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校博士后怎么样，赵炬明 高筱卉|SC改革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赵炬明教授专访

此外，我还和中国海洋大学宋文红教授组织翻译了《新三中心译丛》，我们共选译了六本书：巴顿（Lori ）等人编撰的《大学生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第3版）美国三校博士后怎么样，赵炬明 高筱卉|SC改革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赵炬明教授专访，塔格撰写的《学习范式学院》，斯维尼基（ D.）和麦肯奇编写的《麦肯奇大学教学精要》（第14版），库伦（ ）、哈瑞斯( )和海尔( Hill)撰写的《设计和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哈瑞斯和库伦撰写的《领导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改进学生学习成果的管理者框架》，卡内基基金会副主席哈钦斯（Pat ）等人撰写的《大学教学学术再思考：制度性整合及其影响》。这些书对了解美国SC改革有较高参考价值。这个译丛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高：谢谢您简要介绍了这个研究的缘起、过程和成果。真可谓“十年磨一剑”。我注意到，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的书的书名好像和您的系列研究论文的副标题不一致。系列论文的副标题是“美国SC改革的系列研究”，而这本书的标题是“当代本科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您这个改变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赵：你很细心，注意到了这个细微变化。这个改变的主要理由是，当我反思整个研究时发现，这个研究不仅涉及了美国的情况，也涉及了欧洲和中国的情况；也不仅仅是关于美国SC改革的实践研究，还涉及很多基础理论。因此，我在书名上做了一点调整，以便更好地呈现这个研究的整个内容。

二、对美国SC改革的初步反思

高：您提到了反思。那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如何看美国的SC改革，包括它的成就、问题与经验？

赵：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现在也还在观察，因此至今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但大体上说，我认为美国的SC改革有四个成就和两个不足。

第一个成就是美欧学术界对SC改革科学基础的研究。从大学教学角度看，SC改革有四大科学基础。一是脑科学。由于无损伤脑探测技术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脑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如今已经成了当代学术发展最重要的科学领域之一。由于学习本身是一种大脑活动，因此了解脑科学就可以为理解大学生发展和大学学习提供生理学基础。二是发展科学，即把人的一生发展作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来考察。发展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指出，18~25岁是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关键期。这个发展期的两个主要任务是发展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主体构建起关于自我、外部世界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认知结构（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个认知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人的一生。过了25岁，人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能力都迅速下降。因此，如果错过这个发展期，人在理性发展和智力发展方面的潜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由于18~25岁是一个发展窗口期，因此大学要抓住这个窗口期帮助学生发展其潜力，尤其是发展理性思维能力、树立正确的三观、掌握未来事业和生活发展的知识基础。这些就是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三是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模式论。认知科学发现，人用认知模型表征世界，用认识模型理解世界，并以此与外部世界互动。因此，在大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构建认知模型的能力，对帮助他们发展认知能力至关重要。一般而论，所有的大学课程学习都是在学习某种理论，因此是在帮助学生构建相关认知模型，培养认知模型构建能力。从这个角度理解大学教学，教师们就可以理解大学教学的本质，从而更好地规划、设计与实施课程教学。四是学习科学。学习科学指对所有对学习活动进行的科学研究。学习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具体地了解人的各种学习行为。例如，把认知模型论用到学习研究，就是建构主义心理学。

这四大基础的本质是：理解大脑、理解学生、理解认知、理解学习。这就是本科教学的四大科学基础。也正是在这些科学基础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学教学必须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

第二个成就是在SC改革中，欧美大学教师创造了大量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把美国SC改革提出来的方法分为三类：一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创造出来的方法；二是以创造真实或仿真条件来缩短课堂教学与真实世界之间鸿沟而创造出来的方法；三是根据过去有效的教学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正是这些新模式和新方法，改进了学生学习，促进了学生的发展，提高了美国本科教育质量，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使美国成为很多国家本科教育改革的榜样。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SC改革在科学基础和教学实践方面的进步使我相信，大学教学已经成了高等教育研究三大领域（教学、科研、管理）中，科学基础最好，实践最丰富的领域。这是对全球大学教学领域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

第三个成就应该是引进教学技术，改造学习空间方面的成就。过去三十年，既是SC改革的三十年，也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三十年。因此，在大学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引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技术，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新教育技术的广泛运用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果和效益。大规模改造传统学习空间，使之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法，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这尤其表现在对传统教学建筑和教室的改造。智能教室、适应小组和个人学习的新型教室、学校图书馆改造、创客空间等，都是这个方面的成就。这表明新的学习理念已经渗透到学校物理空间和设施设备之中了。

第四个成就是大学教师发展和大学教学学术。在SC改革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理论、新实践、新方法、新工具，构成了一个新的教学范式。这些都是传统教学理论和实践中所没有的，因此需要通过教师培训来帮助教师掌握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新实践。因此，学校有组织地开展教师教学培训就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是教师发展。美国大学的教师发展工作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美国几乎所有高校都设有专门的教师发展机构。这些机构的规模与学校的规模成正比。学校规模越大，这些机构的规模也越大。例如，密歇根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有员工45人，UCLA有75人。UCLA的教师发展中心有4个专业部门，分别负责课程设计、教学评价、教学技术和教学资源。他们不仅负责全校教师培训，还负责为所有教师提供教学咨询。可见UCLA的教师发展中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部门了。目前中国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按卡内基教学促进会的定义，大学教学学术（ of and ，SoTL）是鼓励教师以学术方式和学术标准来研究自己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教师的广泛参与，最终把大学教学研究变成一个学术领域和专业领域，从而改变目前大学教学既不学术，也不专业的状态。当代SoTL的发展是卡内基教学促进会主任博耶( Boyer)和舒尔曼（Lee ）近三十年努力的结果，如今SoTL已经变成一个国际性运动。SoTL的核心是学术性，因此坚持大学教学研究的学术性，或大学教学研究要符合学术研究基本规范，这是大学教学研究学术化的关键。舒尔曼领导下的卡内基学院项目，在SoTL研究的实践化和规范化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探索，为大学教学学术化和专业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以上是四个主要贡献。

高：那么美国SC改革的两点不足是什么呢？

赵：第一个不足是关于学习效果评价（ ）研究和学生成就评估（ ）的研究。前者指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目的是帮助教师和学生掌握和改进学习过程。后者是指在整个教育过程结束后，对学生所达到的成就进行评估。目前的情况是，由于这两个领域研究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了SC改革的进步。前者的影响主要在课程教学方面，教师们迫切希望有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可以及时精准地评价学生学习进步。后者的影响主要在学校管理与政府政策方面。学生学习成就评估对学校管理绩效评估和政府评估政策效果均有重大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个不足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不足造成的。目前学界对人在18~25岁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成长规律和学习特点还是认识不足，至少不足以为教师和管理者提供科学有效的评价评估理论和方法。目前这两个领域还基本上是靠经验。换言之，尽管我们对学习有了较好了解，但对学习评价评估还缺少认识。

第二个不足是美国高校教师教学投入普遍不足。这里“不足”指实际的教学投入与需要的教学投入之间的差距。在研究型大学，这个投入不足主要是由“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价导向引起的。这个导向压抑了教师教学投入的积极性。在普通本科高校和社区学院中，这个不足主要是由学校经费不足引起的。由于经费不足，这些学校往往教师数量不足，生师比过高，教学工作量过重，因此教师无法实施有效的SC改革。在美国真正践行SC改革的是小型精英文理学院。这些学校往往都是私立的，因此基本可以不受上述两个因素干扰。但由于这类学校学生占比很小，不到美国高校学生总数的5%，因此它们不足以影响美国的整体趋势。这个看法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在他2020年的新书《更高期望》（ ）中指出来的。他的这个分析解答了我长期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高校的本科生教学不像SC改革所宣称的那么好，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如果用巴尔和塔格的SC改革新范式来分析，这是由于教学改革和支持系统之间不配套，支持系统扯了教学改革的后腿。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把美国的SC改革拖入困境。这个结果特别值得中国高校注意，因为美国的这些问题在中国高校都存在。中国如果不注意这些问题，中国的SC改革也可能遭遇同样的挫折。

高：换言之，您认为美国SC改革有四个主要贡献：一是四大科学基础；二是创造了三类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三是教育技术和学习环境改造；四是教师发展和大学教学学术。但它也有两点不足：一是学习效果评价评估研究不足；二是教学改革和支持系统不配套。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公立高校都做得不太好，只有私立小型文理学院做得比较好。但由于它们人少势微，因此不足以改变整体大势，因此您认为美国的SC改革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困局。所以您希望中国要学习美国SC改革的长处，并避免它的不足。

赵：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三、研究反思

高：您说这个研究已经基本结束了。那能否请您谈谈您对这个研究的看法：它有什么贡献与不足？您还希望读者注意什么问题？

赵：如我前面所说，我做这个研究时，中英文文献中都没有对美国SC改革的整体性研究，现在也是如此。因此，这个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这个研究目的是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知识地图，帮助推动中国的SC改革。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目的也达到了。这是这个研究的两个基本贡献。

除了这两个基本贡献外，我认为这个研究还有五个具体贡献。第一个是“新三中心”论。我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把“以学生为中心”总结为三个特点：“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这三句话分别从教学的目标、过程和结果三方面总结了SC改革的基本特征。其与中国原有的“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的三中心论成鲜明对比，因此我把我的归纳称为“新三中心论”，而把原来的三中心论称为“老三中心论”。我认为，SC改革的本质就是用“新三中心论”取代“老三中心论”，从而实现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

关于这个提法，目前我听到有两个不同意见。一是认为它只提学生，没提教师，忽略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因此是片面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在教学中强调重视学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教师。恰恰相反，“新三中心论”是希望教师要转变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从“讲坛上的圣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计划者、促进者、辅导者、帮助者”。这里丝毫没有忽视教师作用的意思，而是希望教师改变在教学中的角色，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如果把要求教师改变角色理解为忽视教师作用，这就是一种误解。如果SC改革真的忽视教师作用，就用不着研究教学的科学基础与教学设计、教师发展和大学教学学术，也用不着研究教师评价与激励了。总之，“新三中心”高度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但希望教师能改变其在教学中的角色，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

二是担心SC改革会不会成为新教条（new ）。我认为不会。首先要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我认为“老三中心”和“新三中心”都属于现象级理论，即由现象归纳而形成的理论，这是理论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们随后通常都会被基于因果分析的理论取代。这是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都是现象级理论，因此它们之间的取代也是现象级的取代。牛顿力学取代日心说则是因果级取代，因为牛顿力学已经不是基于现象归纳，而是基于因果分析。因此，我不担心“新三中心”会成为新教条，因为它还不够好，还有待朝着更好的理论发展。

这个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提出了SC改革有四大科学基础：脑科学、发展科学、认知科学、学习科学。而且我相信，在这四大基础上可以产生因果级的新理论，从而真正把本科教学改革放在科学基础之上。回顾整个研究，我认为科学基础部分最为重要。我们之所以关心SC改革，并不是因为它源于美国，而是因为它有深厚的科学基础。

此外，我还认为，SC改革不是由个别学者（如罗杰斯）或个别学派（如建构主义心理学）所引发的，尽管这个说法在相关文献中非常常见。我认为，SC改革是20世纪以来脑科学、发展科学、认知科学、学习科学等多个领域学术进步的共同结果。正是由于这些学术进步，我们才有信心说，需要在新的科学基础上重新思考大学教学，并把这些理论带入SC改革。

例如，脑科学表明，人的认知过程就是大脑神经网的构建过程，人在学习中所形成的所有记忆、情感、认知模式与行为模式，都包含在大脑神经网之中，由此形成不同的人与行为。从脑科学角度看，教育的本质是塑造学生的大脑，而大学教师是塑造学生大脑的工程师。根据这个观点，教师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成“人类大脑的工程师”，这个用词转变反映了脑科学对当代教育与学习研究的深刻影响。

再如，从发展科学和认知科学看，18~25岁是人生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的抽象思维、结构思维和模式化思维发展的高峰期，也是人的“三观”形成的高峰期。过了这个高峰期，人的认知能力就开始衰退，直到生命结束。因此，大学要捉住这个窗口期，要帮助学生发展其认知能力与思维能力，形成必要的知识系统、能力系统和价值系统，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做好准备。这应该成为大学本科教育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如果大学教师能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工作的性质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就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因此，高度重视SC改革的科学基础，帮助教师从这些科学基础角度理解自己的工作，研究和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是确保SC改革成功的关键。我认为，科学基础那篇文章是整个系列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篇。这里还要指出，这仅是对这些领域学术进步的大致整理，还有大量文献未能纳入其中。因此，希望大学教师们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深入探索，努力在科学基础上开展教学。

第三个贡献是在关于“实践与方法”的那篇文章中对欧美SC改革中创造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法做了一个初步的分类和梳理。这个梳理可以帮助大家把握欧美SC改革的实践和方法。文章还讨论了对SC改革的五个认知误区，介绍了颠覆性创新概念和两个案例。这些可以让大家对欧美SC改革实践有一个整体性了解。顺便说，那五个认知误区非常常见，至今我仍然经常可以在有关的讨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此外，我认为颠覆性创新概念和那两个案例非常有启发意义，希望大家不要忽略颠覆性创新和那两个案例。

第四个贡献是我们对舒尔曼大学教学学术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发展，舒尔曼本人并没有总结过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关于大学教学学术的思想。但我们整理并发展了他的思想，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舒尔曼大学教学学术思想初探》一文中，你梳理了舒尔曼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二是我把舒尔曼的特征教学法（ ）从领域（field）扩展到学科（）、专业（）与课程（）层面,并认为在所有这些层面，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下，都应该存在特定的和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法。教师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些特定有效的教学法，并把它们用于改进学生学习。这就把大学教学学术研究和教师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他们教学工作的一部分。只有把大学教学作为一种学术工作和专业工作来做，大学教学才可能获得学界认可。目前大学教学得不到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三校博士后怎么样，人们认为它目前只是一种苦力（labor）和一种经验工作（ work）。在任何意义上它都还不是一种学术工作（ work）。可以肯定，只要大学教学不改变其经验工作的本质，它就永远不可能获得学术界认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学术活动。能改变这一切的是大学教学学术，即以学术的态度研究教学、以专业的态度从事教学。只有这样，大学教学才可能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学术工作和专业工作。而这正是舒尔曼大学教学学术思想的核心，是他对大学教学学术运动最重要的贡献！

第五个贡献是发现在SC改革中，如果支持系统和教学系统不匹配，确实可以陷SC改革于困境。读者们可能都会注意到，我在后两篇文章中对美国SC改革的评论从褒奖变成了批评。而这最后两篇研究的正好是支持系统，它们的主题分别是“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估导向和学校管理系统。在前面的研究中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博克的评论证实了我的猜测。这个发现检验了巴尔和塔格的理论：SC改革是一个范式改革，涉及学校系统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能协调学校系统从各个方面支持教学改革，SC改革就会遭遇挫折或失败，美国以整个国家的规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高度注意SC改革的范式特征，从开始就要从整个学校系统的角度规划改革，这将是实现SC改革的最有效途径。

高：您总结了两个一般贡献和五个具体贡献。那您认为这个研究有哪些不足？

赵：我认为存在三点不足。一是这个研究还只是一个粗略的知识地图、一个初步的扫描和总结，还有大量的东西没有包括进来。由于这里还有大量宝贝有待开发,因此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和教师能够深入发掘这个领域。

高：我博士阶段做的关于SC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研究、博士后做的大学教学学术和教师发展的研究，以及目前在做的工科教育研究，这些大概都属于这种可以继续深挖的领域，对吗？

赵：对！除了你做的这些领域，还有其他一些领域也值得深挖，如四大科学基础、教育技术、创新型学习空间、教学评价评估、教师工作评估、教师激励、学校支持系统等，都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由于我做的只是一个扫描，其中的每一个领域都还可以深耕。目前这个领域还基本上是一片荒地，真正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还很少，一定大有潜力可挖。事实上我认为，在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领域中，这个领域的科学基础最好，实践材料最丰富，也最有可能出成果。关键是看大家是否愿意投入了。另一个关键是在研究中要坚守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结果是学术研究。

高：您说的“学术研究”指什么？

赵：按学术规范、用学术方法进行的研究就是学术研究。但要注意，不同学科认可的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不存在一致认可的研究方法。这里的学术方法特指你所在的学科认可的方法。

第二个不足是我已经发现这个研究有一些重要的疏漏。主要是在文章发表后我才认识到某些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在总结认知科学时，我主要关注了认知方面，但忽视了动机（）的重要性。到后面研究积极学习法时我才注意到，动机是积极学习法的心理学基础。再如，在介绍实践与方法时我没有讨论班级规模，到研究学习效果评价时我才认识到，班级规模是教师教学模式与方法选择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以致后来不得不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把班级规模问题补进去。我相信还可能有类似疏漏，希望大家能指出来，帮助把这个知识地图完整起来。

第三个不足是有些部分的综述不够好。这里主要指学习科学那一节。当时这一节主要是根据几本教科书和《剑桥学习科学手册》（2006年版和2014年版）来写的，但后来我看到德国符腾堡大学心理学家塞尔主编的《学习科学百科全书》（七卷本）时，我立刻认识到我以前的介绍不够好，主要是内容陈旧且有所偏颇（偏向教育技术学派），未能充分反映整个领域的学术进展和成果。在即将出版的文集中我做了部分调整。但还是不够好，希望今后有可能重写这一节。

高：换言之，您认为这个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结果，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包括进来，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深挖，还有待进一步努力。

赵：是的。

四、对后续研究和实践的建议

高：您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您对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有什么建议？

赵：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都说过了。这里只想强调四点。一是要高度重视SC改革的科学基础，要把SC改革实践放在科学基础之上。只有把SC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放在科学基础上，才能为本科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可靠基础。二是要高度注意通过教师工作评价体系来激发教师投入教学的积极性。SC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只有广大教师积极投入教学改革了，才可能保证SC改革获得成功。教师积极性犹如汽油，没有汽油再好的车也没用。解决教师积极性问题，是SC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三是支持制度和教学改革要配套，不要让支持系统扯了教学改革的后腿。不要犯与美国同样的错误。四是研究要与实践结合。教学本身是一项实践性活动，不能指望书房思考可以代替实践研究。要鼓励广大教师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专业研究者要参与到教师实践中去，和他们一起研究和实践。理论研究千万不要离开实践。最后希望中国的SC改革能够获得成功！

高：谢谢赵老师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和思考！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89-97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原文下载

赵炬明 高筱卉|SC改革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赵炬明教授专访

往期精彩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乡村教育治理专题研究

（点击蓝字，跳转原文）

美国三校博士后学费，解读《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持续生源危机倒逼高考改革-中国教育

持续“生源危机”倒逼高考改革——解读《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

新华网北京6月4日电（记者吴晶、刘奕湛）2014年高考前夕，中国教育在线发布《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虽然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实现了连续5年下降后的首次回升，但直到2020年前后，我国18岁适龄人口总体趋势下降明显。在“生源危机”带来的种种挑战面前，改革已成为我国高校化“危”为“机”的必然选择。

全民择校：高校间竞争日趋激烈

《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列举的一组数据形成鲜明的“剪刀差”：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后快速下降，随后两年部分省市曾出现20％的大幅度下降，但近年下降幅度趋稳，今年开始反弹。伴随着报名人数的不断下降，录取规模继续增长，2013年全国高考录取率创新高达76％。

“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进程正面临喜忧参半的尴尬局面。”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说，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曾经“一席难求”的大学不断降低门槛，但仍难逃适龄人口下降带来的“生源危机”。

根据报告，北京高考报名人数已连续第8年下降，去年二三本招生计划均未完成；河南连续5年生源规模下降，高招计划已连续2年未完成；由于采取较为宽松的外来人口落户政策，广东高考规模连续14年基本保持增长，但仍多年未实现招生计划……从各地公布的数据看，“生源危机已蔓延至全国”。

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在2018年到2020年前后，18岁适龄人口将达到一个最低谷，然后稳步回升，但无法再回到上一个高峰。

“‘生源危机’将给高校带来生存挑战。”陈志文说，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变化使上大学变得容易了，学生与家长有了更多选择，也给高校带来直接的压力。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跟踪调查，近年来985高校悄然调减招生计划，以确保生源质量；地处偏远地区的211高校以及一些农林院校无人问津，不得不再三征集志愿。

高等教育已从“卖方市场”完全转入“买方市场”。报告预测：“上大学更容易”的现实将会加剧“全民择校”的心理，使高校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转型发展：“应用技术型”势在必行

湖北省教育厅公布的《2013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共有67所院校、307种本科招生专业。其中，62所院校开设有英语专业，紧居其后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分别有57、53、51、49、49所本科院校开设。

从《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引述的湖北省高校专业设置现状不难看出，饱受诟病的高校“同质化”现象依然严重，缺乏特色与定位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的普遍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后刘继安通过对中国大学财政结构的研究指出，中国多数地方省属院校收入的三成至四成来自学费，生源依赖性很强。没有特色和品牌，恐怕难以为继！

针对这一问题，报告也阐释了关于“引导一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的国家战略部署。

今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求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报告进一步从毕业生就业的角度佐证了这一国家战略的正确，指出“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增本科，包括独立学院、民办院校，是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群体”。

陈志文说，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不仅是增强高校内生力的必由之路，也是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社会成才观念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有助于拓宽并稳定今后一段时期的高等教育生源。

阴盛阳衰：“应试型”评价亟待变脸

近年来，在我国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背景下，高校却出现了“阴盛阳衰”的相反情况。

《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女大学生人数首次超过男生；2012年，全国大学普通本专科生共有2391万余人，其中女生人数超男生64．78万人。

“女大学生特别是‘女状元’增多的现象背后，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也反映出当前考试招生的问题。”陈志文说，当前应试型的评价体系的核心是细心认真不出错，这些往往更适合女性应试者。

针对此现象，报告专章论述了高考评价体系和招录模式的改革，这无疑也是高考改革最核心也最敏感的环节。

今年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明确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将于年内出台，包括考试招生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

截至目前，根据教育部的最新表态，改革方案仍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完善中。但报告根据各地的改革动态作出一些梳理和预判。如在改革招生录取制度方面，重点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二是加快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统一注册入学。

我不是成东青，我是俞敏洪

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

我们极其痛苦，一痛苦就反击，结果我们宿舍四年就一直在互相批评中度过。其实，身边有值得交往的朋友可以开阔你的心胸，让你更有见识，思想更有深度。

去年，一部《中国合伙人》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认识了俞敏洪。很多人都以为电影中的成东青就是我。然而，我不是成东青，我是俞敏洪。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是北大二流毕业生

在两次高考失利后，我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其间患病休学一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北京大学英语老师。1991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办学校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

在《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为了能追到法律系的第一美女苏梅，先是爬上电线杆制造浪漫，而后在未名湖中划船表白……回顾我的感情生活，却要惨得多。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我没有谈过恋爱。北大4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记忆水平很好，能记住三四万个英文单词，能把《英汉双解词典》背下来，目前为止应该还有两万个左右的英语单词在我头脑中，但那是我跟时间搏斗的结果。我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坚韧不拔地背，墙上到处贴的都是单词。

当你不够聪明，你要做的就是如何用时间换取你的智慧和才能。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别人在一个星期内能把一本书背完，你可能需要两到三个星期。这里有记忆能力上的差别，也有智商的差别。

我背课文背得慢，但背得慢的好处是忘得也慢。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重新背课文，我就不用背，因为每篇课文我都能立马背出来。在记忆学上有一个原则，速度与遗忘成正比。一篇课文你如果一天背出来了，一个星期后一定会忘记；但是你如果一个星期背出来，可能一年以后才会忘记。

但实际上，我在北大一直挺自卑的，从进北大到出北大的11年间，我一直生活在自卑里。但是自卑也有好处，在自卑中我学会了“察言观色”的能力，自卑就要看人脸色，因为我不相信自己，总要揣摩别人是怎么想的，因此看到别人的眼神、动作，我就会琢磨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个用在管理中非常有效，管理中就得揣摩员工想要什么，要揣摩与员工的关系怎么发展。

从北大毕业的时候，我的成绩并不好。当时我期待离开北大，因为在北大从来没好过，同学们从来没有重视过我，也找不到对象。我填的工作志愿全都是北大以外的单位，但是最后我被北大留了下来。为什么呢？原来成绩好的同学都去了外交部、中国日报社那样的好单位。当时北大刚启动公共英语培训，从本来只有英语系的人要学英语扩展到全北大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学英语。北大英语老师的缺口很大，结果我就被留下来了。

交一个总是打击你的朋友，其实很重要

虽然我没什么本领，但是我交到的朋友都是水平比我高的人，从这些朋友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新东方的另三位创始人中，王强是我当时班上的班长和团支书，徐小平是我当时西方音乐史的老师，包凡一睡在我的上铺。

我为什么与他们交朋友？

首先，这三位人品很好，这是前提。

其次，他们三位在某一领域都比我强。比如王强在很多方面天分都很高，模仿能力强，说中英文的水平极高，在北大广播站当了四年站长。这些我都学不来。但我学到了他的读书劲头。

他在北大时把自己的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一半买书。就算他把饭菜票全都用光了，他也不会动用买书的钱。如果实在没有饭菜票，他就借。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我当时拿国家的助学金，每个月22元。我也把钱分为两半，11元用来吃饭，11元用来买书。我不大懂得买书，所以当时就跟着王强，他买什么书我就跟着买，从此养成了买书读书的习惯。

包凡一跟我一个宿舍，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完全是塑造我人格的东西。包凡一是极具自我批判精神的人。他的父亲是浙江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授，所以他的古文是非常好的。据他自己说，5岁就能把《离骚》背下来，8岁就能通读《金瓶梅》。一个8岁通读《金瓶梅》的人到了18岁一定就把人生看穿了，具有了自我批判精神。包凡一是一个能把自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陷全部暴露在你面前然后让你审视的人，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全都摆出来后，他自己反而没有心理负担了。但问题是，我们这群人才刚刚成年，而他8岁就成年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心理上有不可承受之重。我们很想维护自己的面子，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好处和优点，但他能把你的缺点和心中的阴暗面全部揪出来，把你弄得没有藏身之地，所以我们就极其痛苦，一痛苦就反击，结果我们宿舍四年就一直在互相批评中度过。其实，身边有值得交往的朋友可以开阔你的心胸，让你更有见识，思想更有深度。

我曾是个蹩脚的诗人

我18岁上大学时，一开始是有很多心理不平衡的，因为自己的长相、家庭条件等跟同学差距比较大。但是我后来领悟了，在大学四年里慢慢地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当年，我们同学之间的攀比可能跟今天不太一样。我们当时攀比的是谁读的书多美国三校博士后学费，解读《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持续生源危机倒逼高考改革-中国教育，谁在同学面前发表的观点受重视，谁写的诗多—因为当时写诗也能吸引女生。但是我比较悲惨，从诗歌的总量来说我写得很多，写了600多首诗，但是没有吸引到一个女孩子，也没有发表过一首诗。

我们班当时有的同学很有才华，很会写诗，还开了个人诗歌朗诵会，我也去听，朗诵完了以后发现“哗啦”一下，五六十个女孩子追着这些诗人们走，结果我就追着五六十个女孩子走……

我是个非常蹩脚的诗人美国三校博士后学费，如果我当初写诗成功了，也许就不会放弃文学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当个蹩脚的诗人也有好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个料，所以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