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加拿大移民，劳动力短缺，加拿大移民部公布计划：2025年引进50万新移民

【环球时报驻加拿大特约记者 陈在田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吕克】加拿大联邦移民、难民和公民部（以下简称加拿大移民部）11月1日公布的移民计划显示50岁加拿大移民，劳动力短缺，加拿大移民部公布计划：2025年引进50万新移民，该国准备大幅增加移民人数，目标为2025年引进50万新移民。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移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共有40.5万新移民入境，是有史以来接收移民最多的一年。而根据计划，到2023年移民人数将增至46.5万，2025年更是将达到50万人。

目前，加拿大工业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全国约有100万个工作岗位缺口，加拿大移民部部长肖恩·弗雷泽表示，增加移民数量将有助于促进加拿大经济繁荣。新移民计划重点强调了增加具有工作技能和经验的移民，譬如2021年的40.5万移民中，25.3万是经济类移民，远超家庭团聚类的8.1万人和申请避难的6万人。后两种类型的移民数量在未来只会小幅增加甚至是减少。大幅增加经济类移民主要是为该国吸引劳动力，以匹配其劳动市场上的各种工作岗位。弗雷泽坦言，“如果我们不接收这些移民，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经济潜力”。

非经济类移民中，“快速通道项目”受人关注，2023年计划接纳82880人，2024年为人，2025年为人，在这3年间将重点倾斜医疗护理、制造业、建筑行业和STEM行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此外50岁加拿大移民，为照顾魁北克省，增加了“确保移民魁北克省以外地区的人中讲法语比例不低于4.4%”的规定。

根据上个月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目前，加拿大移民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3%，创下历史新高。其中2016-2021年入境的新移民，平均年龄要低于加拿大全国居民，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移民，正是因为加拿大需要他们的能力来为经济作贡献——加拿大今年新增的劳动力中，移民就占到4/5。

有分析人士称，加拿大在用工方面素以“讲求北美资质和经验”著称，且越是高端、专业岗位越是如此，这造成大量移民抵达加拿大后，发现自己的专业资质不被承认，只能或“回炉重练”或改行从事无需资质的非专业工作。“快速通道项目”紧缺榜第一名的医护领域历来是这一问题的“重灾区”，大量国外成熟甚至知名的医护专家因在加拿大无用武之地，最终只能悻悻而去。

2022新加坡家庭移民，应对人口负增长｜各国都有哪些招：支持生育，鼓励老人再就业，吸纳移民

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国际上看，那些早些时候已出现人口负增长或生育率较低的国家是怎么应对的？

各国人口转变基本情况

“20世纪以来，较早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逐步进入生育水平下降和老龄化程度加深的阶段。长期的低生育水平给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挑战，各国政府从倡导控制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转向鼓励和支持生育，出台了一系列生育友好和家庭友好的支持政策。”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史毅、王茜、贺丹等人的研究，随着低生育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的国家和地区也在增多。1976年，仅有8.7%的国家和地区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2007年后，超过20%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了鼓励生育政策，2015年，通过政策鼓励生育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27.9%。

史毅指出，尽管政府对生育水平高低的判断是出台政策与否的重要依据，但最终是否出台相应政策不是必然的。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转变往往滞后于对生育水平态度的转变，这种滞后性也让很多国家错失了提前阻止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良机。

他举例道，欧洲在2001年后认为生育率过低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20个，但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5个，2001年至2009年期间，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均低于认为生育水平太低的数量，而2011年2022新加坡家庭移民，应对人口负增长｜各国都有哪些招：支持生育，鼓励老人再就业，吸纳移民，认为太低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9个，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却有31个。在亚洲，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与政府态度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数量差异。明确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位于亚洲和欧洲，而且数量在不断增加。1976年，亚洲仅有2个国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而在2015年，有18个国家和地区推行鼓励生育政策。

“其中，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内一直推行鼓励生育政策；部分伊斯兰国家也有较长的鼓励生育历史，如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东亚国家中最早推行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在1986年的调查中已属于鼓励生育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则在21世纪初才开始出台政策鼓励生育；鼓励生育的中亚国家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南亚鼓励生育的国家最少，柬埔寨在1976年和1986年的调查中都属于鼓励生育的国家，但相关政策在1996年之前已取消，一直到2011年的调查才显示泰国实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史毅说。

近日2022新加坡家庭移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在其发表的《世界人口负增长国家的情况和应对》一文中介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欧洲（25个，包括俄罗斯、匈牙利等）、亚洲（5个，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等）、北美洲（6个，多为岛屿国家）等。这些国家都面临严峻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形势。

其中，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起开始负增长；匈牙利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间最长，从1980年持续至2021年，四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缩减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人口负增长；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2021年TFR低至0.88。

多种形式的生育支持政策

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生育支持政策，如税收减免、现金补贴、带薪产假、育儿假等措施来缓解甚至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后果。

​​​陶涛指出，鼓励生育是各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策略之一。首先，人口负增长国家会通过为妇女和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帮助其实现理想的子女数量、生育间隔及时间。其次，各国也重点关注家庭和工作的平衡，通过实施产假制度、采用弹性工作制、兴建托育机构等方式来促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此外，瑞典、韩国等国家还会通过津贴补助、减租减税、减免子女大学学费等措施来降低生育成本，俄罗斯则采用了荣誉激励的方式，向生育多子女的家庭颁发“光荣父母奖章”“光荣父母勋章”，并给予物质奖励。

在陈梅、张梦皙、石智雷的《国外生育支持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一文中指出，许多发达国家（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中都突出强调了“性别平等”，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不仅能够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还有利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加平等的对待，重新回到劳动岗位。瑞典、德国等国家都曾采取过激励男性参与育儿的政策，包括瑞典的父亲专属带薪育儿假以及德国鼓励父母双方参与育儿的制度，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法国家庭政策的特点是对多生育家庭提供系统的支持，在家庭补助和育儿假期方面相对于独生子女家庭都采取了更多的激励措施，正是这些激励政策使法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

根据陈梅、张梦皙等人的研究，瑞典、英国、挪威等国家在促进生育率提升方面都曾采取了延长产假和提高生育津贴的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过长的产假可能对女性职工社会劳动参与的合法权益产生损害，因此，在产假制度方面，延长产假要与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联系起来，在保障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延长产假。除此之外，生育津贴的提高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单纯依靠企业可能不能有效改善女性的生育环境。

另外，还需要综合考虑提供育儿支持，降低养育成本。作为生育配套支持政策的一部分，托育服务是各国政策框架内的重点内容。

瑞典、英国、挪威、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为家庭提供育儿支持，降低家庭面临的育儿成本从而提高生育率，包括修建足够的托育中心、提供托育补贴、对未参与托育的家庭提供育儿补助等，这些措施在促进生育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托育服务的经费支持政策上，各国存在不同的导向。有主张家庭成本社会化的，如瑞典等北欧国家，教育法案规定地方政府有责任为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全天候的托育服务，儿童享受托育服务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有主张政府辅助家庭育儿的，如德国，推崇以家庭抚育为主、政府辅助的育儿友好政策，市场主要充当边际性角色；有主张政府兜底保障的，如英国，只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重点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育儿支持；也有主张育儿是家庭责任的，将儿童照顾归属于家庭责任，政府辅助家庭改善育儿环境。”史毅说。

史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托育服务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上，各国也有很大区别，有的国家推行0-5岁托幼一体化的保育模式，有的国家以3岁为分界线实行托儿所和学前教育分离的模式，有的国家同时支持两种模式。以日本为例，基本实行的是将幼儿园和托儿所分开管理的模式，但欧洲多数国家主要实行托幼一体化的混合托育服务模式。

通过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适应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后果

史毅介绍，德国、日本这些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老年人退休之后再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能减轻生活压力，对减轻养老金的负担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建议，在职业教育方面，可以进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另外可以在老年大学中尝试提供一些灵活的再就业和技能的培训。

“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是各国政策的着力点。例如，日本、德国逐渐提高了获得退休福利的年龄，意大利则采取了减少福利的措施，韩国鼓励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奥地利则给雇佣老年员工的企业提供奖励。针对女性就业，日本从法律、政策、社会福利、企业工作制度等多层次着手，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促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韩国一直以来也重视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通过制定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就业优待机制，让更多女性回归职场。”陶涛说。

陶涛指出，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还加快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的步伐。比如，日本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至其他国家来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着力提升本国技术研发水平和产业优势，以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发展。德国在注重转移中低端产业、腾挪资源空间发展高端产业的同时，也在努力提升海外企业在其他国家本土化的融合发展水平。

此外，陶涛表示，吸纳移民也是各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部分国家采取了鼓励移民的政策，尤其是鼓励高素质、高技术水平移民迁入。另一方面，各国也通过加强社会服务、提供语言培训、完善法律法规等方式，保障非本国国民的社会融入。

2020移民新加坡，新冠疫情凸显东南亚外籍劳工多重困境

【导语】在当前全球深陷新冠疫情影响，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巩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显重要。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推出系列新芽沙龙“疫情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邀请国内外近四十名青年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当下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关系的突出特点，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我们希望这个系列的文章能够引起大家的接续思考，将想法转化成文字，给本专题投稿。

截至6月底，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新冠疫情已得到较好控制，各国政府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继续管控疫情和刺激经济重启的双重目标。但是，由于近半年来各国根据防控疫情需要采取包括加强边境管理、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等措施，以及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就业率下降等问题，东南亚庞大的外籍劳工群体遭遇一系列困难，增加了地区内的不稳定因素。一些中国海外务工人员也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在东南亚，外籍劳工移民群体数量庞大，涉及祖籍国和东道国的管理和稳定，是个跨国性问题，因此需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应对。

新冠疫情威胁外籍劳工人身安全

外籍劳工是指以就业为目的而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随着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东南亚区域内部的跨境人口流动频繁，外籍劳工占据了本地区跨境人口流动的主体。新加坡、文莱是主要的外籍劳工输入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则是输出国，马来西亚、泰国既是输出国也是输入国。外籍劳工给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活力，但也长期面临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后，外籍劳工成为东南亚防疫抗疫中的盲点，他们大多居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廉价公寓或其他简陋设施中，卫生条件恶劣，无法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各国政府对本地居民和外籍劳工多采取有差别的防疫政策，大量外籍劳工因无法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在新加坡，由于早期重视不足，外籍劳工聚集性感染成为该国第二波疫情的引爆点。事实上，早在2020年2月新加坡外籍劳工群体当中就已发生小规模集体感染，3月当地劳工组织就警告宿舍区可能发生大规模传染，但直到4月初集体感染暴发后，新加坡政府才开始采取大规模隔离、清洁、撤离措施并设立驻点医疗站。新加坡卫生部统计，截至7月中旬，新加坡输入性感染600多例，社区感染2000多例，集体宿舍聚集性感染则超过了40000例。

东南亚地区还存在大量非法劳工，他们大多以偷渡方式入境，没有合法居留证件，无法也不愿被东道国政府追踪和管控。疫情暴发后，由于信息缺失，他们无法被及时纳入东道国管理范畴，一旦感染病毒也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很多非法外籍劳工还刻意逃避检查和治疗。据有关方面统计，在马来西亚的非法外籍劳工估计有数百万之众，远远超过登记在册的合法人数。按照泰国发展研究院预估，有超过两万名泰国非法劳工在马来西亚打工。对泰国政府来说，一旦他们在马失业，将可能通过泰国三个南部边境省份返泰，而这些省份的医疗资源有限，难以应对。对马来西亚政府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5月1日2020移民新加坡，为阻止疫情扩散，马警方展开行动，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外籍劳工。然而，面对数百万的非法外籍劳工，这种突然行动效果十分有限。联合国难民署驻马办事处警告说，大规模逮捕行动会加大疫情感染及传播风险。

外籍劳工在东道国多数从事服务业工作，也有部分在工厂企业和农村务工，是最易遭受疫情冲击的人群。为了防疫抗疫，东南亚各国政府从3月份就开始采取严厉的出入境管理措施，特别针对包括外籍劳工在内的外国人群体，这就致使很多外籍劳工面临丢掉工作、滞留东道国的困境，既无法回国享受本国医疗待遇也无法在东道国得到医疗救助保障。在这种情境下，各种非法偷越边境的“攻略”开始在网上流传，这不仅加大了各国防控疫情的难度，外籍劳工自身也极易因躲避检查而发生意外。

对病毒的恐惧和对失业的担心与既有排华情绪相互交织，还引发了印尼部分省份对中国劳工的过激行为。据报道，从今年3月起，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民众持续举行反对和抗议中国劳工人员抵达的活动。这些中国劳工人员受雇于在印尼经营的中国企业，抵印尼时严格按照该国政府的卫生防疫规定，持有合法的工作许可证和健康证书。按照印尼政府向当地民众的解释，中国劳工已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他们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能够向当地工人传授技术，帮助减少失业和贫困。尽管如此，东南苏拉威西省的学生组织、劳工协会和村民群众仍认为政府如果在疫情期间批准外国劳工到来，将会抢占当地工人的就业机会2020移民新加坡，新冠疫情凸显东南亚外籍劳工多重困境，因而不断游行示威，甚至袭击当地政府机构和保护中国劳工的印尼警察，要求驱逐中国劳工。

妥善处理外籍劳工问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

新冠疫情是面“多棱镜”，也是“发酵剂”，不仅暴露和折射出一些长期存在的的复杂性社会问题，还可能激化这些沉疴痼疾。就外籍劳工而言，需要各国加强信息共享，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开展区域治理。

东盟长期关注跨国劳工问题并且建立了各种管理机制，但是在此次疫情中各种机制的作用反应较慢，政策措施成效有待进一步观察。5月14日，东盟就应对新冠疫情对劳动者和就业机会产生的影响召开劳务部长会议并发表《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对劳动者和就业机会产生影响的联合声明》，表示将进行合作，为所有劳工，特别是低收入、从事非正规行业或高风险行业的劳工及时提供生计和健康保障；确保被解雇的劳工得到雇主补偿或获得社会福利；为东盟区域内的外籍劳工提供适当援助；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分享有关援助劳工、雇主的措施和提高抵御能力的经验教训。

据此，东盟各国已陆续开始采取实际措施，向外籍劳工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延期签证，并向已感染的外籍劳工提供治疗。新加坡政府每天会给被隔离的外籍劳工免费提供三餐，向接受隔离的外籍劳工分发口罩、温度计、消毒洗手液以及食品等。新加坡人力部还与雇主合作，确保被隔离的外籍劳工在隔离期间享有带薪住院假，等等。中国外交部已与东盟各国陆续开通或加快协商启动便利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探讨开通重要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出于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需要，中方承包企业与人员主动与印尼各级政府协商，严格按照当地政府规定办理各种手续，最大限度避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面对疫情将长期存在的趋势，管理外籍劳工问题也将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当中的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从联合防疫抗疫，到共同治理因“疫”而生的各类社会民生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此过程中不断磨合，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就此而言，疫情既是一场考验，也提供了合作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