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屠杀华侨，【族际和谐】中华文化认同视角下闽南侨批的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魏宁楠，女，福建宁德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中华文化认同与闽南侨批文学研究”()。

【摘要】海外闽南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闽南侨批多维度多侧面地呈现了闽南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感。闽南侨批流露的汉语情结，凝聚了闽南侨胞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认同;闽南侨批书写的奋斗人生，彰显了闽南侨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闽南侨批构筑的家国观念，表明了闽南侨胞对家国一体同构观念的政治文化认同。

【关键词】闽南侨批;文化认同;汉语情结;民族精神;家国观念

侨批，盛行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90年代，闽粤方言把书信叫“批”，指的是海外华侨华人依托民间渠道及后期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亲眷的汇款暨家书，也包含国内侨眷寄往海外的回批。

一、语言文化认同:闽南侨批流露的汉语情结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识别不同民族成员身份的重要标识。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语言文化认同是构筑民族主义与凝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在汉文化圈通用的交流工具，中国语言文字产生于中华民族成员漫长的生活实践之中，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是反映中华民族深层心理与价值理念的核心文化符号。闽南侨批是华侨家庭特有的家书，运用汉字书写、夹杂闽南特色方言，是闽南华人华侨在日常社会实践中传承中华文化的实体物证，体现了闽南侨胞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认同。

侨批对于漂泊异乡的闽南华侨华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它不仅是一封传达信息的书信，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构筑了一个熟悉的语言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侨眷可以运用熟悉的语言酣畅淋漓地自我表达。饶芃子在《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定义》一文中指出:“当一个人‘流动’至异域，他能够与他的过去不断相遇之途径，唯有他的语言。对中国人来说，即是汉语。‘汉语’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无形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在海外使用汉语写作，他相遇的不只是他个人的‘过去’，同时也是一个种族的过去。”

在海外侨胞群体中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中国语言文字是极其关键的因素。汉字是传达与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否使用汉语汉字涉及海外侨胞的身份认同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闽南侨乡的出国人员多数来自出身社会底层的农民、手工业者，较少受过正规的外语教育。漂泊到异国他乡，这部分侨胞骤然失去了往日熟悉的语言家园，不可避免地遭遇严峻的语言困境，内心集聚了大量无处诉说的孤独，慢慢失去了驾驭汉语的能力。1992年印尼蔡金鉴寄晋江蔡惜治书:“兄于上月已收到了胞妹前后二封信，明悉一切无(勿)念。这时我的心情多么激动，内心有很多话表达不出来。因为兄文化水平有限，数年来无提过笔，文字很多都忘了，提起笔来也不知怎样写才好，所以到至今才回信，一切请胞妹原谅为是。”因为长期没有使用汉语，蔡金鉴几乎丧失了汉语写作的能力。“文化剥离感”与“文化撕裂感”困扰着许多蔡金鉴式的人物。书写侨批是海外侨胞施展所学中文的好机会，也是摆脱沉默失语的语言困境，明确自身身份的有效途径与手段。

在异国喧嚣的语言环境里，海外的闽南华侨华人坚持运用汉语与国内侨眷通信，既是考虑国内侨眷的语言文字习惯，也源于闽南侨胞内心深处的汉语情结。汉语书写的闽南侨批抚慰了海外闽南侨胞心底的汉语情结，暂时消除了异国环境带来的语言隔阂。1948年，菲律宾华侨王财福收到妻子牡丹寄来的一封侨批，这封类似日记式的侨批写满了三张信纸，详尽介绍了王财福家乡的日常。王财福收到信件后心情万分畅快。1948年9月2日马尼拉王财福寄集美珩山乡妻子陈牡丹封及信:“因为像这样长的书信，是我离别后，最希望，最思想的一种。……你假使能够慢慢一段段地写信来给我明白。这样我虽然是远离家乡在南洋，可是我能够接到你详细的报告，我就能够明了一切，我总会觉得我是在家乡无差异，我的精神上总会受着无上的安慰和痛快。”在认知与行为倾向上，侨批文本体现了闽南华人华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价值认同，并直接影响了侨胞后裔语言文字的使用与教育语言的选择。1939刘谋珍寄儿子刘永城、永波信:“诗书文字，儿一身至宝。”闽南侨胞关注子女的汉字书写训练，继承了中国数千年来重视汉字书写的教育传统。菲律宾华侨傅梦痕多次嘱咐女儿傅玉珊认真练习汉字。1947年9月5日傅梦痕寄傅玉珊信:“而汝以后若要写信，须写日期，字须写四正，不可歪斜，亦不可墨水散开，致不能看清楚。最好须用好纸，方不致使墨水散开，而且汝写的字，须再大大练习，方能端正美丽，最好可买薄纸安在课本上度写(顺字)，久而久之，以后自然会写得好。”纵使身穿洋服，呼吸着异域文化气息，闽南侨胞始终坚持让自己的子女使用中国语言文字，这种选择既体现了闽南华侨华人传承中国语言文字的决心与努力，也表明了闽南籍海外侨胞对中华母体文化的留恋与坚守。

综上，当语言文字成为再现与追溯民族文化最为直接的方式，语言文字的选择往往意味着主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抉择。汉语书写的侨批不仅是闽南华侨家庭的通信工具，也是辨别与区分闽南华侨华人是否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依据。闽南侨批展示了闽南华侨华人的语言态度与语言忠诚。闽南华侨华人尊重汉语，重视汉字的书写，充分肯定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实用价值。闽南侨批承载了闽南华侨华人浓烈的汉语情结，这种文化情结凝聚了闽南华侨华人的语言文化认同，也增进了闽南籍海外侨胞的中华文化认同感。

二、民族文化认同:闽南侨批凝聚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民族存在与延续的精神支撑。一个缺失了独立民族精神的国家难逃消亡的命运。民族认同是构建民族精神的基石。高度的民族认同感有助于形成相对完善、丰富、统一的民族精神。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团结统一的伟大民族精神。裘援平在《华侨华人与中国梦》中指出:“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继承者、传播者和展示者。”闽南侨批植根于闽南地域文化的土壤，是中国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侨批文本蕴含着宝贵的中华民族精神，印证了闽南籍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成为闽南侨批的一大亮点。

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主，劳动生产活动受到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的严重制约。为了获取足够的生活物资，中华儿女日复一日地辛勤劳动，养成了勤劳勇敢的民族品格。闽南华侨华人继承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民族基因。面对国外恶劣的自然环境，闽南华侨华人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力与惊人的适应力。清末民国时期，前往东南亚谋生的闽南华侨华人大多在塑胶厂、矿厂、炭窑、种植园等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东南亚气候酷热，瘴疠横行，蛇虎为患，华工过度劳累导致工伤事故、水土不服的情况屡见不鲜。1873年马来西亚半岛拿律地区锡矿矿主直言，每年从中国来拿律的苦力约两三千人，开发新森林时，差不多有10%到20%的苦力死于热病，等到矿山正式开采，华工的死亡率已高达50%。即使从事管理工作，依然面临食宿差、医疗卫生条件低下、社会保障不完善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新加坡王金好之弟寄同安二姐信:“因思人无辛苦计，难得世间财东南亚屠杀华侨，续后得着锡米矿山职位。朋友皆劝我不可入去就职。查知该处系是大山芭之地方，山水太冷，瘴气又多。可说是病无药，死无棺材之区。因为贪其辛(薪)金高，利源好，明知而不惧，而前往接任三年，公司大获利，分得赏给花红酬劳金万外元。……第二年加作一个锡米地，并营作生理。但管锡米地之人极其辛苦，须受过日晒风吹雨滴，出门行山路必须赤足，尤须逐日与工人争执，管理工人者如无势力勇敢，是难得管理。”从批中可知，这份高风险的工作让王金好的弟弟在槟城矿山获利万余元。之后他携资入股锡矿产业，改善锡矿冶炼方法，在年底又获利四万余元。王金好之弟靠苦干实干在海外开辟了一条通往财富的康庄大道。他的致富故事诠释了闽南华侨华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高压严酷的政治环境是闽南华侨华人在海外谋生的绊脚石。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如马来西亚文律埠惨案、印度尼西亚红溪惨案等，极大地侵害了华侨华人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1930年12月，缅甸沙拉瓦底县爆发农民暴动。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缅甸英治政府蓄意在仰光制造“土华冲突”。1931年1月5日仰光曾春元寄同安灌口曾荣缄封及信:“兹于本坡一月一号夜，因缅人食面不给资起事，而发声(生)战斗。次日夜华缅双方取器就武。又次日夜，双方出阵就武，死伤甚多。……而领事经已致电向中央政府交涉。双方死伤甚多，约于四五十人。”1951年11月24日黄秀权寄冷水乡农民协会主席信:“公元一九四二年前，我家父所遗下之少许产业，以因在马来亚马来人排华时期全部破产。”排华运动让原本稍有积蓄的黄家陷入困境。为了在海外立足生根，黄秀权到树胶厂从事人力车夫的工作。黄秀权不惧苦困从头再来，在逆境中艰难而顽强地生存，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面对激烈的域外文明冲击，坚守底线与抵制诱惑是闽南华侨华人获取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自1842年以来，英国在香港实行典型的殖民式统治，香港社会盛行享乐奢靡之风。1949年7月13日香港蔡敦起寄东石洋宅母亲、妻子玉棉封及信:“若是久留在港，难以寸进。概全世界是香港第一破天方游乐好景致破费地点。每日早晚，不论东家伙计，上下等人，皆是游荡。看电影、打猫雀、跳舞、宿妓、击街、坐车、游行。”批信谈及香港物价高昂，贫富差距悬殊。1949年的香港，高档服装价格上万元，低档服装也高达数百元。尽管身处浮华之地，蔡敦起内心丝毫不为所动。来港后，蔡敦起只买过一件价格低廉的衣服，从不参加跳舞、喝酒等无益的娱乐活动。蔡敦起克勤克俭的品行得益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灌溉与滋养。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蔡敦起严格要求自我，有敏锐的文化自觉意识，对异域文化的冲击保持高度警惕。这种行为选择表明了闽南侨商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1961年11月5日蔡文治、黄蜂寄儿子蔡建安等信:“然愚年迈体弱，远涉重洋。旅外谋生，受尽辛艰。任劳任怨，终日工作，才有月辛(薪)可得。”为了实现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美好愿景，蔡文治不顾年龄老迈，孜孜以求，奋力拼搏。这些闽南华侨华人将生命放在征途上，从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汲取生命的力量，不断拓宽自身的边界，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的更高突破。

综上可见，闽南侨批不同程度记录了闽南华侨华人艰苦的奋斗历程，生动刻画了闽南华侨华人奋发向上、自立自强的形象。闽南华侨华人的奋斗人生践行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如同一座高大的精神丰碑矗立在海外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加深了闽南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

三、政治文化认同:闽南侨批呈现的家国观念

闽南侨批是侨乡家庭观念的产物，它的根基是联结华侨华人家庭成员的血脉亲情。闽南侨批的家国观念展现了闽南华侨华人的政治文化认同。这种政治文化认同建立在闽南侨胞群体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观念“家国一体同构”的认知与实践基础上。所谓“家国一体同构”指的是“家”与“国”依托于同一个血缘政治共同体，“国”与“家”在组成结构上是一致的。“天家”“国父”“君父”“天子”“臣子”“家君”等词汇都是这一文化观念的衍生物。又如“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从自我到天下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以自我为出发点，逐渐向外延展，形成自我、家族、国家、天下的等级序列。“家国一体同构”的思想观念塑造着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影响着闽南华侨华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

闽南华侨华人的政治文化认同表现在承认“国”与“家”之间互利共生、荣辱与共的关系。从认知维度看，闽南海外侨胞在“家国一体同构”观念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当国家处在战乱与烽火之中，家庭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风险。现代日本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动侵略战争，闽南侨胞的家庭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抗日战争时期，闽南侨乡通货急剧膨胀，粮价飞涨。1941年6月17日菲律宾李德濂寄晋江胞姐淑美信:“际兹通货澎涨(膨胀)时期，家费浩大，经济亦无法维持。……窃吾家道之中落，最大原因受抗战影响。”闽南侨批中不乏闽南华侨华人海外悲惨境遇的书写。1942年，日本攻占菲律宾，日军在当地屠戮、抢夺、焚烧，华侨的人身财产受到极大损害。1946年2月16日菲律宾郑勋专寄福建晋江永宁郑祝治侨批:“至一九四二年，日寇大举兽性，举行大屠杀，于弟前居之社杀起，逢人便杀，逢厝便烧。朗肴蔗园乃华侨之业产，被杀华侨男童女幼八十四人。……此次进行大屠杀将及两星期之久，华侨被杀者百念余人，菲人被杀者三十六千人以上，情形甚是可惨，不可言状。就此事发生后，弟等朝夕转移大山林之中居住，朝不见日，夜间草蚊甚多，居住二个月有余，实人间之地狱。”这段苦难叙事融合了侨胞的亲身经历，具体细致地传达了闽南侨胞在海外的苦难史，引发了国内侨眷的情绪共鸣，也让侨胞们真切地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与残暴。战争对家庭的毁灭性伤害强化了闽南侨胞家国一体的价值观念，让更多的闽南华侨华人投身“保家卫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闽南侨胞的政治文化认同表现在对中国领土、国家政权的认同。从情感维度上看，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内化为闽南华侨华人对家国的情感依恋。闽南侨乡是养育华侨华人的故土，是侨胞精神寄托的家园。1953年2月13日马尼拉蔡水决寄东石洋宅母亲封及信:“无情的时光不停地溜走，到现在又是一年了。在这年终佳节时际，本来皆是我们共聚同欢的好日子，可是受着前途生活的驱使，迫使我踏入异国的境土成日奔波，远离母怀，时有身在异国，忽在故土之感。”1953年2月13日是中国传统节日除夕，蔡水决独自在菲律宾生活，地域空间的差异阻断了传统节日营造的特殊文化氛围空间。在如此具有纪念价值的时间节点，蔡水决过往的节日记忆唤醒了他内心的乡土情结与民族情感。这种强烈的情感导致蔡水决出现了空间认知的心理错觉，错将异国的土地当成了中国的领土。领土是构成国家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孕育国家的物质载体。空间错觉认知的产生映射了蔡水决对中国领土的认同感。1956年11月26日马尼拉外甥寄姨母信:“甥思念着可爱的故乡。我要再看我的家园，我亲人的坟墓，再温一温我童年的甜蜜。还有锦绣的河山等待着年轻伙子们去保卫，国家的建设也须(需)要国民的一份力量。”这封书信的主人公是一位23岁的青年华侨，他15岁持“学生字”渡菲，在马尼拉远东大学攻读法律。“学生字”是一种非永久性入境手续，菲律宾政府严禁持有“学生字”的外侨在当地就业，一经发现，严重者立刻驱逐出境。1956年底，这位青年华侨决意返回中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菲律宾政府针对留学生设置的就业限制，犹如一股强硬的外在推力。这股推力在实施过程中转化成一种拉力，无形中拉近了闽南华侨与中国的心理距离，增强了闽南籍海外侨胞的祖国认同。

闽南侨胞的政治文化认同表现在主张运用武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从实践维度上看，家国同构的理念外化为闽南华侨华人对家国的责任担当。“国”是一个有明确疆域界限的政治概念。从字形上看，“国”字的金文字形，外部是“口”，代表国家领土;内部是一把“戈”;是用武器保护疆土的意思。“我”字的金文字形，左边是一只“手”，右边是一把“戈”，呈现的是以手执戈的形象。在家国一体同构的政治框架下，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自我到天下的有机整体之中。国家的安危关系个人与家庭的安全，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必须保卫国家的安全。1938年11月23日天恩寄天印信:“生为现代国民处于外强侵略之秋，能为兵者，即是国民，反之即为庶人。须知外寇日迫，苟无抵抗，唯有待亡。与其待亡，不若与其舍生一拼，则死尚有代价。兵家古云:‘人处国家之危，虽生犹死。欲求不死，当先置身于死地而后求存。’”1938年的中国正值民族危亡时刻，天恩告诫弟弟天印服兵役是现代国民的实体义务，个人的生死与军人的身份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当兵不一定会死，不当兵也不一定能苟活。批信提及天恩平民身份的大哥被日本飞机炸死。借助这段惨痛的家庭记忆，天恩勉励弟弟放下怯懦，走出死亡的恐惧，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勇敢地追求生命的价值。

综上分析，“家国一体同构”的政治观念在认知、情感、实践三个维度上影响了闽南华侨华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闽南侨批构筑的家国观念，以闽南侨胞真实的人生经历为叙事文本，围绕家国关系、家国情怀、家国责任展开，展现了闽南侨胞群体对“家国一体同构”观念的政治文化认同。

总之，作为侨乡与海外世界沟通交流的纸质媒介，汉语书写的闽南侨批完整地保留了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百余年来闽南华侨家庭成员坚持用汉语写作数以万计的侨批东南亚屠杀华侨，这种文化行为本身体现了闽南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自信。闽南侨批生动活泼地记录了闽南华侨华人的生活轨迹以及内心真实的所思所想。基于闽南侨批的文本话语分析海外闽南华侨华人的语言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政治文化认同，再现了海外闽南侨胞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彰显出闽南侨批独具特色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 编：刘 荣

副 主 编：高登荣 郭飞平杨文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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