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华侨商业城，一段不能忘却的珍罕历史：广州沦陷后，30万难民挤入韶关

请看广府人抗战韶关避难“叹早茶”，翁源客家神枪手、七旬老人扛枪击退日寇。

本文约5000字。有珍罕史料，因不想强行拆散，经整理，遂成此篇。

深度文章，阅读时间你来定。

上上一篇文章讲到韶关市区并不都讲白话，有人以偏概全为白话张目而已。

上一篇文章还讲到韶关白话历史应可追溯至清朝，一个是清远移民过来的，一个是东街开铺做生意的商人，广州商人还建住宅聚居于广富新街。

据资料显示，到了民国初年，韶关曲江县东街的商铺已经满额。看来这生意还是可以，这预示着东街商业区域得要扩张了。

本篇为“韶关粤语史”之三。

韶关成南粤抗战中心，大批机构迁此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迁址韶关，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也迁至韶关。

韶关一时间成为战时省会和广东军事、政治、经济、文教中心。

在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市区人口由6万激增至20多万人，

时任省政府主席的李汉魂将军经常在东街的“斌庐”内接见官员及召开会议

1938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重组省府。1939年元旦，李汉魂在连县民众会堂宣誓就任九届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和第35集团军总司令。

原处广州的中高等学校也纷纷迁离广州，转移到粤北山区继续办学。

私立岭南大学迁至曲江

迁入韶关的大中专院校就有近二十所：国立中山大学、省立文理学院、私立岭南大学、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广州大学、私立国民大学、私立东吴大学、广州协和神学院、省立仲恺农业职业学校、江村师范学校、省立女子师范、省立广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迁入韶关的中学有国立中山大学附中、国立华侨第三中学、省立粤秀中学、省立执信女子中学、省立仲元中学等。

船上难民飞舞着白巾泪别广州

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广州等地大批难民只能跟随政府逃命。宽容、善良的韶关人民，尤其是韶关客家人大方地接纳了他们。

说到逃难，化名为寒星的广州街坊在《我由广州逃出》一文中写道：

当时，他与几名住在恩宁路的街坊们仍叼着美丽牌香烟议论着华南战局。当中不少人深信保卫华南不成问题。

然而，就在言谈间，突然遭人打断，来人大声呼喊：“不得了了，我们要逃命的赶快打算，许多人说敌人已经进城了，距离这里没多远！”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励之经过8日艰苦跋涉，来到广州，记载了劫后的悲惨场景：

此时的广州城内，大多居民已经或返乡或离境避难，剩下的居民不能长期躲在家里，要外出“揾食”求生，街道这才有了人来人往。励之写道，在永汉戏院及哥伦布餐室均无恙，行人颇众。只有各间商店窗户十之七八已经毁破，十室九空，均遭抢掠。而沿着汉民路大德路口，有少数店户半毁于火，满目疮痍。禺山市场仍照常买卖，不过购买者寥寥无几。

广州街头尸横遍地

广州黄包车车夫也借机涨价，无论多近的码头，一上车就喊价五角大洋、一元大洋。渡至江门、中山、肇庆的渡船从四角涨到十块。而当时的鸡鸭，也只卖三毫小洋一斤而已。

船上的旅客，不停地飞舞着白巾和广州作别。此情此景，令人唏嘘。

化名为欧外鸥的广州市民称，他们不愿做敌人的奴隶，不愿眼巴巴栖在敌人旗下；然而，他们也害怕始终逃不出饿死的危机，毕竟辛苦半生的财物就这样散去了。

难民不止来自广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地的也加入汹涌人潮中。

广三铁路三水站旧址

在佛山，沿途可看到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他们沿着广三铁路线向西奔跑，不断受到敌人飞机分批袭击。死者暴尸，伤者喊救，生者抢路，惨状难言。

有一广州女大学生逃难到了英德，三天都没吃上饭，听到防空警报，但双腿实在太累了，可能也抱有侥幸心理，飞机一来，两条股骨被炸飞，死状甚惨。

随同政府逃至韶关的难民多达30万

这些难民多往粤西、粤北（韶关、清远等），尤其是粤北方向逃命。他们随政府的迁移而奔走流离，期望在政府的护翼下求得生存。

关山月 《中山难民》 120.5cm×94.5cm 1940 年

国画大师关山月一家也卷入难民潮。广州沦陷之时，他正在广州郊外写生。他先逃往澳门，1940年秋又在韶关和妻儿团聚，并举办画展。他曾说过：“在抗战中我流浪过，我逃过难，逃难的经验，给了我流浪的勇气，教我不怕山高路长，不怕贫困。”

关山月 《从城市撤退》 40cm×766cm 1939 年

1939 年，关山月还创作了长卷《从城市撤退》。

在画卷的跋文中，关山月写道：

“民国廿七年十月廿一日，广州陷于倭寇，余从绥江出走，时历四十天，步行数千里，始由广州湾抵港，辗转来澳。当时途中，避寇之苦，凡所遇、所见、所闻、所感，无不悲惨绝伦，能侥幸逃亡者，似为大幸；但身世飘零，都无归宿，不知何去何从止也。其中有老者、幼者、残疾者、怀妊者，狼狈情形，可不言而喻。幸广东无大严寒，天气尚佳，不致如北方之冰天雪地，若为北方难者，其苦况更不可言状。余不敏，愧乏燕、许大手笔，举倭寇之祸笔之，书以昭示来兹，毋忘国耻，聊以斯画纪其事，惟恐表现手腕不足，贻笔大雅耳。”

这些逃往韶关的讲白话的难民也不只是来自广东的。比如，广东省人民医院退休人员黄淑华一家。她祖籍广东中山，1919年出生，自幼随父母定居武汉，但武汉局势动荡之后，其母遂将其许配给广州的小伙，但随着广州沦陷，她们也不得不从广州相继逃难至佛山、福建古田、韶关、肇庆、梅县，直到广州光复，才最终重回羊城。

难民

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7年广州华侨商业城，广州人口从约80万人上升到120万人，而到1940年，人口降到50万人左右。又据考，抗战初期，广州难民人数恐在70万人以上。

据《韶关日报》刊发的作者为林亮坤的文章《一个木盒引发的传奇故事》提到：“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陷，国民党广东省府迁至韶关，随同的‘难民’多达30万，当中有不少麻风病患者。”

国民党当局遂在砚洲设曲江县麻风院接收患者。

笔者以为，30万难民是总数，仅韶关曲江县就接纳了约24万难民。

汉奸伪装成难民或乞丐投毒

难民中也有坏人。

1939年4月16日，日寇波字8604细菌部队（亦被称为“华南731部队”）就派出第一批汉奸，伪装成难民或乞丐，携带内藏霍乱、鼠疫、白喉、赤痢、伤寒等五种传染细菌的热水瓶，潜入韶关等中国军队所在地污染水源，导致大批中国平民死去。

华南731部队

一些汉奸还伪装成烟贩，携带麻醉药品，或在香烟嘴涂上毒药，使一些抗日军民吸食中毒。

日寇还将传染病细菌藏于伪装成雪茄样的蓝、黄两色玻璃管内，分派到前线部队，在放弃阵地时将毒菌投放在附近河流、水井和民房中。

相关数据显示，侵华期间，8604部队平时每月饲养1万只老鼠，制造鼠疫跳蚤10公斤。1944年发出了增产的命令，每月生产15公斤鼠疫跳蚤。

何其歹毒！

特别是在1943年夏天，两广、福建一带因为霍乱死亡的人不下百万。

在广州南石头邓岗（即现在南箕路北段），化尸池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抗战时，8604部队在华南进行细菌战导致的受害死亡人数超过10万。

广府难民租屋开铺，不忘叹早茶

1936年的韶关城口全貌

在韶关，广东省赈济会等组织投资兴办大量工业企业，广州、珠三角等地的民族资本家也迁来工厂、企业广州华侨商业城，本地工商界也顺势兴办了投资小见效快的小型工厂。因为战争，韶关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广东的“发达地区”。

这一时期，广州等地难民中做生意的去东街“见缝插针”，租屋开铺，上千间的商铺延伸到太傅街。

广富新街。梁国雄摄于2004年

从广州逃难来韶关的民众喜欢到广富新街购物，一解思乡之苦。他们说： “我们看到广富新街就好比看到广州，来到广富新街就好比回到广州老家。”

而迁至曲江大村等农村地区的岭南大学、东吴大学的学生，周末休息的时候，会乘火车到韶关市区风度路逛街。

风度路

当时，风度路有一间西餐厅叫“良友餐室”。当地的著名酒楼有依江而建的西线和西郊两间，酒楼的午市有点心，学生很喜欢在那里吃午饭。这些学生肯定也是家底殷实的权贵子弟。

据林亮坤介绍，其中有部分较为殷实的人家选择在大菜园建屋落户，逐渐“鲸吞”了大菜园。随后，又在大菜园新建的众多房屋中开辟了几条街道，其中紧靠中山市场的一条街道取名为“大菜园”，后又改名为“群众街”。

韶关的广州会馆成为当时讲白话的人的联络处。

1937年8月31日，侵华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韶关

韶关市博物馆副馆长何露说，当时可谓是东街最繁华的时期，珠三角一带有很多广府人过来做买卖。当时有个数据，曲江县从5万人增至22万（此数据不太准确），因为人口的增长，东街商铺林立，轮船云集。

茶楼

据彭毅聪文章介绍，酒楼茶室“饮茶”是广州人之习惯，各机关、团体、学校迁韶后，连这习惯亦一并带上。

国难深重，他们仍旧在酒家、茶楼、茶室里休闲度日。

于是，曲江县城内酒楼茶室之数量一时暴涨，连河面上也增设茶艇，茶楼甚至随着居民向市郊扩展。当时比较出名的有粤北茶楼等。

有人批评这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政府也多有下令压制此消费风气，但效果不大。

实际上，在抗战前的广州，合浦客家人陈铭枢担任省府主席时，发现公务员上班前多在茶楼休闲，每天都推迟半小时才工作。陈铭枢为此大发雷霆。因此，国民党当局不时严令公务员不准在外饮宴，禁止公款吃喝。

这“饮茶”似乎已刻入广州人的“基因”，改也改不掉。所以说，广州人的饮食习惯真是积习难改，连打仗都这么淡定。

这些人聚在一起肯定讲白话。如果是跟政府和部队打交道，应该用国语交流。

七旬客家老人扛枪上战场

与广府人的避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39年冬，日机侵袭粤北，翁源县龙仙镇八字陂肖屋客家人、时年七十岁的肖亚彬（正名为肖倍彬，花名“蛮古”，听这花名客家人会很亲切）主动报名参加抗日壮丁自卫队。

龙仙镇

作为队长和神枪手，他最终率领（三华）第一小队击退日军。肖亚彬在庆功大会上说：“日本鬼子如不死心，再来再打！”

肖亚彬一时名声大噪，韶关各大小报刊均发表了肖亚彬“再来再打”的豪言壮语，韶关各大茶楼、戏院的墙壁上均写有肖亚彬说的“再来再打”的标语。那些“叹早茶”的广府人见此不知作何感想。

一位词曲家还为此谱写了赞扬肖亚彬抗日行动的歌曲《民众的力量多伟大》，发表在《新华南》、《抗战三周年特辑》等刊物上。

难民回迁，曲江县城回归平静

1938年末至1939年初，广州附近各乡相继沦陷，局势似乎趋稳，逃亡各乡避难的贫穷市民，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得不迁回广州当亡国奴。

1938年11月，返乡的广州难民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省府回迁广州，东街等处的外来官民和工商资本也纷纷迁回原籍，曲江县城人口降至6万多人，从“工商荟萃之地”的喧嚣逐渐回归到旧时江边小县城的平静。

曲江的工业格局一下又回到了抗战前的样子，这一格局基本持续到了1949年。

民国时期广州惠爱路（现中山四路）利南楼茶楼

与曲江回归平静截然不同的是，据记载，抗战胜利后，广州市民大肆摆宴庆祝，外逃的官僚、难民纷纷回归也要庆祝，加上政府接收大员的光临，市内酒家顾客盈门，不堪重负。为分一杯羹，很多茶楼在保留茶市的同时装修升级为酒家，于是两者间的区别逐渐消失。

但是，也有这一批“走日本”的白话人因为在韶关建屋或开铺等原因，已经安家落户，所以没有选择离开，他们留在韶关各处。比如，犁市街部分吴姓居民称其祖父或父辈为“走日本”时从清远县高田镇高朗乡迁来；大塘镇侧田管理区梅子湾村胡姓村民也称其祖父或父辈于“走日本”时从清远石坎镇大榕村迁来。

另外，还有一段历史，往往被人忽略。韶关解放前夕，东街大商铺的商民纷纷离开韶关，仅留下部分小商铺和为数不多的韶关本地商民在做生意。这是韶关白话文化没落的历史。

民国韶关老街道

后记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聚在韶关曲江县城的难民多为讲白话的，这一时期相比清朝东街做生意那帮商人来说，人口多了上二十万倍，活动范围更广，因而在传播效应上，白话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段逃难的历史时间并不长，仅四年左右，所以，白话的传播效果受到限制，影响主要是在现在的浈江区东街周边。

韶关市区受到更大更深的白话文化辐射，还得要看解放之后多个时期的持续影响。这将在后面的文章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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