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侨抗日，致公党员讲“四史”丨李景光：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七）

华侨（接上期）

四、华侨对中国抗战的人力支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和国内军民一起，拯救民族的危亡，海外赤子回国服务、请缨杀敌者络绎不绝。父送子、妻送夫，或夫妻双双回国参战的场面，在海外各地很常见。华侨青年和学生，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学业，离开温暖的家庭，回到祖国，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神圣的抗战。他们中许多人为抗战建立了卓越的战功，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参加战地救护工作

华侨组织的医疗救护队，仅印尼就有十几批，其中第十三批队是爪哇华侨救护队，携带大量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奎宁丸）等药品，开赴祖国抗日前线。1937年10月，由吧城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准备组建一支吧城华侨救护队。登报后，应征者竟达400人之多，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由医生吴英璨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并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吧城出发，到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

由30几位医生和50几位救护组成的荷属华侨救护队，在前、后方的途中救护运送伤兵，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

在暹罗，“七·七”事变后，旅泰华侨技术人员包括机械工人、护士、汽车司机等数百人组织回国服务团，华商黄有鸾医师，慨赠巨资，代购船票、衣物、用品及现金，并开会欢送。黄本人却因此为泰国政府所迫而离境。泰国医务界侨胞另组救护队回国服务，推黄氏为总队长，购置大批医药用品回国。黄有鸾又将自营的药房价值数百万元的药品全部带回祖国，贡献给抗战。他前往第九、第四两战区前线，救护受伤将士及战区难胞。常德会战开始后，敌我屡进屡退，战事激烈，伤患激增，黄有鸾率救护队深入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兵。

曾获得缅甸政府医学奖的医师陈雅云任总队长的缅甸华侨救护队，在2个月内，就在战区医愈伤兵和难民万余人。越南华侨童子军救护团66人，返国后在广东东江各战地服务。在马来亚，侨胞组织了以陈俶为首、由26人组成的星州华侨救护队，槟城华侨救伤队等。

1937年9月，胡文虎在香港召集他捐资建校的红十字救护科毕业生500余人举行茶会，鼓励他们回国服务，会上报名踊跃，救护队当即成立。他还捐资1万元为队员们添置用具和衣物。接着，救护队分批出发赴上海战场服务。

新加坡华侨林可胜（林文庆之子）战前即应聘回国任教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七·七”事变后，林可胜送眷属回新加坡南洋华侨抗日，他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后在贵阳图云关创办红十字救伤总站，除办医校及训练示范病房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材制造厂。至1940年下半年，先后在救护总站受训毕业派往各战区医院服务者5000余人，在校者60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至1938年底，一年半时间内，菲律宾华侨青年就组成了四批服务队回国，其中第三批是由27人组成的战时救护队。在广东、福建，华侨回乡服务团开办医务培训班，训练救护人员，在侨乡救护、医治了大量的伤员和同胞，影响很大。

在祖国各个战区以及后方的华侨救护队、华侨医疗站等，不仅抢救了许多伤员将士和难胞的生命，治愈了许多将士和难胞的疾病，而且，他们那种不畏牺牲勇于吃苦的精神，也给前线将士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他们的杀敌斗志。

2、参加战时运输和航空救国

（1）华侨机工参加战时运输

华侨机工是抗战期间从南洋等地回国支援抗战的汽车司机和修车技工的通称，他们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滇越铁路（从云南昆明到越南的海防）被封闭，国际运输几乎断绝。西北公路条件恶劣，每月汽车运输不到1，000吨物资，国防军需几乎全靠新修建的滇缅公路。

新修建的滇缅公路通过高山峻岭，道路崎岖险恶。工程初竣，路基未固，急需大批优秀的汽车司机和修理技术人员，当时国内十分缺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昆明的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提出聘请华侨机工的要求和条件。南侨总会按照西南运输处的要求，在报纸上登广告并发出通告说：召募机工回国，“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是要”。

一声号召，八方响应；祖国需要，侨胞有责。槟城、吉隆坡、沙捞越、巨港、苏门答腊、暹罗等各地的大量机工踊跃应募。他们应募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国效劳。机工们告别妻儿老小，放弃了稳定优裕的生活，毅然奔赴战火纷飞的祖国。有的机工是瞒着全家，改了名字秘密应募的；有的机工尚未成婚，是告别未婚妻回国的；有的未到十八岁，多报了年龄争取回国服务；有的刚结婚就离开了妻子；有位师傅放弃了月薪200多元（坡币）的优厚待遇，招呼十几位徒弟，带着全套工具，一起踏上归国之路。新加坡的李月美，女扮男装，和弟弟一起应募回国。

槟城华侨筹赈会接南侨总会通知后，请专人对华侨机工进行军事训练，又请教员为机工补习文化；发动裁缝店、服装店向每位归国机工赠送一套中山装，一套短便装；动员橡胶厂赠送每人一双球鞋，金店和百货店赠送每人一条英国羊毛毯；并发动酒楼、饭馆假春满园游艺场和紫罗兰酒家招待机工送行顺风酒。启程那天，春满园游艺场人山人海，侨胞们以热烈、崇敬的心情鼓掌送别。其它地区送行盛况也大致相同。陈嘉庚对由新加坡启程回国的南侨机工发表讲话说：“你们是代表海外一千余万华侨回国参战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各地归国参战的华侨机工前后9批，共3，200多人。

3，200多名矢志救国的华侨机工中有普通工人，有富家子弟，也有大学生。他们放弃优厚的收入和较为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国抗战。槟城槟榔麾多汽车修理厂的一位师傅带着两个徒弟一道回国。马来亚华侨林福来谢绝亲友的挽留，把相依为命的弟弟托付给别人，自己随第五批南侨机工回国参战。林福来回国服务不久，只有18岁的弟弟林亚水也参加第九批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到国内，但因工作繁忙，兄弟俩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相见。机工中有的是瞒了父母前去报名；有的谎称自己年龄刚好符合条件；有的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亲友帮助照顾，约定三年以后如自己未能回来，则让妻子儿女自谋生计……

南侨机工回国后，在昆明等地经简单军训，便先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大队及后来组建的华侨先锋队，开赴滇缅公路沿线，投入军运工作。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有半数以上是南洋回国华侨。他们的工作非常艰苦，高山峻岭、深山峡谷，稍有不慎，便车毁人亡，日机还经常轰炸，加以深山老林，疟疾流行，因此平均每天有七、八人因公献身。一旦抛锚，等别的车来抢修，有的要在车上挨冻受饿一、二天。而机工们的生活待遇也很差，许多人连被子、蚊帐都领不到，有时候还要受一些官吏的欺凌、虐待。真是处境险恶，困难重重。但是，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以“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的豪言壮语激励自己，表示：“参加抗战，报效祖国，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也要坚持到底。”更可贵的是，这些华侨机工虽然每月可以从政府领到一点津贴，但有1/3的人都放弃了津贴，完全依靠海外汇款来维持生活。西南运输处每月发给机工的三、四十元（仅合六七元坡币）生活费，在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实在不够最低生活费用，机工们只好写信回南洋，要家里寄钱接济。正是爱国华侨机工的英勇献身，日夜不断地为祖国输送抗战物资，仅在1939年7月到1942年5月期间，经他们之手由滇缅公路运入中国内地的军用物资即达45.2万吨。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被誉为抗战建国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1940年7月18日，英国封锁滇缅公路之前，南侨机工全力投入抢运战略物资的工作。他们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把大批战略物资抢运回国。据芒市地区的几位老人回忆，当时，大约每隔3分钟就有一辆汽车经过芒市。到7月18日滇缅路被封之时，共有2万多吨军用物资被抢运到中国国内。而以前运送此等数量的物资，至少需要4个月。当时的南洋华侨回国服务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王亚六回忆说：1941年3、4月间的一天，他正好开行驶走到离功果桥（澜沧江西岸）几百米的地方，只见27架日本飞机，分成三批，轮流俯冲投弹，近200米长的功果桥被炸得只剩一座桥头堡。一些机工用空汽油桶扎成大排筏，运载汽车过江。为了纪念曾在滇缅公路上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战斗过的人们，1987年初，云南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将在昆明西山风景区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以褒扬南侨机工所建树的不朽功勋。

滇缅公路全长一千二百多公里，宛町至昆明九百多公里，腊戌至缅甸九谷二百多公里。公路翻越高黎贡山、大王山，穿越怒江、澜沧江、澜鼻江，途径十个城镇，行驶全程需七八天。一路深山老林，野兽出没，毒蚊侵袭，道路坑洼不平，每遇风雨更是泥泞不堪。满载军火行进在这样的高山峻岭中，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而且敌机时常在头上盘旋追袭。敌机来袭，机工们只能跑到山林中暂避；风狂雨骤，就在驾驶室内坐等天晴；车子抛锚，苦等来车抢修，有时竟在车上挨饿受冻一二天，即使生病也无人问津；途经城镇，车泊露天，自己花钱借宿。待遇恶劣，困难重重。但机工们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仍然充满乐观精神。他们说，整天奔驰在“风花雪月”——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之中，目睹祖国大好河山，更觉得祖国的可爱。

南侨总会十分关心滇缅公路的运输情况和归国机工的工作、生活，派总会交际委员刘牡丹专程去滇缅公路考察。根据考察的情况，南侨总会和陈嘉庚采取了以下措施：每个机工赠送蚊帐、毛毯各1件，工作服、卫生衣各1套，羊毛袜两双，运动鞋1双，奎宁1瓶。总共购置了3，200套，每人9件物品，于1939年底备齐送回昆明；建议西南运输处在沿途各城镇设立机工宿舍、医疗站和停车场。陈嘉庚将这些措施分别电告重庆国民政府和昆明西南运输处。派庄明理去滇缅公路负责办理有关事宜，后又任命他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

陈嘉庚还计划将滇缅公路分作6段，每段150余公里，设立7个停车站，每站建几个停车场，容纳货车300辆。所需经费共100万元，全部由南侨总会提供。为了增加滇缅公路的运输量，中国交通部决定全路加铺柏油路面，估计需费2,000万元。陈嘉庚“对此事甚为关切”，经与交通部长张嘉璈接洽，答应由南侨总会献叻币200万元，由庄西言、候西反2人代表南侨总会监督这笔款项的使用。除南侨总会组织回国的机工外，海外各地还有许多自行组织的机工回国服务团（对），每团（对）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上百人不等，他们回国后分散到各战区服务。如印尼苏门答腊华侨汽车同业及机师回国服务团一行20人，在团长黄锡歆的带领下，于1938年6月抵达武汉。黄锡歆向侨务会报告，还有熟练司机80余人，在海外待命回国。由汽车司机、电工、木工、铁工等76人组成，以黄富求为队长的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于1938年8月由仰光登轮回国，途径槟城、新加坡、香港、广州，所到之处，备受欢迎。10月到达武汉后，呈请军政部要求分配抗战工作，被编制为一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立即投入前线抗战活动。还有以王文松为团长，由35人组成的新加坡华侨机器工程回国服务团、冯维、刘茂桂率领的暹罗华侨汽车司机工友归国服务团、吉隆坡华侨机工回国服务队、菲律宾华侨汽车司机服务队和非洲华侨汽车工友服务队等。

一批批归国华侨机工和滇缅公路上的华侨机工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同祖国人民一起流汗、流血，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重庆一位华侨司机对同胞説：“我回国快两年了，吃穿虽然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既然回国，就要服务到底，抗战未胜利，国家怎么有脸孔见人”。郭沫若记述他1938年在武汉遇到一位卡车司机的感人事迹；那是“从马尼拉（菲律宾首府）回国服务的一位华侨青年。据他说，他在马尼拉还有自家用的小汽车。回国后被分派在九战区服务，不久便得到疟疾。隔两天发一次，就在回武昌的那一天，在路上他的病发了。我劝他停下来休息，他却不肯，因为前方急于要车子。于是在发寒冷的时候，他把军毯来裹在身上，仍然开驰着。待到发出大烧，终竟不能支持了，不得已才停了车，倒在路边的草堆里睡了一个多钟头。”郭沫若激动地说：“他这样爱国的热诚，难道不是可歌可泣吗？”越南华侨江侠，原与长子江明在西贡开办华文学校。抗战爆发后，江明决心奔赴延安投考抗大，江侠本人也决定率领越南司机回国服务团归国，于是出让学校，变卖衣物，遣送妻子携带幼女回香港，露宿深水涉贫民区。这种毁家纾难的爱国行为，十分令人感动。

（2）航空救国运动

广大海外侨胞为了振兴祖国，驱除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开展了捐款购机、为祖国培养和输送航空人才的航空救国运动。

海外侨胞特别是美国华侨纷纷建立“华侨航空学校”，为祖国培养空勤人员。成绩卓著者，则始于仅有2000余华侨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1931年10月10日晚，波特兰市侨胞观看醒社社员演出《万宝山惨案》话剧，并邀黄兴夫人徐宗汉演讲，号召侨胞筹款救国，多做实际工作。当晚成立了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翌日筹组航空学校，选出30余人为筹备委员，其中9人组成理事会，接着，林若泉医生捐献富烈（Fleet)教练机一架，救国会又新购“美洲号”教练机，并向各埠募捐。公布了《美洲华侨航空学校招生简章》14条，阐明该校宗旨为：“训练航空人才，对外为巩固国防，尽力拒敌；对内为发展航空事业，永不参加任何政争内战。”第一期招收黄泮扬、陈瑞钿等学生17人，聘美国航空家乌德（Green.Wood）为教习，张达馗为监学。同年12月13日举行开学典礼，次年5月毕业者16名。8月20日，由航空救国会资送回国者有黄泮扬、陈瑞钿、邓秀生、张达馗等9人，以及先在亚卡斯航空学校毕业者许子琛等3人，全队共12人。返国后，在广东航空署华侨班受训6个月，然后编入各队。

该校第二期共招收学生20余人，其中有女生李月英、黄桂燕等2人，于1932年5月开学。7月7日，为解决经费纠纷问题，航空救国会向侨社发表宣言指出：“祖国不幸，倭寇压境。淞沪战争，虽告敉平，惟东北河山，尚在破碎。读三省同胞迭次血泪书成之通电，呼天抢地，惨不忍闻。呜呼！谁非轩辕后裔，而不思有以拯救之乎？……国内同胞，亦以剑及履及，磨砺以须，誓以铁血头颅，与日贼对抗。我海外侨胞，当亦须乘时继起，决订整个救亡之大计，在外呼应以为政府后盾。”

宣言最后指出：“如今资送该生等回国旅费，及此后会务维持，为数不少，不能不仰望于各埠侨胞之援助……鼎力输助，共成航空救国义举。”

第二期聘请西人艾伦（J.J.Allen)为校长，罕特斯（)为教习。所授飞行术，分初级飞行、高级特别战斗飞行、夜航飞行三种。1933年2月12日，第二期学生林觉天、李月英、黄桂燕、陈鸿汉等13人毕业。1932年3月，洛杉矶华侨建立华侨航空研究会，并组织一所航空学校。1934年5月，航空研究会扩大组织为美洲华侨航空协会。协会有教练机两架，学生20名，毕业生中多人回国服务。

1933年2月。旧金山华侨青年组织飞鹏学会，飞鹏学会在旧金山旅美华侨拒日后援救国总会和广大华侨青年的支持下，成立绿梅中华航空学校，制定招生简章15条，规定该校“以栽植航空人才，巩固国防，永不参加任何内争为宗旨”。该校于1933年8月开学，1941年1月结束，共办三期训练班，培养空勤人才约70人返国杀敌卫国。该校第一期毕业生20人于1934年4月毕业。6月，旧金山旅美华侨拒日后援团救国总会举行欢送会，向每位毕业生赠送一枚戒指，上镌“誓不内战”四字。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于“七·七”抗战后，组织华侨青年建立飞行学校，雇用一名美国空军少校任教南洋华侨抗日，在布鲁林机场进行训练，准备回国参战。1942年，俄勒冈华侨救国统一会以募得的捐款向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购买AT6型战斗教练机三架，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赠与中国派遣来美受训的航空生使用，毕业后带回中国。同时，美国其他地方以及加拿大等国航空学校毕业的华侨青年，也相继归国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4月，数名菲律宾华侨飞行员和不下百人的修理飞机技术人员，回国效力。1939年初，菲律宾16名华侨飞行员回国参战。1940年7月，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青年回国报考的就有145人。

一批批华侨飞行员回国，增强了中国空军的力量。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几乎全是华侨。“在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占四分之三”。他们“战绩卓越，尤其蜚声于空军界”，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和“保卫祖国领空的长城”。

1937年8月14、15日南京句容空战中，日军首次使用自誉为王牌的木更津轰炸机队，由台湾起飞，每次9架，分两批远航偷袭南京、句容、杭州等空军基地，中国空军迎头痛击，这是抗战以来较大的一次空战。在这次空战中，美国归侨陈瑞铀、雷英均、黄泮扬、苏英祥、黄瑞新和其他华侨飞行员，同战友们一起，勇猛机智，名震一时。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大胜日本空军。为了纪念这个辉煌的战果，“八·一四”这个日子被定为中国航空节。

在对日作战中，黄泮扬、陈瑞铀骁勇善战，分别击落日机8架和6架，号称虎将，都被提升为飞行大队长。黄泮杨对一位记者说：“在美国，我们那时候深感到一个中国人的可怜。我们总想：为什么一个堂堂大国的国民，在外国是这般被人瞧不起？我决心要学点可以使祖国强大的技能回去。我选定了航空一途，而且还组织了一个航空救国会。后来学成飞行，才回祖国。”1937年9月19日，山西太原空战中，陈瑞铀驾机与敌方96式驱逐机单独搏斗，敌机被击落，陈机亦受伤下坠在一座学校的房顶上，幸亏没着火。一位教师将满脸鲜血、左臂中弹、已处于昏迷状态的陈瑞铀急送医院抢救。被陈机击落的这架飞机，驾驶员是日军一名航空队大队长，曾在中国东北任过飞行教练，技术优良，枪法亦佳，被誉为“驱逐之王”，岂料这次空战竟丧命在华侨飞行员手里。在粤北始兴西边大山上空的一次交战中，陈瑞铀在僚机的配合下，迫降了日机，生俘了日军飞行员。1938年，在华中地区上空的一次激战中，陈瑞铀遭到三架日机的轮番攻击，弹药耗尽，他决心与敌机撞击，舍身报国。陈瑞铀进逼敌机，敌飞行员胆怯逃跑。结果两机的机翼相碰坠地。陈瑞铀跳伞，头部受伤。人们称誉“他是敌航空人员所最怕的一个中国飞航员”。1943年昆仑关之战，陈瑞铀脸部烧伤甚重，回美国就医。美国归侨飞行员黄新瑞，在美国屋仑斐摩上校飞行学校毕业，1934年回国，抗战以来，他曾经击落敌机17架，战功显赫，积功升至大队长。

1939年，加拿大归侨飞行员马俭进奇袭运城机场的战斗中，所立的战功也是突出的。运城是华北日军在晋南的重要基地，日军在这里扩建了一个大机场。是年7月25日，中国空军6架飞机分两批连番轰炸运城机场，马俭进是第一批3名飞行员之一。他们从成都起飞，穿过秦岭南侧，直插运城机场上空，以日本重型轰炸机为轰炸目标。三机咬尾高速低空投弹，日军猝不及防，机场顷刻间就埋葬在一片火海之中。这次闪电奇袭战，3员战将一举炸毁敌机三十余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最成功的奇袭轰炸”。

菲律宾归侨、国民党中央航校教官刘领赐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又在杭州、扬州、汉口等地上空与日机激战，屡建战功。记者采访时，他说：“我连结婚的事，都未想到（已30岁了)，只是希望好好打几次仗。”印尼巴达维亚华侨、中国空军歼击机飞行员梁添成战功显著，成为“战斗英雄”，马来西亚华侨飞行员林日尊等执行过平型关轰炸敌阵和冀北、冀中轰炸敌军交通线的任务。泰国华侨飞行员韩锦桐，曾被誉为“敌人到那里，那里的轰炸必定有他高踞在上”。归侨谢全和、刘盛芳、陈镇和、倪桐植、蒙文森、唐夏威、谭云鹏、谭笑严、薛炳坤、马国廉等和其他归国华侨飞行员，都为祖国抗战做出了显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