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的，华侨对新中国及其建设事业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外华侨扬眉吐气，奔走相告，欢腾庆祝，随即掀起了以各种形式支持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热潮：他们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为振兴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力量；他们回国投资建厂，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他们发扬捐资兴学的传统，兴办公益福利事业，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迢迢江洋直向东”的诗句，表达了爱国华侨回归祖国的迫切心情。

一、华侨对新中国建立的积极反应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以表达他们对新中国诞生的喜悦心情。

对新中国建立较早作出积极反应的是毗邻中国的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华侨。10月3日，北朝鲜华侨联合总会致电毛泽东：“北朝鲜4万多华侨……以无限兴奋的心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 马来亚苏门答腊棉兰华侨总会、福州会馆分别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新中国成立，并决议要求联合国不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人民代表。印尼各地42个侨团、缅甸各界48个侨团纷纷向北京致贺电，表示至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奋斗。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暹罗、越南，各界侨胞心情格外激动，感到自己“今后不再是海外孤儿”，他们分别向国内“驰电祝贺”，“向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致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蒙古，各界华侨在库伦(即乌兰巴托)集会庆祝，并致电向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致贺。

欧洲华侨庆祝新中国建立的活动空前活跃。旅法参战华工总会等9个侨团，于10月1日晚即召开欢庆新中国诞生的联席会议，向国内致贺电，这是海外华侨庆祝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一封贺电。11月，英国民主阵线社、伦敦共和社、利物浦海员工会3个侨团联合发表庆祝新中国成立宣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执行人民民主专政到底”。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各地华侨十分兴奋。旧金山各华侨团体频频致贺电，其中旧金山和平民主联盟向毛泽东致贺电说，《共同纲领》等三大文件，“规定了新兴中国的蓝图，制就了整个国家的经纬。我们遥望太平洋彼岸，看见你高举起的火炬，那五星闪耀的红旗。我们愿接受你的号召，拥护和支援祖国的革命和建设”。 纽约中国新文化学会、华侨洗衣馆联合会、中华青年俱乐部及《华侨日报》社的华侨亦纷纷电贺新中国成立。

澳大利亚工界华侨及地处非洲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华侨民主协进会，也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表示全力支持中央人民政府，表达了天涯海角的赤子之心。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通过电波传播海外各侨居地；华侨欢呼庆祝新中国成立之声，又通过一道道电波反馈回国内。其显示的内容即有热烈庆祝，也有衷心祝愿；即有殷切期望，也有表示决心，如此等等，表明了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华侨的热烈拥护。

除了以通电的形式拥护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外，华侨还开展了其他形式的庆祝活动，诸如开庆祝会、悬挂新中国国旗等。

新中国的建立对在近代饱经苦难的日本华侨，犹如久经阴霾见晴天一样喜悦。1949年双十节，日本华侨协会发起在东京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市中心华侨协会会所上空迎风飘扬，大会会场里悬挂着毛主席、朱德的巨幅肖像，数千名华侨代表和日本友人济济一堂并发表了演讲。大会宣布正式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0月3日，北朝鲜各地华侨纷纷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其中平壤举行的庆祝会有数千名华侨参加，朝鲜党政机关和各界代表应邀与会。各代表演讲结束后，放映中国影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当晚举行庆祝宴会，以朝鲜内阁总理金日成为首的党政领导及苏联驻朝大使参加了宴会。

新加坡华侨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后，纷纷购买或挂起新中国国旗，并举行庆祝活动。印尼棉兰华侨也举行了欢庆新中国成立集会。10月25日下午，越南各界群众、党政领导和华侨共2万多人举行盛大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议气氛热烈，至深夜2时才散。缅甸有37个侨团的5万多名华侨齐集首都仰光召开庆祝大会，通过决议：“缅甸华侨要站到新中国一边”。

10月9日午后，法国各华侨团体联合召集庆贺新中国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旅法工商学各界侨胞和前国民党驻法使馆起义人员数百人。会议首先举行升五星红旗仪式，随即高唱新中国国歌；继之，各界侨胞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对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拥护与热爱。

美国旧金山和纽约等地的华侨也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新中国诞生的集会。其中9日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发起的庆祝会非常热烈，连住在华盛顿、费列德菲亚等地的侨胞也远道赶来参加。与会者众多，礼堂座无虚席，后来者只得站在走廊和楼梯上。会议气氛热烈，老侨胞伍玉书兴奋地在会上一展歌喉，博得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10日，纽约18个华侨文化团体和留学生举行庆祝会。会议开始后，全体肃立，对新中国国旗及革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像致敬，接着高唱新中国国歌，继由各团体致祝词。会议通过两项决议：一是发表庆祝新中国成立宣言；二是警告国民党代表蒋廷黻不得续用中国代表名义在联合国及其他场所发表荒谬言论，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全体代表共饮“新中国诞生酒”，齐声高歌《东方红》，并翩翩起舞，跳起了大秧歌。 美国华侨为新中国歌唱，为新中国祝福，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此时此刻，他们长期寄人篱下的苦闷愁容一扫而光。

华侨在世界各地开展的庆祝新中国诞生的自发活动，有较大的影响和感染力，得到了侨居国友好人士的同情、支持或参与，扩展成为一个带有国际性的活动，在国际上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使得大多数侨居地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是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其政府对新中国也是仇视或恐惧的。它们有的受国民党在海外的党部、使馆或特务影响，破坏打击进步华侨支持新中国的活动；有的则直接颁布条例或法令限制甚至迫害爱国华侨。因此，许多华侨是冒着政治风险或人身迫害，在逆境中开展爱国活动的，有些甚至因此遭到逮捕或驱逐，他们热爱新中国的无畏精神和果敢行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在国际舞台上有力的政治声援。

新中国建立时，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的9名使馆人员弃暗投明宣布起义，后被一群国民党特务殴打，有5人受重伤住院。事发后，旅法侨胞义愤填膺，派人到医院慰问受伤的使馆人员，并呈请中央人民政府严惩凶手；吁请各国侨胞一致声讨国民党余孽。法国华侨的义举，在国际上配合了新中国政府外交部门打击国民党在国外残余分子的破坏活动。

1949年10月9日，在美国旧金山各界华侨和当地友人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会上，国民党人雇佣的45名美国打手将会场捣毁，一名中国留学生和一名来宾受伤。与会者莫不愤怒异常，骚动一阵后会议照常进行，大家更坚定地拥护新中国。第二天，国民党分子又散发传单，扬言要谋杀15名华侨民主人士。当地华侨和美国社团向旧金山市市长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国民党徒的暴行。美国华侨同国民党在国外的残余分子和当地政府勾结，诋毁、破坏新中国的行径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捍卫了新中国的尊严，这是对新中国莫大的声援。

古巴华侨民主大同盟发起于双十节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勾结当地警察前来破坏，强行将新中国国旗和横额扯下，并将大同盟的一名负责人逮捕。与会侨胞对国旗受辱异常激愤，展开了护旗斗争，依法向古巴当局提出抗议，并特电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请求向古巴政府提出抗议。 不惜一切地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维护新中国的尊严，足以表明古巴华侨对新中国的态度。

二、新中国对华侨的重视

新中国建立、中共成为执政党，十分重视提高华侨的地位及其在未来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早在筹备和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中共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就邀请一些华侨和归侨代表共商国事。归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在政协会议期间被安排在会议主席团里。陈嘉庚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常委，他和司徒美堂、蚁美厚等6名华侨代表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在政府各级党政机构中都设有侨务组织。中央人民政府下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归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分管，由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任主任委员。一般省区设侨务工作委员会，华侨众多的专区设侨务局，县设侨务科，乡镇建立侨属工作委员会或乡侨务委员会等组织。据初步统计，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侨务部门的专职工作人员约有1000多人。1956年10月，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陈嘉庚任主席。至年底，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共建立七八十个侨联组织。

各级侨务组织经常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各项侨务政策，使其变成“侨胞之家”。大多数侨务工作者克己奉公，努力为广大侨胞、侨眷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反映他们的意见，宣传祖国的各项政策，并动员和带领他们参加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成为侨胞的贴心人。各级侨务组织的建立和侨务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为建国初期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保证。

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后，广大侨胞都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关心团结华侨，加强对他们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把团结大多数华侨作为新中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表达对海外华侨的关怀，按照中华民族“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习俗，每逢国庆节、元旦、春节等节日，中侨委的负责人都发表广播讲话，向海外侨胞祝贺、慰问、拜年，及时地把新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通告海外亲人；阐明新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是侨胞在海外的后盾和依靠。这使得海外赤子倍感祖国的亲切。

中共领袖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关怀海外华侨。毛泽东、周恩来、何香凝、廖承志、方方等多次热情接见回国访问、探亲、游览的华侨，向他们问寒问暖，了解海外亲人的情况。周恩来访问东南亚各国时，多次接见当地华侨代表，和他们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在国外要维护祖国的荣誉，遵守我国的外交政策，“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要“配得起新中国的侨民” ；要在侨居国遵纪守法，充当祖国和侨居国友好往来的桥梁。中侨委主任何香凝也十分关怀海外华侨。1951年秋，印尼华侨记者郭克明回国观光后，写了一部《新中国观光记》。郭从印尼来函向何香凝征序，她欣然接受，使郭受到鼓舞。1952年3至4月间，泰国曼谷的尖德堪、素辇、黄桥三处发生大火灾，侨胞损失严重，何香凝闻讯立即致电慰问。何香凝还常代表我国政府对迫害我侨民的国家提出抗议。1950年9月，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查封拥护新中国的《南侨日报》和《现代日报》，并逮捕办报的侨胞。何香凝当即发表讲话表示抗议，强烈要求英当局取消对两报的封闭令，释放被捕的侨胞。

新中国政府也较注意对华侨上层人物的团结工作。1955年全国各侨乡贯彻改变华侨地富的阶级成分的宽大政策后，泰国、印尼、老挝、越南等国的一些侨领“逐渐向祖国靠拢”。老挝首相的拜盟兄弟侨领陈作梓，因其父在广东潮安县被改变地主成分，大大改变对祖国的不良印象。这既争取了侨领，也有利于改善我国同侨居国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不久，即颁布一系列侨务法规、条例、法令，制定了系统的侨务政策，充分体现了对侨务工作的重视。

三、华侨科学家回国贡献才智

为了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献给新生的祖国，恢复发展经济、振兴科技事业，建国伊始，不少有学有造诣的华侨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生活艰苦、条件落后、百废待兴的祖国。他们成为祖国各条战线的一支生力军，与国内同胞一道，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科技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特殊的人才引进路径，缓解了建国初期高技术人才短缺的困难局面。

早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夏，周恩来便指示旅美进步侨团，要将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作为其中心任务；同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侨居国外和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一方面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被即将展开的祖国建设事业所吸引。“血浓于水”的亲情和“落叶归根”的民族传统，使他们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冲破境外对新中国敌对势力的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效力。

第一个回到新中国的是彭桓武教授，当他从爱尔兰起程回国的时候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倒需要理由。”后来他成为我国原子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0年6月，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留美科协”在芝加哥附近召开的年会上发表了一封给全国科学工作者的信，其中说：“我们一致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国，回到我们所来自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兄弟的行列，投入于建设新中国的巨潮。” 据统计，留美科协的成员中，有半数以上回到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回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年仅37岁的钱学森已经是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钱学森曾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领导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是卓著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先驱、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得知祖国希望他回国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时，便坚定了回国的决心，献出自己的一技之长。1950年7月，钱学森特意会见了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正式宣布：“我准备立即动身回国。我是中国人，新中国需要我……”钱学森归国的消息，在美国无疑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位海军次长背着钱学森议论到：“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因此，他们怎么轻易肯放钱学森回国。就在他准备起程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非法拘捕，随后又被软禁达五年之久。直到1956年，钱学森的一封急于回国的求救信辗转到周恩来手里，在周恩来指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据理力争后，1955年9月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担任了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第五研究院的领导人。1960年10月中旬，我国的导弹技术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国产近程导弹制造成功。1964年又攻下了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第二年，创新设计的具有更先进系统的中程导弹又获成功。钱学森成为中国的“导弹之父”。

我国土流变学和岩石力学的奠基人陈宗基，是1955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归侨科学家。他主持和参与主持设计了三门峡大坝、葛洲坝、南京长江大桥、攀枝花及大冶钢铁基地、塘沽码头等国家重大工程的设计。在国际上，他提出的“粘土结构力学和卡片结构”，被不少国外教科书称为“陈氏卡片结构”。1986年他被比利时国王授予“一级骑士勋章”。

任新民，上世纪40年代去美国留学，在密欧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当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即将鸣响时，他毅然辞去美国巴福罗大学讲师工作，从旧金山搭船回国。回到新中国后，他立即投入火箭和卫星研制工作，担任运载火箭和卫星的总设计师，为我国航天事业奋斗了30多个寒暑，“他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和卫星通信的研制中，在主持航天工业部的技术领导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从海外归国报效的著名华侨科学家还有地质学家李四光，原子能专家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卢嘉锡、王大珩、方宗熙等一大批人。据统计，从1949年9月到1952年底，留学生回国人数就达2400人，约占解放初期中国在外留学生总数的一半。 他们在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医学、光学、生理学等学科有着高深的造诣。他们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忘我的献身精神，工作和战斗在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成为新中国重要科学领域的开拓者和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尤其是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了有决定意义的奠基性工作，是新中国短时期内在一些高科技领域赶超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从而为中国新兴工业的崛起作出突出贡献，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示国力的最初基础。

除了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之外，还有一大批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工业、农业、国防、医学、文化艺术等各行各业，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四、华侨积极投资祖国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特别是党和政府制定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许多华侨回国投资兴办企业。据统计，从1950年至1957年，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的企业达50多个。 在政府的投资政策鼓励下，各地华侨投资公司相继成立。其中以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和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成立最早、影响最大。

(一)福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11月福建省接受了归国观光的、热心祖国建设事业的华侨人士的倡导，筹建福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952年7月该公司正式成立。作为吸收侨资的常设机构，并在厦门、晋江、龙溪三个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发行华侨股票，募集华侨资金引导侨资投向。截止1967年，仅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厦门办事处，分别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国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募集股金人民币1200万元。到1966年，共有11000余海外华侨认股投资，吸收侨资8000多万元人民币。福建省运用华侨投资的资金在全省27个县市新建和扩建了47个工矿企业，后来发展成为福建省的骨干企业。

(二)广东华侨投资公司

1951年开始华侨的，由国家和华侨共同投资，组成了华南企业公司、华侨工业建设公司和广州投资公司等三个规模比较大的公私合营企业。1955年3月，广东省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经与多方商议，把以上三个公司经过改组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广东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在广东出现了一个引导华侨投资的统一机构。广东华侨投资公司1955-1956年产值达7100万元，产品130多种，分别向港澳、东南亚、欧美等地出口。到1966年，广东投资公司共吸收华侨资金7800万余元，其中外汇资金6800多万元，股东近2万户，遍布世界各地。在广东省统一安排下，这些资金共兴办另外83家企业，其中工业占79%，农垦占13%，旅游服务占8%。

华侨投资公司在各地招募资金投资的工矿企业，对促进侨乡的工农业生产，繁荣侨乡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家乡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五、回国捐资办学

华侨侨居国外，远离祖国，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他们对于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寄托极大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犹如一个力量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广大华侨，他们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其中回国捐资办学、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即是一个方面。海外侨胞一向有在祖国和家乡捐资兴办学校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华侨回国捐资办学更加踊跃。

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一生为国捐资办学达1亿多美元，他早年创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感人事迹妇孺皆知。建国后回到家乡集美定居的陈嘉庚，继续贡献余生，重新修建和扩建这两所学校。1951年，他为扩建两校向亲友捐款，自己以身作则，首先捐出200万元，共集资2000万元，使两校规模更加扩大，教学设备更加完善。从1950年至1956年，陈嘉庚又相继为集美学村拨付经费和基建基金共353万多元。经过陈嘉庚的艰辛努力，使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成为矗立闽东南海滨的著名的中高等学府。此外，陈嘉庚还倡议创办了“集美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辅导归侨学生在国内中高等学校就学。10多年间，共接待18000名归侨学生入学补习，其中有3000多人考入国内各高等院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嘉庚倾资办教育，利国利民，功在千秋。

华侨实业家李光前，解放前曾独自捐资创办国光小学和国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他一面积极响应陈嘉庚捐资助办厦大和集美学村的义举，又独自出资410多万元华侨的，在其家乡福建南安扩建梅山学村，这所集幼儿园、小学、中学“一条龙”(包括植物园、实验室、体育场等)的配套学村，总建筑面积达73500平方米。

20世纪50年代前期福建省侨办中学20多所，到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期全省侨办中学增加到60多所。至于侨办小学的数量更多。而且有些华侨在捐资创办学校的同时，还捐资助办其他多所学校，如新加坡华侨杨逢年捐资30万元，在泉州创办华侨女子补习学校、华侨中学，还资助其他学校；印尼归侨尤扬祖在永春创办延清小学，出资助办中学许多所。华侨积极捐资兴学，不仅对解决华侨子弟教育问题有帮助，而且对发展侨乡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广东籍华侨纷纷出资在家乡办学。广东梅县有数十所中学，华侨兴办的占多数。印尼侨商刘嘉祺、刘宜应捐资在广东梅县创办华侨中学，此举得到海外及港澳客籍乡亲的襄助，合计达200多万元，使该校成为梅县的一流中学。兴宁、蕉岭、大埔等县均有华侨捐资兴建的学校。

也有的华侨在北方捐资办学，被誉为“江北一枝花”的山东华侨中学就是其中一例。

为了进一步鼓励华侨在国内兴办学校，发展文教事业，满足广大华侨子女求学的要求，1957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规定：(1)华侨兴办学校，由创办人提出建校计划、筹足开办经费并且确定经费的来源，报请当地市、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或者转请上级人民委员会批准。(2)华侨兴办的学校(以下简称侨校)名称由创办人自定。需要新校址的，由创办人提出意见，依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经当地市、县人民委员会核定，划拨地基。当地人民委员会和国营建筑公司应该把它做为公共事业给予协助，解决它的建筑材料和施工等困难。(3)侨校应该与公立学校同样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法令，并且接受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4)侨校设立校董会监督校务，负责筹措学校经费，保管学校基金，审核预决算，并且与捐款人保持联系。(5)侨校对侨眷子女和华侨学生入学应该予以优先录取，但是对非侨眷子女也应该按适当比例招收。等等。

由于政府鼓励和支持华侨回国捐资办学，国外华侨捐资回国兴办学校的积极性更加提高。据统计，从1949年至1966年，海外华人为福建捐资兴学款项共达5495万余元，平均每年323万余元。 至1958年，福建省有侨办中学61所，小学1295所。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外侨胞及港澳同胞捐资兴学捐款完全中断。

华侨捐资办学，大大减少了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经济负担，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特别是推动了侨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当然，华侨捐资兴学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多侧重于侨乡，出现了各地发展不平衡、资金数量有限的不足。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快速发展，各条战线包括侨务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可谓，开端良好。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审、副编审)

出版：《侨务工作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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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号：ISSN 1672-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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