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侨史，东南亚华侨口述历史丛编（16开精装 全八册 影印本 原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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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福建与东南亚之间的互动、交流古已有之，华侨即是这种往来的重要践行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印尼政府对华侨政策出现变化，部分华侨正常的生产经营与生活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虽然印尼政府对华侨政策调整初期，主要是政府限制华侨小商小贩在县或县以下地区的经营，但随着局势变化，其波及范围开始向全国蔓延，涉及的地区、职业和人群方面非常广泛。

受此影响，一部分华侨被迫回国。中国政府为了保护海外华侨权益，迅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应对措施。中共中央于1960年12月20日出台了《关于准备大量接待归国华侨的指示》，并在1961年1月由“中侨委”根据中央相关指示制定了“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的方针，计划将大多数的归侨安置在广东、福建、云南、广西等四省、区，并新建或扩建了数十个华侨农场，华侨农场迅速成为归侨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在接收归侨，做好生活和生产的同时，相关研究部门也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对归侨进行调查采访的工作，其中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成绩尤其突出。

成立于1956年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即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前身东南亚华侨史，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南洋研究所建立之初，受“中侨委”直接领导，针对上述情况，南洋研究所认真研究中央精神，组织人员对印尼华侨、归侨等进行调查，并将时属广东省的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福建省的常山、双阳、北硿华侨农场的归侨作为重点调查对象，同时也对因侨居国社会政治等因素临时回国，居住在广州、福州、泉州、厦门等地华侨大厦的许多华侨工商业者，进行大量的采访，最终形成了数百万字的调查访问材料，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汇编工作。

当时的采访调查，访谈对象人数超过千人，如依其职业统计，计有：工业（工厂主、巴力头锡矿主、手工业者、铁匠、木匠）、商业（进出口商、中介商、商人、小商、小贩、店员）、农牧业（农场主、畜牧业主、家禽业主、蔬菜园主、果园主、农民、牧民）、渔业（渔船主、鱼商、渔民）、工人（矿工、橡胶工、烟工、建筑工、码头工）及工头（大小曼律、龙帮工）。而在这些被采访的归侨中，以契约华工的地位最低，境遇最惨，本书中收录有近百份契约华工口述记录，具有重大史料价值。

在调查陆续完成后，相关的访谈、口述历史资料被汇集成册，以手稿、油印稿的形式汇编收入南洋研究所统一整理命名的“资料辑存”里，但随后因政治运动和其他各种原因影响，这批珍贵的口述调查访谈资料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只有个别学者了解并使用到。

汇编后的东南亚华侨、归侨的访谈，主要是关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情以及华侨社会等口述历史资料，尤其是二战前后活动在南洋华侨社会中数以百计的人物传记，以及记述其侨居生活经历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访谈对象在南洋诸国各地经营或生活工作数十年的华侨，他们所讲述或回忆的内容，具体而真实，并且在访谈中能够基于在侨居国生活的所见所闻东南亚华侨史，提出一些关于中国侨务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看法和见解，非常贴近现实和具有针对性。这些华侨所提供和反映的情况，弥补了以往文献史料的空白和缺漏，为我们全面、客观了解20世纪中期的东南亚国家的国情民意、华侨社会提供了鲜活的史料，对当前国人认识、理解周边邻国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半个多世纪之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对这批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口述史料进行重新整理，因该批资料所访谈的对象主要是东南亚归国华侨、资料收集主要采用口述访谈的形式，并以口述资料的研究价值最为突出，故在本次整理时将其定名为“东南亚华侨口述历史丛编”，希望借助直接影印出版的方式，因应“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国一策”之需求，为海上丝路沿线东南亚地区诸国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资料、思路和线索，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有益参考。

《东南亚华侨口述历史丛编》共8册，收入采访调查500余份。其中第1册至第6册前半册，所收录调查访谈的对象以印度尼西亚华侨为主。第6册后半册和第7册前半册，是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等的调查访谈，第7册后半部分收入的是对柬埔寨归侨的调查访谈。第8册收录的是涉及广东华侨企业史（江门地区、汕头地区）、福建华侨企业史等的调查访谈资料，福建侨务第二次调查的相关资料也被收录在内。

本书的出版，对于福建侨史、东南亚华侨史、东南亚诸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文化的研究，可以提供较为丰富和真切的历史资料，可以促进相关研究更为具体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