保护自己和公司的知识产权，所以就需要采取一些手段，比如隐藏分析数据集的具体方法。

IP是保住了。但这么做的后果，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知识的「私有化」。

在《自然指数》追踪的82种主要自然科学期刊上，大厂等商业机构发表的人工智能论文比学术界少得多。

在2015年至2021年，只有谷歌母公司一家商业公司的发文数量跻身全球前100。

如此低的产出，让人们不禁发问：大科技公司虽然吸纳了很多AI人才，但他们在公共领域究竟做了多少贡献呢？

同时，科研人员在转入科技公司时，也可能会失去一些「学术自由」。

当定义标准的权力掌握在大科技公司手上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当然，这种「学术自由」的困境也并不仅仅发生在工业界。

在学术界，很多科研人员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在选择课题和给项目拉赞助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

大学的人才流失了，学生谁来培养？

这种学术界的人才流失，除了会造成知识的垄断之外，也会对学术界造成切实的长期损害。

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经济学家 等人追踪了北美的211名从学术界跳槽到工业界的AI人才。

他们发现，一名大学科研人员的流失，会使未来六年内大学生成立初创公司的数量减少5%。

忧心忡忡地说：「虽然现在大学里的研究人员非常具有创新性和生产力，但未来几年的创新人才，还是断档的。」

的确，当一所大学无法与谷歌抗争时，我们是否牺牲了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

这种影响在人工智能的子领域——深度学习中尤为明显。

越是新兴的学科，越需要优秀的研究人员的指引。

他们的知识，是下一代学生获益良久的财富。

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无须赘述。而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没有谁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

正是大学的存在，使莘莘学子不必累土以筑九层之台。如果AI人才都忙着跳槽了，又有谁能指导下一代学生呢？

有钱有资源，科技大厂太诱人

斯坦福大学的政策分析师Terah Lyons表示，如此多的研究人员跳槽，并不是奇怪的事，毕竟科技巨头开出的薪酬是实在太令人心动了。

匿名数据网站显示，谷歌高级科学家的总年薪的中位数约为27.4万美元（约合196万人民币）。

而Lyons说，一位优秀的人工智能科学家要求的薪资会更多。

面对大厂提供的「令人心动的offer」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回国年薪，学术机构实在很难匹敌。

在以前，大厂给的钱多，时间还自由。

谷歌软件工程师Sarah曾自述，自己早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是可以自由分配的，起床后喂猫、吃饭、化一个精致的妆才开始一天的工作。

而且不光是钱的问题，大公司还有一个吸引力，就是独有的大型专有数据集，包括用户数据和搜索数据。

搞AI的都明白，这是开发者梦寐以求的宝藏。

当然，还有一些跳槽的人，只是想换个环境。

「很多研究人员对学术政治感到极其厌倦。当你在行业内可以做到领导的位置，这就非常吸引人了。」

然而，硅谷大厂开始裁员了……‍

不过，最近的硅谷大厂员工们，很多都笑不出来了。

最近几周，大厂们轮番上演「毕业」大戏，硅谷技术精英们的心情也跟坐过山车一般。

推特、Meta、亚马逊、、等大厂，一个都没逃过。

从近日的股东信来看，苹果的裁员也不远了。

谷歌的大股东、TCI的总经理 Hohn昨日谷歌的写了一封信，称谷歌也该裁员了。

他提到了这个硅谷的「公开秘密」：无论在谷歌、Meta、推特或Uber，你都可以用少得多的人，实现差不多的收入水平。

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在的硅谷大厂员工身价，比起正常水平，其实溢价了很多倍。

推特的码农们，已经开始陪马斯克「并肩奋战」至深夜了。

看来，大厂的科学家们，一时是快乐不起来了。

参考资料：

今天双11，和心爱的她一起去「云露营」

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他16岁成北大史上最年轻博士生，为满足虚荣心，逼失业父母在北京给自己买房

真无语！辽宁神童10岁考上大学、13岁成为国内Z年轻硕士毕业生、16岁成为北大建校史上Z年轻博士生。但为了满足虚荣心，他居然逼失业的父母在北京给自己买房，否则“我就不去读这个博士！”

1995年7月，张炘炀出生于辽宁盘锦，父亲是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母亲是高中地理老师。

由于出生时正值盛夏，父亲张会祥便给他取名为“炘炀”，是“热烈、煊赫”的意思。

张炘炀的确人如其名，足够“热烈、煊赫”：2岁多时，张会祥给儿子读一小段报纸，小炘炀居然全记住了。

在同龄孩子说话还不利索、还在尿床时，张炘炀已经能认1000多个汉字了。

2000年秋，年仅5岁的张炘炀读小学。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1个月后，他跳到二年级；又过了1个月，他跳级上3年级。

对他来说，小学课程简直就像快刀切菜般易如反掌：基本只用一两个月时间，就能学完一个年级的知识。

他“唰唰唰”不断跳级。只花短短2年时间，就学完了整个小学阶段的课程，刚满6岁就读初中。

初中三年，张炘炀的成绩把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甩了好几条街。

到了高中，他又连跳2级，从高一直接进入高三，只有10岁的以505分的成绩考入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是全国年龄Z小的大学生。

2008年，13岁的张炘炀

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成为国内Z年轻的硕士毕业生。

2011年，16岁的他成为北大建校史上Z年轻的博士生。

展现在张炘炀面前的，是金光大道。

但2011年，张炘炀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一个消息，却让他瞬间从神坛跌落。

原来早在3年前，自卑的他为满足虚荣心斯坦福博士读几年，就要求父母在北京买房，甚至以“不买房就不读博”相威胁。

此消息一出，网友一边倒地以指责、批评他。

在北京买房，是张炘炀父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们无论如何都买不起。

两口子租了一套房蒙混过关，这才让儿子安心去读博士。

但张炘炀识破了父母的谎言。他不仅没有体会到父母的良苦用心，反倒沮丧地埋怨父母。

更糟糕的是，他越来越急功近利，心心念念快点毕业挣大钱，实现在北京买房的梦想。

心乱了，节奏就乱了。一心钻进钱眼儿里的张炘炀，整整读了8年才顺利博士毕业。

毕业后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他16岁成北大史上最年轻博士生，为满足虚荣心，逼失业父母在北京给自己买房，张炘炀做了一名普通讲师。

“神童”光环渐渐黯淡，泯然众人矣。

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张炘炀，根本体会不到父母的不易，反而觉得父母为他做任何事、牺牲一切都是应该的，他自己心安理得。

北京房价有多高？这个要求合不合理？父母能不能买得起？这些问题他不管不顾。

他只知道：我想要，你们就要给我！

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一切都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牺牲一切，这是父母送给孩子Z可怕的礼物！”

李玫瑾说过：“孩子3岁你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充其量满地打滚；可当他15岁时，他可能会自残、自杀和你争吵；但当他20岁时，可能会怨恨你，甚至攻击你！”

“华裔滑冰天才少女”施珍娜，17岁时收到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她欢呼雀跃，父母却愁眉苦脸：交完斯坦福的学费，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供她继续滑冰了！

斯坦福博士读几年，揭秘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教育：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平均年龄

揭秘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教育：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平均年龄摘要斯坦福大学是一所享有盛誉的世界名校，其博士教育备受关注。本文主要关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的教育情况，探讨其平均年龄。经过调研和分析后发现，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平均年龄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其中原因在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特殊性质。本文从几个方面分析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为读者深入了解博士教育提供参考。正文一、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特殊性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是一项非常特殊的项目，其相对其他学科的博士项目来说更具竞争性和高难度。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要求申请者具有出色的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同时还需要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这就导致了大部分人在完成经济学博士项目之前需要完成多个硕士和本科学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毕业时间和平均年龄。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平均年龄普遍偏高。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教育模式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教育模式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培养方式。该项目要求学生完成多门核心课程斯坦福博士读几年，揭秘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教育：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平均年龄，并参与到教授的研究项目中。在学生准备毕业之前，他们必须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并提交对应论文。

这种严格的培养方式使得毕业时间必须要较长，而且也增加了学生的平均年龄。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对于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非常高。学生需要具备深入的分析思维、研究能力和自主管理能力。除了在一些著名研究机构和公司中实习，他们也会参与到教授的研究项目和学术会议中，这样能够充分提升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水平。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毕业所需的时间增加，于是平均年龄也相应增加。四、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对于毕业生的职业前景要求较高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对于毕业生的职业前景要求较高。这其中包括LED行业中高端职位，如雇主、导师、政府部门中的顾问，以及投行、咨询公司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在这些行业中寻找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斯坦福博士读几年，因此平均年龄也随之增加。五、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更加特殊的原因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中，有很多人选择在毕业前先在学术界中获得一定的经验，这样做能够为他们寻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在学术界中获得的经验能够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在不断的学术交流中提高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平均年龄就会进一步增加。总结尽管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但是其特殊性质正是造就了这样的结果。该项目对毕业生的要求非常高，包括实践能力、研究能力、自主管理等方面，因此对于那些想要从事高端职业的人来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最终，这个项目肯定会为你的职业生涯提供巨大的帮助。

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从穷小子到斯坦福博士，这个40年前留学中国的美国人，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大家好，我是莎莫，谷雨星球的创始人。

昨天我们关于引发了热议，有读者留言说「短视频用算法给每个人创造了信息茧房」。其实，互联网之外，我们何尝不是在用富足的生活，将孩子圈在狭窄的茧房中呢？

■孩子们的生活半径圈定在学校、机构之间，时间被精密安排得满满的，长达18年的人生都用来追求越来越单一的成功目标，看似有了许多选择，其实毫无选择

那么，如何带孩子跳出来，拥有更广阔的视角？

Brian （林登）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提供解药——一个花了40年想成为中国人，并将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宽的美国人。

出身于芝加哥地毯工人，80年代第一批来中国留学、背包走过100多个地方，再到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

完成命运三级跳的林登，身上有太多标签，但如今最重要的是——一个带着所有积蓄举家定居云南，修复中国古建筑做成知名民宿，将这里变成了联结中美文化窗口的「民间外交大使」。

就在昨天，，与林登来了一场面对面的深度采访。

■孩子们向林登提问：「对于内卷下没有时代红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建议？」，他回答：时代红利有可能是先被勇敢的人知道的。

林登带着美国大学毕业后回中国的儿子Bryce，与谷雨星球的孩子们一起席地而坐，他说：

「一词是（辛苦）的异体，这两个词都与法语（劳作）类似，是去理解一种不同的故事，去理解文化，把自己能做的社会责任感带到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去打卡网红点，在咖啡馆里呆着斯坦福博士读几年，从穷小子到斯坦福博士，这个40年前留学中国的美国人，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这些事在各种地方都能做，而有些事就只能在这里做，就像你们（注：谷雨星球）带大家跨越千里来到这里一样」。

一个接连突破人生上限，如今还在积极做着文化传承的人，或许恰好印证了一句话：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有孩子感慨地说，起初觉得如果80年代我有机会，我也可以做到，但听完林登分享后意识到自己不行，因为在当年此刻的自己，不会像林登这么有超脱时代的勇气。

那么勇气从哪里来？读完林登的故事，或许你就会得到答案。

■林登给所有孩子的赠书上写了寄语：勇气。

一名地毯清洁工

在第一次听说「中国」之前，林登一边做地毯清洁工，一边读夜校。他生长在芝加哥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父亲是文盲，母亲没有完成高中学业。

父辈早年生活经历中充斥着酗酒、失业、赌博、械斗等负面的家庭氛围，不过，林登幸运地避免了这些困扰。

父母喜欢收集旧货古董和艺术品，「外出寻宝」、「旧货淘宝」让家庭生活变得温馨，旧书、旧电影、旧商品则成为父母让林登接受更广博教育的朴素方式。

家庭经济状况，让他很早就必须自食其力。

高中时期在杂货店每周工作30小时做勤杂工，大学半工半读才能读完社区大学和夜校，这些现实让他在回答教授提问「是不是想一辈子都清洁地毯」时，虽然答复了「应该不是」，但除此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然而转机很快就来了。

读夜校的东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国际事务办公室经常有各国的招生广告，林登注意到了无人问津的黑白字条——「留学中国—提供奖学金」。

他忐忑地递交了申请，半信半疑中国大使馆根本不会对半工半读的夜校生兼地毯清洁工感兴趣。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林登用一封「无产阶级为寻找美国梦而挣扎」的申请信感动了中国驻美使馆中的每一个人。

当他询问为什么选自己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个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中国愿意给他一个新的机会。

一个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也绝对无法预知他会对一个曾经一无所知的国家产生极大的文化认同，甚至将它作为「收养」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未来的四十年里实现他的「中国梦」。

■林登1980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与一些中国孩子住在一起。

第一批来中国留学的美国人

80年代的中国刚刚开启对外开放的步伐，就在林登第一次来到中国的8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300美元，属于当时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8月林登到北京语言学院（后来的北京语言大学）报道，经由老师的帮助，他为自己取了「林登」这个中国名字，寓意「在林海中攀登」。

作为当时学校仅有的20位西方留学生之一，林登的学习绝不仅限于课堂和学校，通过涉足中国社会和游历广袤的中国，他褪去了国别上的差异，在文化上成为一个中国人。

他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拍电影，结交练太极拳的年长助理导演，后来又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与中国相关的故事。

让人惊讶的是，在外国人旅行处处受限的80年代，林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新疆、西藏、内蒙，到敦煌、贵州、成都、昆明，甚至古都安阳等等。

他试图穿越整个中国，追求中国历史文化的脚印。

■这本书汇编了林登从 1980 年代中期到 2020 年的日记，是一本回忆录，记录了他在云南农村地区的生活。

后来他在书中「调侃」自己的这段经历，在80年代，他曾因没有旅游准许证「擅闯」旅游景点而被「逮捕」18次。

但是这些在中国的旅行记忆，对他来说是荣誉徽章。

通过行走，去那些偏远的、从来没有外国人去的地方，林登了解到了最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群像。

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戈壁沙漠、长城等等，每到一处，他遇见的人，所经历的故事，成为人生最生动的课堂。

从北京出发穿越丝绸之路到达吐鲁番将近70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最初的36个小时，林登只能勉强坐在地上，可即使这样他也从没想过退缩。

他曾在零下20度的喀什小旅店内，为了看书同时取暖，而不得已撕掉前面的书页烧掉。

在后来走过100多个国家以后，林登更加相信旅行带给人生的积极影响：

「我曾在火车上度过了250多个夜晚，其中约有200个是在中国（通常是硬座或硬卧）。大部分的旅行我都记得——和我交谈过的人，路过的风景，入睡前读过的书。

这样的夜晚大多并不舒适，但不同于那些同质化的飞行体验，它们仍然流淌在我的记忆中。」

1987年，林登获得了新的奖学金，进入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为研究生。

这是中美两国之间第一个研究生级别的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学校氛围自由开放，不仅有专业的教授上课，最后他的作业和硕士论文都是手写汉语完成的。

■南京大学官网上关于林登的故事

在南京大学，林登遇到了美国交换生瑾妮，他们相知相恋，一同游历中国，去内蒙古寻找成吉思汗墓，去延安重游红色中国起源地。

更重要的是，林登继续申请了博士项目，并且陆续收到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荷兰莱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其中一个小插曲是，申请之前他听说了斯坦福大学，并且以为这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等到申请完才发现这是一所美国顶尖的精英大学。

当他认为毫无胜算时，斯坦福大学给他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以及高达两万美元的奖学金。

1984年离开美国到中国留学前，林登是社区大学、夜校的本科毕业生斯坦福博士读几年，等到1988年离开中国回到美国时，他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生。

这期间的成长和人生经历，不可谓不惊叹。

■林登与妻子瑾妮

在斯坦福的格格不入

进入斯坦福大学，意味着攀登到教育的金字塔尖，可是林登却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经历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和反思。

自由和独立，希望和梦想，是美国教育中一直秉持的价值理念。

但是当和林登相似的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步入社会就会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的激情和梦想。

正如林登「挣扎的美国梦」一般，窘迫的经济现实会让他们一再检视「更美好的未来」是什么、在哪里。

在初入斯坦福大学，和那里一路通过精英教育进入大学的同伴相比，林登的不安和挣扎从未停止过。

林登坦言，斯坦福大学就像一个美国精英阶层的乡村俱乐部，那些拥有更广泛学术背景、更可靠经济支持的精英同学，他们因为肤色、阶级、性别、政见、国籍而产生的偏见，无法让林登产生认同。

正如他不明白自己一直安身立命的自食其力，在精英同学看来却是一种嘲讽。

不仅学生如此，当林登告诉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导师，自己毕业之后想去社区大学教书时，导师表现出来的是非常失望。

一所精英大学的精英教授，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平凡的愿望。

而林登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中，父母灌输给他关于道德、尊严的课程，远比从未上过的微积分、物理学和莎士比亚戏剧科更有价值。

此外，在中国的三年，林登不知不觉内化并践行了儒家思想，对于他来说，孔子的思想务实而自由，不仅指导个人如何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还使社会和谐运行。

反思精英教育的林登，也是对自己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的一次体认，他认为自己选择内化了认为更和谐、更具社会可持续性的儒家价值观念。

因为当他放弃过去的实践时不会不安，当他拥抱自己所选择的「无人之径」时会获得一种解放感——

他接受了瑞典企业家的工作邀请，离开了斯坦福大学。

■2006年，林登与妻子和孩子桂林

「It takes a to raise a child」

时间辗转来到2004年，经历了2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逐渐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其间林登在东欧做过国际教育项目，后来又回到美国开办了林登画廊，「子承父业」做一些瓷器艺术品、古董生意，想借此建立一个国际交流中心，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然而在林登对西方视角的分析中，他认为西方媒体只看到了1%的中国，剩下的 99%都是他们不知道的。

正是基于此，才会有对于中国的种种误读，他所从事的事业还没有真正实现教育目标——为这个经常被西方误解的国家提供新的诠释。

「回到中国」成为林登内心的召唤，他毅然决然卖掉了美国的房产，带着妻子瑾妮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决定从此扎根中国。

他们选择了云南大理，创建了喜林苑。

■喜林苑

这是一个很难去定义的创造，容括了古建筑修复、旅游接待、文化交流、国际教育交流、地方民族文化等诸多内涵的产物，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认同之上的理想主义的落地。

通过林登家庭的力量，让中美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传播得更远。

在这里，林登一家真的「回家」了。

英语中有句俗语叫做「It takes a to raise a child」,这就是对他两个儿子所受教育最真实的写照。

■在「村子」养孩子的林登家庭

妻子瑾妮为两个孩子制定了严格的Home （在家上学）教程，从选择教材、找一位合适的老师，再到制定详细的课程时间、作息表等，亲力亲为。

而作为父亲的林登，一方面坦言自己追求理想而举家搬迁，有一点「自私」。

但在自己追寻梦想的过程中，孩子们的课外活动积极融入了本地社区，村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一分子，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们会一起爬苍山，了解当地的地理特征；也会和当地白族的村民聊天，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化、风俗，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有时候也到附近的清真寺去学习阿拉伯语。

甚至在和当地政府的一些沟通会议中，我都会带着两个儿子，让他们旁听，这是了解真实中国最好的方式。」

■谷雨星球的孩子们，在与林登的访谈之后整理的调研报告

除此之外，林登「复制」了自己的旅行学习方式给两个儿子。

从2004年到2007年，他们一家走过了中国许多地方，住过100多家酒店，孩子们带着重达25公斤的教科书，在酒店学习、阅读，同时体验、认识充满活力的中国社会生活。

就是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林登的两个儿子：林峰和林源，入读了威斯康辛大学。

去年研究生毕业的小儿子林源经过选择，又回到了云南加入了喜林苑，至此完成了「反向留学」一代到「反向创业」二代的传承。

对比不同教育方式，无论是在家还是去学校，无论在中国的学校还是在美国的学校，林登都认为有各自的利弊。

但是最为一个父亲，他坚信陪在孩子身边，参与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作为一个role model将向孩子展现，自己是如何追求梦想的，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谷雨星球的孩子们与林登的合照。他说：企业的成功最重要的是团结，而团结来自人与人的链接。听完分享的每个孩子也对他人和自我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谷雨星球林登专访——

前不久林登做客谷雨直播间

聊了聊他从美国到中国的迁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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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博士读几年，落魄物理博士，中年被谣言「选中」

●刘本良的研究构想。讲述者供图。

被谣言选中的人

故事迎来一个梦幻般的结局。看似不可能的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无人赏识的研究者终于造出充一次电能用2.8万年的超级电池，被美国高薪挖走，入住私家庄园，年薪1.2亿美元。

2022年下半年的一天，故事的主人公——39岁的刘本良博士坐在半地下室的实验台前，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嵌套进一个为他量身定制的故事，大脑一片空白。

和传言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中的刘本良没有高薪、没有庄园，没有工作，甚至落魄到没有一个像样的实验室。

北京海淀区一公租房小区的半地下室，他和父母、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一家六口住在80多平米的两居室，月租2900元。光线灰暗，生活杂物沿着墙壁一直堆到视线尽头。实验台兼职书桌，支在客厅不起眼的角落。桌上最关键的仪器是一台“热点通量测试机”，热点是冷核聚变发生的地方，市场上高精度的测量仪器能锁定毫米级的热点，但几十万一台，他不敢想象的价格。

穷有穷的办法。他把热点测量转化为更容易的电学测量，用盒子、线圈、继电器自制了这台机器，巴掌般大小，测试机一头连上万用表，另一头连上电脑，借助自写程序，在更粗糙的范围内去捕捉实验中的异常能量释放现象。

过去十多年，这位香港大学物理材料学博士视自己为被历史选中的人，一心只挑战大问题，用他的话说，一个“专门捕鲸鱼的人”。比如冷核聚变，诸多鲸鱼中的一条，要在常温常压下发生核聚变反应，小小一块能让钢铁侠飞天入地；又比如另一条鲸鱼，“量子运动驱动装置”，类似永动机，依靠这个设想，“超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8万年。

事实上，直到现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冷核聚变理论或现象被学界接受。一位中科大物理学博士、某高校教师形容这个命题的难度说，相当于人类一百米跑进了0.95秒——“我只能说这是在做梦。以目前的技术来看，声称能实现冷核聚变，和声称百米跑进0.95秒没啥区别。”

刘本良不在乎这些评价，每天依旧在家里鼓捣研究。生活里也再找不出其他爱好，他很少出远门，在北京生活超过十年，家附近的香山公园，去年才第一次去。

●刘本良的实验台兼书桌。讲述者供图。

偶尔绕小区散步，他总顶着红肿的脑门回来，不是“磕广告牌上了”就是“撞树上了”。总之，沉浸在物理世界里，吃饭在想，走路在想，连做梦都是那些问题。家人拿他没辙，至今不敢让他学车，他们包揽了所有家务，只有取快递或搬运大件，才会不得不动用这个男性劳动力。

只有那些灵光乍现的瞬间，刘本良会突然找到妻子林晓，随便扯张纸就给对方“噼里啪啦”演算一通。林晓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目前在中科院做博士后，没有哪次不是听得一头雾水，通常默默听完，“就假装听懂了，不然他又要给你讲一遍。”但类似的情况多了，林晓也开始忍不住吐槽：“你做的那些都不是人做的研究。”

十几年埋头研究，就像在沙漠里找大海，连个影子都没看到。直到谣言传出那天，生活才掀起波澜，手机突突响个没停，亲戚朋友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询问，他才知道自己“成功”了。

“没有去美国”“一直在北京”，刘本良挨个回复，还是赶不上谣言蔓延的速度。陌生网友抢着加他好友；有人放言要花千万聘他做研究顾问；几年前登上电视求职的片段重新被翻了出来，骑电动车接儿子放学，连路人都把他拦下：你是不是那个刘本良？

无奈之下，他登陆微博，郑重表示，自己从未赴美工作，未来也不会。

变异分子

刘本良一直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那个人，无论他的选择，还是研究本身。

北京西北郊区的冷泉村，林区环抱，多年来以民工聚居而出名。搬进现在的公租房之前，刘本良在这里生活了七八年。砖砌的平房低矮破旧，石板铺就的小路也坑洼不平，胜在便宜宽敞，能专门辟一间房用作实验室。

他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量子驱动装置”研究——如果能被证明，别说超级电池，电影《星际迷航》中能够制造万物的“复制机”也将成为现实。他相信这会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能方程一样伟大。

2013年，他博士毕业的第一年，这个伟大计划吸引了河北一位矿厂老板的投资，对方看中电池的潜力，希望能将它实用化并量产，慷慨赞助10万元。加上存款，刚好凑够20万元，刘本良觉得，差不多够了。

与最初的构想大不相同，他以为几个月就能做出实验，实际操作却不断失败。后来不用具体做实验，在头脑中想一想就能否定。刘本良用潜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那片海域是神秘的、诱惑的，也是未知而残酷的：“我以为这就是个小沟，向下潜10米就是沙滩了，结果我潜了100米、1000米还不见底，敢情是马里亚纳大海沟，无限深，没有底。”

但刘本良的选择是，一路往下，不管不顾，直到今天。

专注、大胆，这是熟悉刘本良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本科同学马仁殿毕业后和刘本良多年没有联系，再次见到他就是在冷泉村。马仁殿有些惊讶，这个他曾经觉得最有希望当院士的同学，正埋头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实验器材里。

马仁殿这时已经在山东经营起一家铸造厂，刘本良母亲一边招呼他一边埋怨起自己的儿子，“本良，你看看你大学同学，人家现在都这样了，你还跟个无业游民一样，天天媳妇挣钱养家糊口。”马仁殿这才得知，刘本良成家已好几年，孩子也有了，但一家五口的生活开销都靠妻子的收入，靠他69岁的父亲去工地卖体力每天挣的两三百块钱。

刘本良热情介绍着他的研究，马仁殿忍不住多嘴：“你这样混着也不是个事儿，孩子等其他方面你也得考虑下”。刘本良则回答：“（其他地方）我找不着群体。”

●刘本良介绍自己的研究计划。魏芙蓉摄。

关于刘本良的研究，那些“鲸鱼们”，博士同门师弟张磊也不能理解。多年后，已经是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教授的他，听到刘本良嘴里的“冷核聚变”、“量子驱动装置”，发现他的研究已经跨到了自己陌生的能源领域，觉得有些意外。“我们博士时都是研究光学材料，他从光学换到原子物理领域，跨度是非常大的，相当于重新开始。”张磊说。

“从我的知识储备上来说，我是非常难理解（他）的，你要怎么实现？现在有关量子的研究需要非常精密的实验条件，原理上听起来似乎可行，但运用到实际中，挑战是极其巨大的。”专业相关性弱，接不上话，后来刘本良再跟他提起，“也就只能听一听”。

刘本良那时已经完全脱离学术圈了。他恐惧发论文，博士毕业后再没有发表过，“写论文得追求形式，不然别人把你批得体无完肤”“没形成体系前我不太愿意写论文。”

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没关系，在科学研究的世界他不会觉得孤独，那里有爱因斯坦，有卡文迪许和麦克斯韦。

现实中仅有的同伴是一些“民间科学家们”。当研究陷入死胡同，迷茫到了极点，刘本良开始“上网瞎看”，加入一些能源研究的QQ群寻找启发。在那里，他发现了很多“同道中人”——边修空调边研究电路的小伙子；沉迷电磁学研究的银行职员；在家里摆满机械车床的税务工作者……他们通常没怎么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但都试图一举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刘本良在群里和他们聊得火热，一会琢磨怎么“把银子变金子”，一会又讨论UFO，当他发现一本由网友自行搜集、并用谷歌翻译而成的“世界民间科学技术和发明”手册时，兴奋极了，厚厚一本特地打印出来，找到博士同学分享，没成想被泼了一盆冷水：“你现在怎么搞伪科学了？”对方拉黑了他。

说完这段“走火入魔”的经历，刘本良马上又补充说，自己很快回到了科学的轨道。触发点是他发现他人装置的破绽。几场拉锯战后，意识到自己和这些人的区别——群内大部分人都把爱因斯坦当敌人，多年的科学训练让他相信，爱因斯坦是朋友。

他的目标就是要站在伟大人物们的肩膀上，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在他看来，伟大的科技都是预言家对社会影响的结果。100多年前，特斯拉发明交流电电动机，让经济高效地远距离传输电能成为可能。如今，他也想找到新出路，“量子运动可以持续对外输出能量”是他给出的预言，他相信这会颠覆世界。

“我不排斥别人说我是民科，我的确会用民科的方法去研究”，刘本良如今说。相比“民科”的称呼，他更习惯称自己为“科学界的变异分子”，“我觉得社会应该允许异类的存在，可能会有失败的变异，但变异（次数）多了，其中就会有好的变异。”

和大科学家站在一起

这么多年，刘本良一直在渴望追寻伟大。但在故事的最初，他其实是极度自卑的一个人，尽管这一点被他深深隐藏，很少有人注意到。

马仁殿回忆，大学时代刘本良就喜欢聊“大问题”，“学科啊、热点新闻啊，他什么事都要见底儿，动不动就从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分析合理性，上高度、上价值”，马仁殿形容那时他给人的印象，“木悠悠的，大家都不愿意接他话茬儿。”

刘本良也知道自己的“格格不入”。那是20年前了，他刚从日照农村考上山东大学时就发现，自己一口方言，总跟同学“交流不到一块儿”，没有朋友，经常自我怀疑，“感觉自己是不是哪错了，是不是精神异常？”

他因此感到自卑，也强烈刺激着他做出一些改变。不落下一场聚会，集体合影时露出“人见人爱的表情”，篮球赛之后跟着吹嘘团队协作的利好。

只有学业让他引起过注意。本科同学四年，马仁殿对刘本良一直没什么印象，“籍籍无名的”。直到大学最后一年，刚巧和刘本良前后桌，问完数学题才发现，“欸，这人脑子挺好使”。

刘本良也向我回忆了大学里的许多表现。研究小组讨论一篇博士论文，他用十几分钟就指出了对方的创新点；本科毕业设计，他研究并描述了液态金融结构的一种新变量，再一次得到老师的夸奖。

学业成了他摆脱自卑的底气。刘本良在意这过程中的每一个回响，比如老师当年看向自己的眼神，他描述是“欣赏的”；最让他受鼓舞的是，材料系老师秦敬玉在他毕业后还不忘鼓励：“你应该多搞一些科研，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学生”。这句话刘本良记了很多年，给了他信心：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打算继续做科研，而且要去“研究材料最牛逼，设备最高级的地方”。

“老想着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这也是马仁殿对这个朋友的印象。当年刘本良以高分考上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大伙儿一块聚会，马仁殿还拿他开玩笑，“如果我们将来能出一个院士的话，刘本良有机会了。他就喜欢干这个，你让他跟人打交道，要他命的。”

刘本良在科研上的跨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大胆。在中科院，当纳米材料界顶尖的科学家来校讲演，他直接冲到近前：我可以跟着您做研究吗？申博时他打算去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这样的世界名校，“去学习他们最先进的技术”，100美元一所的申请费让他有些为难，申请了三所，一所没中。

最终是用来保底的香港中文大学录取了他。2007年，他来到香港攻读物理材料学，全然陌生的世界，他害怕的事情又出现了：自己又成了那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入学不久，他就跟导师宣布：“我要做个有意思的材料！”他试图研究一种全新的聚合光能的薄膜材料，颠覆光能的应用。

这时的课题组里，刘本良已经完全活成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同门师弟张磊记得，当时大多同学都选择跟着导师的步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慢慢积攒成果，只有刘本良是个例外，“他不听导师的，导师嘛……其实也懒得理他。”

在刘本良看来，“大问题”才是解决一切麻烦的钥匙。搞定它，不仅毕业、研究基金都会紧跟而来，他会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立足，“如果我做出来，那些人（其他同学）我也觉得没啥了不起的。”

这是场和未来的豪赌，刘本良压上了所有时间。他勤奋、自律，整天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设计实验、测试验证、调查资料，每天搞到晚上十一二点，没有周末。

两年后，豪赌以失败收场。穷尽所有办法，刘本良得出结论：这种材料是不存在的，它违反了基本的科学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因为这项研究，他论文也没顾上发，毕业一度成了问题。最终，还是靠完成导师给的课题才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多年以后，刘本良主动回忆这段经历。他脸上看不到一丝懊丧，相反，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经历了这些）你再也不屑于搞小问题，我就是做大问题的那类人。”

为什么研究失败反而更相信自己？

刘本良讲了自己一个发现。不久后他在国际顶级期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知名教授提出有关光学材料的想法，跟自己的设想极其相似。他不觉得自己有多天才，但这个事让他更相信，只要自己花足够的时间，就能抵达大科学家的位置。

他也提到一种更为隐秘的体验。研究期间，他的精神和体力付出都趋于极限，“我再翻开物理书的时候，发现每条物理定律背后科学家付出的努力和我付出的其实是一个级别的，只不过成功的人进了教科书”。

他说，自己由此确信了以后的道路，把研究“大问题”作为生活方式，“只要我选择这种方式，某种意义上我就是成功的，我就和那群大科学家站在一起。”

走出“大问题”

和大科学家站在一起的刘本良，在家里则几乎成了隐形人。不仅没有工作，孩子成长中他也几乎没有从研究中分神，以至于偶尔带孩子去趟公园，他妈都感慨，“稀罕了”。如今孩子大了，十几岁，面对刘本良总是沉默少语。

生活的压力不可避免地落到妻子林晓身上。靠着公公婆婆帮衬，她才能勉强在学业、工作和照顾孩子间周转，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完了自己的博士学业。这几年她做博士后的收入，一直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妻子林晓说，她是刘本良研究生时的邻校同学，小他几届，两个人通过网络聊天相识，“那时周围人谈吃喝玩乐，到后来谈成家和工作，他嘴里永远都是专业和理想。”两个人能走到一起，林晓觉得是一种“惺惺相惜”感，他们都是不擅长交际、喜欢泡在书本里的人。

后来两个人在科研上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跟科研圈大多数人一样斯坦福博士读几年，林晓面对产出压力，习惯先搞定力所能及的，然后再去挑战不可能。但她很少干预刘本良的选择，并且给予了他最大程度的自由。

家人的付出，刘本良不是不知道。对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表现得很善谈，只有在家庭的话题上他会显得格外沉默。“我有点滥用（家人）信任。”他说，“但凡我靠谱点，现在房子车子都有了。”但转念一想，“一个人愿意钻研的黄金期就这十来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事实上，这些年刘本良有过不少机会，能回归常规的人生道路。在旁人看来，机会最好的一次是博士毕业那阵，他入职了一家生产导航产品的公司担任开发工程师，也最先捡起了些“小问题”，打算研发太阳能雨伞之类的工艺品，赚点小钱。

但那时他30岁，自觉处于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怎么能在这些简单的事情上花太多时间？你要去做你该做的、非常骄傲的事情。”工作干了两年，辞了，“小问题”没研究出眉目，也放弃了。

●平时，刘本良只在接送孩子时才会出门。魏芙蓉摄。

马仁殿也很多次想把他拉回现实。2016年，自主研究花完了刘本良所有积蓄，他找马仁殿借钱，马仁殿二话不说给他打了五万，本意是希望他去找工作，“去买身漂亮衣服，面试去。”但刘本良拿着钱，转头就又扎进了研究。

因为担心刘本良的状态，每次来北京马仁殿都要约他见面。他考虑过直接投资，只要计划可靠。“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的成果想要商业化的话，你把原型拿出来，我看看值不值得推？”话题每次都从这里开始。

但几年时间，类似的谈话进行了五六回，马仁殿都没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他有一定的想法。但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主路是什么、辅路是什么，要突破哪些难题，在什么时间段内解决，他不清晰。”虽然心系老友，但马仁殿也是个商人，“钱不能这样投，是吧？”

如今，马仁殿总结好友的性格说：“刘本良是一个简单的人。”这种简单，主要体现在“选择上的简单”：“主动放弃了那些他不想面对的、复杂的东西，选择了一条他觉得最简单的路，一朝鲤鱼跃龙门，恰恰是最难实现的。”

马仁殿回忆了三四年前某次见面，他来北大参加培训，俩人约在会场，见面之前他特别叮嘱刘本良：这地方不能穿太随便。后来刘本良来了，衬衫，长裤，马仁殿看着觉得都挺像回事，但瞧到长裤底下那双“哒哒”的拖鞋时，无奈沉默了。“他只想把心思花在他的目标上，既不想被学术体系束缚，也不能适应企业考核的压力，他不太喜欢遵循我们这种游戏规则。”

真正对刘本良产生冲击的是2018年，妻子怀上二胎，他又要做爸爸了。那天，刘本良像往常那样准备着自己的实验，一向温和的林晓突然打断了他：“快点，打车去医院！”还没反应过来，浑身泛青紫的妻子就被护士尖叫着推进了产房。

那时他因为研究已经五年没有工作。老二早产，他攥着缴费单在医院跑上跑下，发现再也掏不出更多的住院钱。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得当时心脏“砰砰砰”的强烈颤动感。

刘本良意识到自己必须从“大问题”里走出来了。他去前同事那里打听还有没有回去的可能；也找了在高校当教授的同学，实在不行就去做个博士后吧；为了“多条腿走路”斯坦福博士读几年，落魄物理博士，中年被谣言「选中」，他还想到了《非你莫属》，那是当时最火的求职节目，主持人张绍刚跟嘉宾奉献过很多经典画面。

上节目那天，他特意换上了一身正装，宽大的衬衣西裤显得并不合身，胡子也有些时间没刮了。他向现场所有人宣布：自己发现了一条将影响世界的新的物理定律，未来一块5号电池足以驱动一个家庭数十年。但他的要求不高，只要月薪5000的科研工作。

评委团显得疑惑，“你是真的博士吗”“头一次见博士的期望薪资是5000元。”刘本良的语气变得激动：我是搞科学的，科学一定会赚钱，我心中（未来）是要赚几百亿。

评委团全员灭灯，但刘本良火了。雄心壮志和窘迫现状之间的鲜明反差，他成了网友眼中的“落魄才子”。更多人则觉得刘本良走火入魔了，成了“民间科学家”。节目又增添一个经典画面。

当年，节目组工作人员曾私下建议他：以后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这样不好。他为此进行了自我反思，“他们关注的都是那些啊，研究人际关系、怎么说话得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完全应付不了。”

某种程度上，刘本良自顾自埋头研究的状态从此被彻底改变了，陌生的注视、议论在他身边围绕不断，每隔一段时间，刘本良就会在网上看到突然冒出来的关于自己的评论。有老同学看了节目也告诉他：“让人感觉你跟整个体系脱轨了，对你的发展（影响）很不好”。

而节目播出四年后，一个更离谱的谣言在网上传播，节目视频配上爽文般的结局——在某个好事者的想象中，刘本良成功了，被美国挖走，年薪1.2亿美金。生活又一次掀起波澜。

（视频：被谣言“选”中的物理博士）

，时长01:17

“我已经没办法推翻我自己”

我是在谣言风波后见到刘本良的，去年下半年，海淀一家咖啡馆门前，他骑着电动车匆匆赶来。个头不高，微胖身材，因为顾不上整理，外套有半边衣领直直竖着，不管是模样还是说话语气，都让人看到他上节目时的影子。

公开求职后不久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节目播出前，前公司率先抛来橄榄枝：你不是喜欢搞研究吗，公司新成立研究院，你来找个题研究吧。

一年前，他再次辞去了工作。“（研究）这是我的使命，只有做出来了，负面效应才会变成正面效应”。辞职的决定起初妻子不同意，林晓希望他兼顾生活和家庭，哪怕少挣点，去当个保安也没关系。但十几年的婚姻生活，林晓不敢说绝对理解这个男人，却也基本认清了现实：任何想要说服他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刘本良至今不知道那个谣言是怎么冒出来的。谣言蔓延，网络上关于他的评价陷入两极。“他肯定能做出来”，“他完全不靠谱”，每条留言他都查看得很仔细，有些甚至能直接背出来——

“看来咱们国内科学界要出一个能推动世界进步的人物了！”他印象最深的一条。

“这人就是被爱浇灌出来的，没有爱的话他干个屁。”这条他也同意。

还有人提到了张益唐，“除非你能力跟张益唐一样，否则研究搞不出来”。这位华裔数学家博士后也曾远离学术圈多年，孤独钻研数论，最终成功破解历史性难题而一举成名。刘本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去搜他的经历，觉得找到了世界上另一个自己，“我跟张益唐经历完全一样的，他解决数学问题，我解决物理问题。张益唐只解决大问题，我也只解决大问题。”

所有消息里他最意外的，来自秦敬玉，20年前山东大学材料学的那位肯定刘本良的青年教师，现在他成了教授。秦敬玉在新闻报道里得知了刘本良这些年的波折，自责或许自己带给了他太多压力，发来一长段话：

本良，也许世界上出现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几率是很小的。他们于我们来说，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传说的时候非常向往，似乎努力就会登顶。走到这山的脚底，才越来越理解，为什么登顶的人寥寥可数……我现在的看法是，做一个乐团的乐手，尽心尽力，虽然做不了独奏或者首席，也是光荣的，是一个伟大作品的一部分……本良，逐步回归40岁之“本”，回归生活。生活中到处有物理。

●刘本良为其算法研究积累的厚厚一沓演算材料。讲述者供图。

这之前，刘本良已经很多年没跟秦敬玉联系，“混得太惨了嘛，没有脸见他。”这个久违的消息让刘本良有些伤心，老师竟然不相信自己。他特地给秦敬玉回了电话，“我告诉他我可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咬不动的就跑，但我看准了这个一定能成”。他急忙跟老师提到另一个更有“钱景”的算法研究。“那我就放心了”，旁人听起来像一句客套的结束语，但刘本良听到老师这样回答，心怀满意地挂掉了电话。

现在他手里攥着两个“大问题”，刘本良热情地介绍——工作时没能完成的随机算法研究，从事多年的能源研究，他都不想放弃。和第一次辞职时相比，他觉得自己现实了许多，“我现在觉得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就是把（量子驱动装置研究）里边的科学搞清楚，找到我的方程，但你会发现老搞那些跨时代的研究，最后就真会像特斯拉（那样）住酒店都没钱。但如果走拉里·佩奇（谷歌创始人之一）那个道路，先搞出一个能用的东西来，再去搞好运营，用现金流投资各种各样的项目，这个现在对我也是有诱惑的。”

谣言也确实带来一些投资机会。他谈起前不久跟一个山东老板见面的经历，“开了20多年的钢铁厂，据说交税都交了好几个亿”，他用夸张的语气说。去年11月的一天，刘本良带着精心准备的PPT和实验装置，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到北三环的别墅区，周围是望不到边的高尔夫球场。他在一旁等老板打完高尔夫才说上话，两人从生活琐碎聊到神学，但话题总归就没跟研究沾上边，实验器材也没派上用场。

又一次失败。但跟之前的无数次失败一样，这完全打击不到他。

“我已经没办法推翻自己了，我有90%的把握能把这个东西（量子驱动装置研究）做出来。”坐在咖啡馆的这个午后，他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习惯性地避开他人目光，对着桌子滔滔不绝起来，“只要沿着矿脉往下挖，我肯定能挖到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