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新特点与新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新特点与新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新特点与新作用

社团发展背景与现状

人才流动加速与社团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人才快速流动的时代。自1978年至2013年，中国已经输出305万名留学生以及更多移民离开的新华侨华人。根据联合国估算，中国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已超过900万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估算，中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5,000万 。海外华侨华人呈现高学历、高技术、精英化的特点，成为了中国庞大的海外人才资源储备。

与此同时，大批新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进入了蓬勃发展期，创建了大批新华侨华人和留学人员为主的专业社团。这些社团不仅成为中国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桥梁，充当东西方之间政治、商业、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的平台，还凝聚了大批掌握一定技术、财富或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华裔专业人士，从而对于中国引进外资、外商、外才，本土企业的“走出去”与“国际化”，以及日渐重视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挥着海外“人才资源库”与“联络站”的独特作用。

在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快速集聚的背景下，研究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及其在中外交往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发挥的作用，显得十分必要。

社团现状

20世纪下半叶，是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大量涌现、全面发展的时期。有研究统计，1950年海外华人社团只有4,847个，1991年则已达9,093个。1950年至1991年，仅仅美洲华人专业社团数量就从469个增加到2,252个，一跃成为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专业社团聚集地。 在迅速增加的社团当中，专业社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数据统计并不完全准确，单单是马来西亚，根据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6月，马来西亚就共有华人社团7,276个。

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出现了大量高科技、新经济等新兴产业，既有大批留学人员来到海外学习这些专业，并逐渐从事相关的专业工作，同时相关的专业社团又非常缺乏。这一时期专业社团出现了爆炸性的增加。与高新技术、知识经济、新兴产业有关的专业社团大批成立，许多社团还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中国旅美科学技术协会就是于1992年在纽约成立，全美华人金融协会则于1994年成立，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成立于1995年，华源科技协会成立于1999年。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集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根本原因是这些发达国家有着高水平的教育体系以及繁荣的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能够培养、吸聚、使用这些专业人才，提供很好的工作平台以及个人待遇。即使不是这些国家出生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相当多的专业人士也愿意去这些发达国家寻求个人发展。自然，这些国家就会成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主要分布区。

北美洲是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最集中的区域。美西加州的硅谷地区、美东的大华府地区（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纽约地区（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美南休斯敦地区集中了信息技术和电子科技、医学和金融类的华人社团；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等地，也是专业社团与专业人士分布较多的地区。

加拿大仅多伦多一个城市，华人都超过50万，各类华人社团达400至500个。据不完全统计，在加拿大设立的中加民间组织中，专业人士社团超过100个（含校友会）。

社团发展新特点

海外专业社团是由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组成，并以为海外工作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为主旨的社团组织。作为全球产业分工细化与专业化的产物，专业社团具有鲜明的科技、商业、文化等专业背景特征，并以其为核心因素。自然，社团本身也有着相应的发展特点。

目前，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的调查研究很少。为调查研究这些社团的特点和贡献，2009年12月25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第三届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会长联席会”上，针对参会的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负责人，发放100份问卷，有效回收78份。本文表格1至8即我们根据填写者的答案进行整理的结果。

根据调研，超过70%的代表都“同意”或“完全同意”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日益专业化和全球化”、“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普遍受到欢迎”、“行业与结构的分布多元化”、“更能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鲜明的专业背景特征

专业社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鲜明的专业背景，其是这些社团成立、发展、凝聚相关专业人士的纽带之一，是专业人士加入社团的基本门槛，是社团提供相关服务的主要内容，是其进行各类交流合作活动的主题。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研中，就有33%的社团代表选择专业社团的成立背景是为了“专业交流需要”。

“人才储备库”

根据调研，参会人员为博士或具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经验者达到了80%。尽管参加会议的多为各专业社团的核心人员，因而不具有普遍性，但也反映出了专业社团具有明显的人才“资源库”与“联络站”特点。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招才纳智，应充分发挥海外专业社团的作用。

涉及产业与行业日渐多元化

海外华侨华人从事的主要职业早已从“三刀”（菜刀、剪刀、剃刀）发展到“三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等技术性或管理性工作，如今还出现了向“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发展的大趋势，包括进入政治领域的海外华人都有所增加。随着海外华侨华人在各领域的多元化专业发展，他们所组建的专业社团，所涉及的行业与结构分布也会日渐多元化。

在调研中，大部分人都同意专业社团“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业时代”、“涉足的行业更加广阔”、“逐渐进入主流行业”。很显然，更多海外华侨华人认为，未来在海外发展的将不只是满足于经济领域“多元化”或“创业”，还应该进入更多领域，例如在政治方面有所发展。

社团管理更具时代与现代的精神

根据调研，专业社团的管理需要也更有现代意识与民主精神，这一点也为大多数专业协会代表所认同。以中国旅美科技协会（The for and , U.S.A., CAST-USA）为例，其管理机构分成三部分，即执行委员会（ Board）、董事会（Board of , BOD）、理事会（Board of , BOG），分别承担执法、立法和司法三种职能，分别由现任主席、上任主席和下任主席主持。董事会负责批准修改协会章程、批准主席对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对理事会提出的弹劾动议进行表决。理事会负责监督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出建议、选举协会主席、向董事会提出弹劾主席的动议。执行委员会负责协会的日常事务。其管理体系非常国际化、现代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易为在海外学习、工作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所接受。

与中国的联系，尤其是与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工作的对口性联系日渐加强

随着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经济以及国际影响力渐大，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逐渐加强与中国各方面的联系，甚至以东西方交流为其使命。例如2009年11月“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在伦敦宣布成立新华侨华人，其宗旨就是团结壮大在英国金融界的华人精英力量，促进中英间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专业社团以团体的形式直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尤其加强与招商引资、招才纳智等工作进行对口性联系，易于取得“共赢”：一是可以通过其“集群效应”，为国内招商引资、招才纳智等事业做出贡献；二是可以为有意愿回国创新创业的专业人士提供信息交流、项目沟通的平台，以及事业发展的机遇；三是许多部门、机构、企业会为“项目中介”、“技术咨询”、“人才猎头服务”等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相关社团负责人能够将获得的一定资金回馈社团，这可以推动专业社团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这种联系的加强还体现在经常举办有关的研讨会、论坛、回国考察团等，这些活动也间接对会员形成影响，带动会员自发回国发展与为国服务。

社团意义与贡献

在新时期发展起来的专业社团，大多更侧重商业、经济、科技、文化、专业等方面的作用，而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专业社团有着新的专业性特征，其不仅是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充当中国与海外之间交流、沟通、合作的桥梁，还能成为中国引进外资外商的平台，成为吸引海外人才的“资源库”与“联络站”，进而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

中国与海外进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合作的有效桥梁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最大优势，在于增进中国与其所在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同时，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尤其由新华侨华人创建的专业社团，他们了解中国政策，熟悉国情，由他们搭建海内外交流平台，有助于中国以及所在国实现共赢互益的发展。

在调研中，70%的专业社团都表示与中国进行过如下交流合作：“与社团公益机构合作”、“参与国内的学术交流”、“为国内提供专业人才指导”、“为国内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

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原居地之间进行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其平均企业年收入的30%来自国际贸易。其中，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到加拿大发展。

中国引进海外资金、先进技术、社会管理经验的重要渠道

首先，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引导着中国新形式的招商引资。与广东、福建的侨资企业不同，它们主要从事低端制造业，生产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消费严重依赖海外市场，而由专业社团引导的具备高科技或高学历背景的专业人才的创业与投资，大多集中在高科技产业、新经济方面，地域更多偏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以及大连、苏州、无锡等沿海二线城市。

第二，由具有高科技专业背景特征的专业社团成员创建的企业，贡献突出体现在填补国内空白行业，完善中国经济结构，推动国内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例如亚信、UT斯达康、搜狐、新浪、中星微电子、当当、携程、E龙、百度、空中网、尚德集团、新东方，如家快捷、展讯等由留学人员创办或者管理的企业，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当然，他们带来的资金不一定是自有资金，也可能是各类风险投资，包括国际上的风险投资。

第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突出贡献，还体现在通过参政议政与建言献策，积极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完善公共政策事务。目前，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许多华侨与港、澳、台华人一起积极献策献智，许多专业社团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建言献策，例如2005年，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副会长陈立强等大批成员就曾与欧美同学会联合向全国人大建议：为中国的知识强国战略完善相关法律。英学联第一届博士论坛在2009年5月31日于诺丁汉大学举行时，来自剑桥、伦敦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1位中国留英博士新华侨华人，以关注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角度，对当前中国面临的机遇及挑战建言献策。

中国招才引智的人才“资源库”与“联络站”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中的高端人才，不乏学术界的精英，也不缺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企业家与高级经理人，还包括大量进入所在国的教学科研机构和各类企业担任中高级职位或自行创业的优秀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处在新经济、新技术、新理念的最前沿，对中国的发展包括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发展也因为这些高端人才的流入而普遍受惠。如果政府保持联系、加强沟通，凝聚这些海外人才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成为中国驻海外的“人才联络站”。

实际上，许多华侨华人，包括从中国出去的留学生与新华侨华人，也都希望国家通过扶持专业社团的形式来帮助他们的回国发展。在2006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参与的一项有关留学生的调查中，就发现有43％的人表示希望国家能够通过重点扶持留学人员团体来帮助他们就业，因为专业社团提供的信息往往最具针对性。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已经推动了大批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等为国服务，有些人才是完全回国，有些人才则是兼职或进行环流，并为促进中国经济、教育、文化等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例如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 of in , FCPAE）自2001年成立以来，就已经组团回国讲学考察30余次，在中国和欧洲举办过20场学术研讨会；并建立了济南欧亚科技人才创业基地和徐州海外科技人才创业基地；还积极推荐海外优秀学子回国工作或创业，协助中国相关机构在欧洲举办国内单位和海外人才对接活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会员，支持中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

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国际化的协助者

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需要一批既精通所在国的政治、政策、法规、市场情况，又熟悉中国文化和能理解企业需求的人才和专业化机构，协助中国企业到海外落户和发展。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在这方面正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资源。其不仅能在协助中国引进海外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可以协助中国企业制定并实施国际化发展策略与计划，以及在海外开发商业性知识产权、降低中国产品出口欧美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在海外寻找投资机会和业务伙伴等方面发挥作用。

华源科技协会就是典型的例子。1999年，陈宏同网迅公司的创始人朱敏、新浪网执行总裁（chief , CEO）茅道临、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等5名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华源科技协会，主要目的就是致力于促进中美商界的交流活动。其中，第三任会长邓锋还牵头组织了“中美IT企业领袖CEO峰会”，正是在那次峰会上，马云和杨致远单独长谈，促成了后来雅虎与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另外，联想在美国招聘人员也得到了该协会的协助。最后，华源科技协会的前三任会长陈宏、朱敏、邓锋，殊途同归地都选择了回国发展。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公共外交的生力军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有关分析、理解中国的知识活动，都处在各种不同全球性的意义框架和价值体系之下，都面临严峻激烈的“意义争夺”问题。而同时熟悉东西方文化与国情的海外专业社团，用西方受众认可、习惯、熟悉的方式进行宣传，进而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全球道德文化感召力。

另外，不少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在居住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通过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拓展与主流社会的沟通渠道，将有利于促进中国展开公共外交，推动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也正因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为中国的国际交往能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中国国家领导访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侨华人专业社团集中的国家时，几乎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接见当地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领袖。

除了为国家外交发挥一定作用之外，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还能够提供某种民间的沟通模式，包括利用其专业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在海外的人脉网络优势，充当“民间外交使者”，在所在国以高于个人、低于国家却又跨越国家边界范畴的形式，通过咨询、倡议、游说、宣传等多种方法对当地政府与国际组织施加影响，促进合作，化解分歧。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六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