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为华侨，泰国伟大的华侨，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1939年11月21日夜，泰国曼谷，耀华力路。

那一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

尽管战火没有波及泰国，但是空气中依然充满着压抑的气息。

亲日的泰国当局，对华侨出入，实行异常严格的限制，许多从中国远渡重洋，赴泰演出的潮州戏班，只好长期居住在曼谷，在耀华力路上开设了一家家“潮州戏院”，在泰国华人华侨的捧场支持下，艰难地维持着生计。

“杭州戏院”是老唐人街上，最负盛名的一家。

晚上10点半，一名六十岁的老人，在耀华力路的“杭州戏院”门前迎接自己的妻妹。

夜幕深沉，司机将女子送上汽车后座，老人也打开车门，准备登车。

突然，路边的阴影中闪出一个黑影。

在老人打开车门的一瞬间，黑衣的男人的手中亮出一把手枪，从侧面向老人开枪。

第一枪，打进了老人的左侧腋下。

枪声过后，老人缓缓瘫倒在地。

杀手走近，又在老人身后补射了三枪，然后转身消失在了夜色笼罩的街巷之中。

附近的泰国巡警闻声赶来，与司机一道将中弹的老人送往曼谷中央医院。

四发子弹，都打在了要害上。老人失血过多，呼吸越来越急促。

在弥留之际，老人向身边的妻妹喃喃地说出最后一句话：

“我虽死，你等勿用伤心，中国……一定胜利”

蚁光炎妻妹案发当晚被鲜血染红的旗袍

送到医院半小时后，老人的心跳停止了。

他的死，将震动整个泰国华人社会，震惊整个东南亚的数百万华人华侨，甚至让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延安掀起滔天的震怒。而更远之外的东京，将为他的死，而弹冠相庆。

死者，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

“华侨富商”蚁光炎

1879年，一个男孩出生在广东省澄海县东里南畔洲村的贫农之家。

大约是因为“五行需火”，父母为他起名“光炎”，一个充满了火焰与光芒的名字，希望他能红红火火，在晦暗动荡的世道上，变成一束温热的火光。

事后看来，这个名字，恰如其分。

蚁光炎的家庭，世代务农，家境贫寒。3岁那年，蚁光炎的父母双双去世。

童年的他，在众人的接济下，靠着“百家饭”撑过了孤独灰暗的童年，不到十岁便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拼尽全力，也依旧只是在死亡线的边缘挣扎。

就像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一样。

不过，出路还是有的。

晚清时期，广东潮汕地区的赤贫农民想要改变命运，最“王道”的出路便是“过番出海”，到越南、暹罗、马来，甚至北美各地，去换一种别样的人生。

赢了，便能衣食无忧，提携亲友，乃至荣耀故里的牛人；

输了，便是远航的船舱里，异国的马路边，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

17岁那年，年轻的蚁光炎，决定赌一把。

1896年，蚁光炎背井离乡，孤枕一席，前往越南。

中法战争结束没几年，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和柬埔寨，华人日子虽然不比越南人差，但也不过是法国人眼中另一种披着黄色皮肤的奴隶。

蚁光炎在柬埔寨做了6年的苦力，风餐露宿，起早贪黑。

白天在酒厂当杂工，晚上还要提工厂的主管打理家务，一天只喝两碗粥，省下的一点积蓄，托人带回中国救济亲人。

在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大学校园里悠游岁月的年纪，蚁光炎在柬埔寨度过了困苦而绝望的6年。

眼看没前途，他又一次踏上了远行的路途。

1902年，蚁光炎，辗转来到暹罗，投奔自己的堂兄蚁潮命。

蚁光炎在暹罗，同样从一名“酱园”的杂工开始起步。

老板见他办事牢靠，为人正派，便让他当领班，押运货物，最后把货物进出口的报关工作也交给了他。

对于年轻的中国华侨蚁光炎来说，人生的齿轮，终于开始转动了。

在担当“企业白领”的岁月里，蚁光炎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用300泰铢作为本钱，租了三条小船，从“驳船航运业”中，赚到了第一桶金。

蚁光炎的生意，开始变好了。在暹罗外贸繁荣，“火船”（蒸汽轮船）航运兴旺的背景下，他购买和租赁的船队规模越来越大，很快成为了暹罗、柬埔寨、越南之间的航运巨头。到了30年代，他创办的“光兴利航业公司”经营的航运企业已拥有轮船50多艘、员工近万人，在泰国河运行业中成为前茅。

在航运成功的基础上，蚁光炎进军商贸，出口泰货，并成为了当时暹罗的“高新支柱产业”——火砻（机械化碾米）的主要玩家。

他创办的光兴泰、光顺利、光顺泰三家“火砻场”，以及利民兴记油厂，在泰国声名鹊起。蚁光炎甚至在越南开了一家“合和隆酒公司”及机油厂，经营规模之大，盛极一时。

在那个年代，华人富商们有的开赌场，有的开农场视为华侨，有的开工厂。而蚁光炎控制的航运与暹罗大米加工出口，可谓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暹罗支柱产业。

他不只是那个年代的谢国民，更是那个国家的任正非。

到这里为止，蚁光炎的故事，很典型——典型得有些乏味。

南洋华商，从做苦力、挑大粪、混黑道起步，一步步发展成巨贾壕商者，大有人在。以至于侨商传记写下来，一个个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假如他的故事仅此而已，虽然励志，但也算不上传奇。

1937年，属于他的传奇，开始了。

“抗日英烈”蚁光炎

1936年开始，蚁光炎登上了泰国华侨的群峰之巅。

从那年起，他成为了“中华总商会”的主席，以及“报德善堂”的董事长，潮州会馆、天华医院、华侨大学、火砻公会（机械化稻米加工产业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他甚至同时还担任了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广东省参议院议员。

生活在内地的同胞，也许无法体会这几个头衔意味着什么。

这么说吧，即便到了今天，担任这些职位的泰国华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泰国百万华人的“领袖中的领袖”，是全泰中华同胞心中的“无冕之王”。

在那个中泰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这些机构为旅泰华侨出具证明手续，办理往返签证，接洽商贸活动，甚至承担了许多为华人争权益的“司法援助”和“领事保护”功能。

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而言，蚁光炎就是一个“家长”，一座“桥梁”，代表着全体华人并将其与中国连接在一起的，某种至高的象征。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刚刚“登顶”的蚁光炎，从一个“在泰华人的宗长”，变成了一个“华侨抗日的领袖”。

在那个年代，南洋华人异常热爱中国。

东南亚各家当地政权，出于“扶华制土”政治目的，以及并不发达的国家宣传机器，因此大都对本国华侨采取“放养策略”。

华人子弟，虽然也把东南亚当成第二故乡，但是接受中文教育、阅读华语报刊、心系家乡故土——纵使名义上是大英女皇、泰国国王的子民，但是无论是文化底色，还是国族认同，当年南洋华人骨子里就是一群中国人。

因此，一旦母国有难，那些异国土地上成为了佼佼者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弟，会如此义无反顾地用一生积攒的财富乃至生命，去回报那片陌生的故土。

当然，即便远离战火，“救国”也是一项危险的行动。

在中日战争期间，泰国可以算是一个亲日国家。不但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甚至寄希望于搭乘日军的顺风车，将中国西南的领土纳入“泛泰主义”的版图之内。

华侨抗日，可不是今天的地震捐款。

华人，在泰国领土内公开的反日活动，实际上要承受巨大的风险。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希望渺茫的付出，更是来自于日本人、泰国官方、以及汪伪政权的威胁、跟踪、拘禁，乃至暗杀。

理解这一切，才能知道，“爱国华侨”这四个字，在彼时彼地，意味着什么。

蚁光炎的第一个行动，是捐献。

七七事变以后，蚁光炎将商业事务交给家人打理，成立“全国劝募公债暹罗分会”，将公司几乎全部可以动用的资金全部捐出。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11月蚁光炎遇刺为止，蚁光炎向中国军民捐献的财物，相当于今日的五亿元人民币。

除了自己捐，他也想方设法号召泰国同胞捐资救国。他组织舞狮队，发行救国劵，将“九皇斋节”改造成抗日募捐，带领侨团深入泰国各大华人街区宣传抗日救国。

他甚至自己儿女的日常餐食花销，也被他压缩到每天十士丹（泰铢一毛钱）——省出来的，全部投入“救国捐”，购买物资，支援抗日。

1938年，蚁光炎以报德善堂的名义，在三日之内买光了当时泰国市场上流通的所有布料，用于缝制中国抗日将士的冬衣。

同年，蚁光炎捐献了一批珍贵的卡车支援中国，并发动泰国华人机工（司机和工程维修人员）驾驶这些汽车，在中国西南运送抗日物资。

重庆政府，将其视为泰国华侨的“战时大使”，对其委以重任，采纳了他“开发云南，建立后方”的战略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接受了蚁光炎资助的药品、车辆和汇款。

国共两党，对蚁光炎的评价是一致的——“对抗日异常热忱”。

捐款捐物，在当时的爱国华侨当中，司空见惯。

而蚁光炎的“异常”之处在于，他不但捐钱，还直接用自己的身躯，实际的行动，正面与日本人对抗。

从1937年开始，蚁光炎便开始号召同胞“抵制日货”，并命令旗下所有船只，不得为日本企业运输任何货物。

不久之后，蚁光炎还策动泰国火砻行业，拒绝向日本出口暹罗大米，对高度依赖东南亚资源的日本实施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断供”，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蚁光炎的抵制下，泰国日货的集散地“力察旺大马路”，成为一片门可罗雀的死地。北起清迈，南至合艾，华侨商店和华侨摊贩一律不进日货，而蚁光炎作为在曼谷和湄南河口拥有最多驳船的船主，下令自己庞大的船队停止运输日货，各个火砻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尽管自己的事业由此受到严重损失，但他还是在所不惜

日本财阀派往南洋的视察员承认：“华侨在暹罗的排日以驳船罢工起首。吃水十二尺以上的海轮，不能在曼谷码头卸货，而自事变以来，华人驳船并不愿意协助。如此情形，于日本对暹罗的影响颇巨”。

由于蚁光炎领导爱国侨胞抵制和拒接日货，尽管泰国亲日，日本与泰国的贸易值，也从1937年9月的630万日元，迅速下降为1938年4月的270万元。

除了常规的“捐款怼”，激烈的“断供杀”，蚁光炎甚至亲自上阵，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1939年5月13日，蚁光炎赴韶关参加广东省参议员第一次会议。

为了躲避日机的狂轰滥炸，蚁光炎不顾个人安危，飞抵香港后，改乘小船到惠阳沙鱼涌上岸，辗转到兴宁再抵韶关参会。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

汕头失陷了。

澄海县长紧急派兵，在乱军之中找到蚁光炎，将其护送香港。

在一个爱国华侨返回他的家乡的日子，他的家乡，却沦陷了。

炮火崩裂的光芒，如同夏日远方的雷电一般划破夜空，焚烧的村庄散发出扭曲的烟雾，在大地之上凄厉地飘荡。

在沦陷日，蚁光炎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故乡。

这一眼，便是永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香港、广州、重庆各地辗转，押运物资，协调汇款，汇报情报，提出对敌方略。

为了救国，他赌上了自己的全部，用无数苦涩的艰辛所换来的毕生所得。

无数泰国青年，跟随他的脚步，成为了“抗日南洋机工”的一员，带着满腹才学与技能，奔赴前线，为司机都找不到几个的积弱之国，雪中送炭。

这些以身赴死的青年中，包括他的外甥陈万通、义子丘顺贵。

中国人有多么爱他，日本人——以及他们的仆从——便有多么恨他。

到1939年，日本人开始向蚁光炎发出明确的威胁和警告：不要再从事反日活动，如果不能投降效忠，那么至少不要再回到泰国，让大家都能行个方便。

泰国亲友劝他收敛锋芒，中国则劝他暂时在中国躲避。

而蚁光炎的回答是：“为国家侨社之事，何处非险地？大义所在，岂敢以性命自私？”

日本人动了杀心。

1939年11月21日夜，在外会见友人的蚁光炎，顺路到唐人街“杭州戏院”送妻妹回家。

就像我们在文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在那一夜，蚁光炎遇刺身亡。

中泰两国的中国人，为蚁光炎的死而悲愤异常，国民党元老林森和于右任，亲笔为其题挽联墓碑。重庆的《新华日报》虽然把蚁光炎的头衔写成了“盘谷商会主席”，但却也准确地指出了这一场枪杀的实质——在日本策动下的暗杀。

泰国警方在调查之后，暧昧地表示，此次凶杀“具有政治背景”，“有某方势力在幕后策动”。

此后，关于这场轰动亚洲的刺杀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

而日本的新闻媒体上，则为“蚁光炎氏の死”，而弹冠相庆，欢欣鼓舞。

无需重演他，但请记住他

一晃眼，从蚁光炎壮烈殉国，至今已经过去了快八十年。

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给钱，散尽家财；有人舍命，洒尽热血。

而以一国华侨领袖之尊，千金万贯之体，慷慨赴难，以身许国，将财富和性命同时献祭于民族解放的祭坛，“不要钱也不要命”的人，只有蚁光炎一人。

正是因为这样，蚁光炎弥足珍贵，恒久伟大。

有人大概会以为视为华侨，在这个节骨眼上讲述蚁光炎，是在煽动情绪，绑架道德，挑唆这曼谷城里十万同胞，华埠会馆里的“名誉主席”们，都去和某国大统领死磕到底。

没那个必要。

如今的中国，离那个地步还远得很。

在群星璀璨的泰国历代侨领之中，蚁光炎是一块界碑，一座山峰，一种信仰。

我们不需要，也无法，去效仿他的人生。

但是，至少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记住这个名字背后那段不平凡的历史，那群不平凡的祖先们，曾经为危亡的国度，所做出过什么。

然后问问自己的心，如果真到那一天，你是否能够像他们那样，用荡气回肠的坦然，去为自己的人生勾勒出一个流星飞雪一样美丽的结局？

直到今天，属于蚁光炎的人生传奇，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

那种力量，是一种仰望，一种纯真，一种在比生命要更宏大的故事中，绽放的辉煌。

不需要任何包装与煽情，勾勒与渲染。

只需一纸素白的剧本，便足以让生命的光辉被永志铭记。

这，才是蚁光炎，对于我们这群人，真实的意义。

2010年，根据家属的意愿，蚁光炎的遗体在曼谷火化。

在火化葬礼现场，时任中国驻泰大使管木说，让我们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们才会知道，

这个国度，这个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一段英雄的记忆。

配得上祖先们在耀华力路的夜色里，所流下的鲜血。

以及鲜血流尽之前，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中国一定胜利”

泰国史上最伟大的华侨，蚁光炎——

你的故事，永在天地；愿此天地，如你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