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交民巷酒店，东交民巷旧事

北京东交民巷的老北京居民不多，八旗子弟几乎没有，究其历史渊源，这个地方在晚清时期是外国使领馆或其兵营，没有市民居住。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举行威武的入城式，最高领导人指示进城部队进前门后要走东交民巷，向这里的外国人展示军威。

建国后至十年大庆前后，北京城以及天安门广场逐年改造，东交民巷也改面了面貌，外国兵营裁撤，使领馆逐渐东迁日坛路，此时北京老居民安居乐业，居者有其屋。所以东交民巷原有外国人占有的旧址，由不同的政府机构接管，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东交民巷居民第一个变革时期，即外国人逐渐迁出，新政权机构迁入，稳定了近十年。

“文革”开始后东交民巷居民开始第二次变化，这次变化反映出了典型的“文革”动荡的时代特征。

这里没有中学和大学，只有一所小学，即东交民巷小学。

其前身是东交民巷的一个天主教堂，其大门原临东交民巷东口的北侧，坐北朝南，建校后为了不让孩子进门看见教堂，故在台基厂大街朝西开了个门，有的校友在网上发文说，因其校门临台基厂，应叫“台基厂小学”，是不真正了解东交民巷小学的起源历史。

新政权建立后采取赎买政策，把当时北平时期的教堂全部改为了小学，如王府井北的八面槽教堂改为八面槽小学，西什库教堂改为西什库小学，东交民巷教堂改为东交民巷小学，二里沟的教堂是北京市委党校，总之教堂都改为了新政权的教育机构。

我曾在“文革”初期就读于东交民巷小学，一九六六年夏天停课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九月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中间空了一年怎么办?教育部门有办法，一九六五年上一年级的，直接上三年级，那个时代，有学籍的学生，基本上都各自没有上过二、三、四、五年级，停课的那一年直接跳过，相信这个奇葩的经历，凡在二零一八年，年满六十岁以上的人皆不否认，这种学籍“乱”象应该是记入史册的，空前绝后。

一九六七年“复课闹革命”时期，东交民巷小学生源变化之频繁，反应了新中国建立后东交民巷的第二次巨变。

动荡的“文革”造就了“动荡”的小学生；小学生的“动荡”，反映体现出了居住在东交民巷的机构以及当时干部制度的不正常的“动荡”。

东交民巷小学学生生源状况：以小学为中心的东、西、北三个方向居民区为主。其南向是原前门到崇文门的内城城墙，后开拓成马路，无住户。仅一个“书记大院”，后文要讲。

北向是台基厂头条、二条、三条，集中为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工会、北京军区空后勤部（简称“北空”）几个大院的孩子。

当时北空后勤部好象最大官的孩子在三年级的叫黄小强，冬天上学总戴个将校呢面的黄色棉帽子，后来随家庭的搬走转学了，这个大院的孩子动荡的不厉害。

对外经济贸易部随着业务的扩大转进东交民巷小学的孩子越来越多。

该大院小学生源越来越多，展示了我国外贸地位在国际上的提高和扩大，调入的外语干部越多孩子跟来的越多。对外经贸部（即当今的商务部）基本上把东交民巷东侧的外国使领馆地址都接收了，盖起了职工宿舍。经贸部孩子的家长水平都很高。所以孩子培养的优秀，如曾经的校友齐某安退休前任职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有自身的努力外也有东交民巷小学培养的基因吧。

东向是邮局、北京医院、空军招待所、社科院以及新建立的国防工办大院的孩子。

北京医院是区别于同仁、协和医院，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自己建立的为中央服务的保健医院，一边建设医院，一边配套建了医务工作人员宿舍楼，调进了大量的根红苗壮，又红又专的优秀医护工作者北京东交民巷酒店，当时的301医院没法与北京医院相比，军队医院服务的对象是军人。305医院那时也只叫中南海门诊部，机构小，人员少，北京医院实际担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的医护任务。

笔者的很多同学家长直接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专家组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校友liu同学的母亲柳阿姨，在周总理去世前一直守在其病榻旁。

柳阿姨已经80多岁了，依然健在，当年30多岁的她风姿绰约，小时候去liu同学家上学习班见过几次，疑为天人，皮肤白皙，身材阿娜多姿，且护理专业技术一流。听liu讲她母亲扎针准确还使病人不感到疼痛，他们接受护理任务后，经常不能回家，而且保密纪律及严，孩子都不知道家长去哪里了，所以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强。

留下童年的美好的记忆就是在liu同学家上学习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下午搞“革命运动”，不上课，让孩子组成不同的学习班一起学习。liu同学是组长，天天下午聚一群小学生去她家打打闹闹的，反正大人也不在，一群孩子每天把她家折腾的乱七八糟的就各自打道回府了，现在想一想,估计那个时候大家走了以后liu同学且得收拾整理一通呢。

大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孩子们来自五湖四海，北京医院的孩子在东交民巷小学人数众多。印象中这个医院“支左”的军人不多，而且佷快就撤了。我的一个同学叫王珍，小脸蛋胖嘟嘟嘟的，小学男生就喜欢掐她的脸蛋，转来到东交民巷小学没有一年，就随着“支左”的父亲又转走了，其他班也有类似情况，大人不稳定，孩子上学也不稳定。

国防工办大院是扒掉城墙建起的科技强军的新型军事大院，里面是从全军选调过来的优秀的陆海空各级军官。当时在东交民巷上学的孩子分别住在甲、乙、丙楼中。甲楼的级别高，孩子的年龄也大。乙、丙楼的孩子年龄相对小，形成了甲楼家里最小的孩子与乙楼的老二或丙楼的老大一样大，所以构成了以孩子相互认识后，不同军兵种调过来的家长迅速认识的局面。

国防工办大院北对面，是北京医院。西侧是空军招待所。东侧是社科院宿舍。

这里顺便说一句，东交民巷之所以有军产，源于接收的是外国兵营，因此凡是军队大院进去都有个特点，敞空着的场地特别大，应该是外国兵营操练的场地。外交部和外经贸部接管的都是使领馆，没有操练场。

东交民巷小学西向，是老外交部。再往西一直到历史博物馆南口，这一地区也是集中了几个大院。以东交民巷小学为地标，马路西面，北侧依次是东交民巷八号院，

这个院最有名，最早高岗住这里，现在解密的档案及当年当事人的回忆录都这样说“这个8号院当年车水马龙，有小国务院之称”。后来陈毅当外交部长时，外交部牌子挂了一段时间，再后来西哈努克亲王住这里。其后几届共和国总理住过，这个院没有在东交民巷上小学的孩子，与本文无关了。

再向西,过个邮局依次是北京市委宿舍、团中央机关及宿舍、高法、公安部大院、水利局大院。

北京市委宿舍原来的门牌号是“东交民巷10号”俗称“老10号”，文革初期乱象丛生，改地名时改为“反帝路20号”。不久又改回。

据传这个院在清朝与民国时是苏联(俄罗斯)大使馆一部分，李大钊就是被苏联人从这个院交出去，让张作霖派人带走绞死的，笔者也没考证过。也有人说这是德国的兵营，而西侧团中央所在地是德国使馆。苏联人交出李大钊的苏联使馆在坐落在过了正义路街心花园的西边高法的那个院里。

这个院灰式砖房居多，房子宽敞高大，木地板地，屋子里还保留着欧式的取暖壁炉。

“老10号”院里住的均为北京市直机关的家属。如时任市长的秘书，后来任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四川籍的北大学生家就住这里。当时的c很朴实，个子不高，四方脸盘，长的结结实实。住在坐东朝西的两间平房里，生活着五口人：c的母亲、爱人及两个儿子，老大叫，老二名。在停课的日子里，每当吃饭时节，满院子响彻着奶奶呼喊“二娃子”（昵称）的川音，叫（二娃子）回家吃饭。

“文革”期初的宗旨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chen时年三十出头，以秘书身份不构成“当权派”，没有受到冲击，安排到昌平县马池口公社当领导。因当时交通不大便利，chen不经常回家，但其家教非常严格。从一年级起chen氏兄弟必须练习写字，每天工工整整的写好四页纸的钢笔楷书才能出去玩，写的字迹潦草不工正绝对不行，所以chen氏兄弟的字在小学就是写的最好最漂亮的。

chen家的教育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诗书继世长，忠厚传家久”的书香门第优良传承。

后来因chen家和该院另一个与同龄的黄少敏家因父母不在市委机关工作了，陆续都搬出了“老10号”。

及其他家的孩子也随之转学走了。

至于二十年后chen秘书发达了，当了市委书记又搬回了台基厂最南面的“书记院”，不在混居于大院中的两居室，而是住带有警卫的独门独院，那是后话了。

据住在国防工办大院西侧隔一墙的空军招待所,东交民巷小学校友w同学回忆，这个“书记”院离他家很近，称“五号院”，是个大灰门，日常紧闭的院子，院内有警卫，找人要先打开一个二十公分见方的小窗口，只露两个眼睛询问来人，否则不得进。

在“复课闹革命”口号的后期，北京卫戌区wu司令调入北京,入住此院。他的孩子随其进京后，也划到了东交民巷小学上学，恰巧与笔者在一个班，当时的班主任叫罗真我，罗老师还做了隆重的介绍。比高两级的姐姐，还有wu司令秘书的孩子与同龄的都是同时期的校友。

这个院住的人级别太高，院子大，人口稀。

同学回忆说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发明钻头并获专利的北京工人，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的ni委员的女儿也在此院居住，亦是东交民巷小学的校友。彼时笔者因家庭搬出了东交民巷10号，也离开了东交民巷小学，对此事不知晓，亦无幸与名人之后同窗。

w同学家也是随之“文革”的动荡，搬入东交民巷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军人。“9，13”林彪乘飞机从北戴河起飞，折戟沉沙温都尔汗。空军招待所是其子林立果的策划政变时的重要“据点”，情况非常复杂。w同学的父亲肩负重任，临危受命，主政空军招待所，一家人从公主坟“空司”大院迁入东交民巷，孩子进入东交民巷小学读书。说起来，都是时代的功臣，拯救“重灾区”、烂摊子的干吏。

市委宿舍往西的邻居是团中央大院，临街是个几层高的办公楼，后面的大院是宿舍，团中央比较精干，人员不多，“文革”开始后集体迁到河南“五七干校”，只设了个留守处，当时机构的名字对外就是“团中央留守处”。

留守处当时有几个没上二年级直接上三年级的孩子，因都在东交民巷小学的西向，所以笔者、、与他们同在一个班，名字还都记得：孙鹏、李小康、杨凌华、刘红。

孙鹏冬天戴个像飞行员一样的棕色皮帽子，前面有两个像眼镜一样的扁圆的塑料片，能放下来档住眼睛，很神气。据说是其家长到苏联参加世界青年大会用卢布给儿子买回来的。当时感觉团中央的孩子集体都特别洋气、文静、大气。对杨凌华印象特别深，因为住的院子相邻，每天早上上学都能相遇，她总是搂着我的肩膀一起走，如果今天还能相见一定要问问她，不到十岁的小男孩小女孩干嘛要搂着一起走路。

想一想北京东交民巷酒店，团中央当时挺人性化的，适龄上小学的孩子,家长都分在留守处了。但是他们只上了不到一年，团中央集体迁出东交民巷。听说留守处撤销了，留下的几户也举家去了“五七干校”。团中央的孩子随“文革”的动荡在东交民巷小学绝迹。

团中央的办公楼和大院空置了大概近两年的时间，北京卫戍区从西城区迁了过来，把东交民巷坐北朝南的大门砌上，在正义路与市委相邻处向西开了大门并挂上了牌子。从此团中央再没有回到东交民巷。

向西穿过正义路小花园南侧是高法，北侧一直沿伸到长安街一大片都是公安部大院。“文革”中虽然喊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并也贴出相同内容标语，但实际公安部门一直坚持第一线的工作，不仅没有砸烂反而调入了大量军队干部充实。

原来的一些部里的干部被送到了黑龙江的“五七干校”，所以在东交民巷上小学的，以“支左”的军队干部孩子居多，这批孩子从小跟父亲在军队全国各地的营房里成长，都很朴实，有的也很顽皮，例如一个叫封军与笔者一样大的孩子在东交民巷小学淘气的很有名气。

党一直十分重视公安工作，究其根源很好理解。一九二七年南昌建军，在打天下的二十多年时间中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一直没有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法院、检察院机构。

师从苏联的“契卡”，重视肃反，公安工作，所以建国后有了“公检法”的称谓统称后，“公”一直排在首位。

检察院、法院头顶的一直是国徽。公安部门从解放军中分离后戴过一段国徽的帽子，后来就改成警徽了，到现在法院、检察院的门上悬挂的都是国徽，而各级公安部门包括派出所悬挂的都是警徽，理论上国徽地位最高，但这与本文要说的事无关了。

这里要说的是高法（最高法院）和检察院在“文革”中真的“瘫痪”了，被砸烂了。东交民巷的其宿舍楼还在，但东交民巷小学已经没有了他们孩子的身影。

“文革”中后期法院逐渐恢复，笔者中学班里有一个从山东调来在高法工作的家庭，其孩子叫张小平，后来在北京市二中院任职办公室主任、副院长，可惜英年早逝。

团中央隔马路对面路南，是专门给中央领导人和出国人员制做服装的“红都服装门市部”，那个时代没有“时装”这个新名词，听说这里的老师傅，都是从上海专门调过来的，仅从这点就能看出上海的洋装领先于北平，当北平人还普遍穿长袍马褂时节时，上海人已经是西装革履多年了。这个门市部因师傅老，徒弟新，没有在东交民巷小学上学的小孩。

“红都”向西一、二百米有个大院叫“三官庙”，在六国饭店对面。这个大院里居住的是北京几个大饭店的职工及其家属，有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新侨饭店。。。。。。。

“三官庙”大院，因家长比较年轻，孩子在东交民巷小学上学的人数众多，如邱国栋、洪深、李和平、常红霞、朱培敏。。。。。。这都是同年同届的孩子，还没有计入他们的兄弟姐妹。

这个情况也是因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原因形成的，清朝时期内城没有客栈旅店，更没有洋人的大酒店。

北京内城也叫四九城，自正南前门（正阳门），向东到崇文门（哈德门）、朝阳门、东直门转向北，安定门、德胜门转向西，西直门、阜城门、再向南的和平门，回到前门（正阳门）是个四四方方的内城，这几个城门一到晚上就关门上栓落锁，凡城外居民闭门前必须出内城，特别是游客、商旅、游僧、举子、公差、公干人等一律在內城之外的客栈歇脚。

如南边来的学子、举人均走卢沟桥。进永定门，在永定门与前门之间的外城下榻。著名的湖广会馆，四川会馆，湘蜀餐厅以及做买卖的老字号，做皮肉生意的八大胡同都在这一带，侯宝林所说的在天桥撂地摊卖艺都是在这里。

从北面张家口、蒙古过来的，那时称“口外”。商旅驼队、马队只能在安定门外下榻，所以安定门外有四眼井、三眼井等地名，是大车店给牲口饮水的标识性路牌，“口外”的人即便是第一次来北京，见了三眼井、四眼井，就知道要歇脚住店了。

同样西边的煤车落店住宿，也只能到阜城门外，故阜城门外地名有火神庙、马神庙。

东面走运河送粮来的人，只能到朝阳门外下榻，故十里堡、小庄、麦子店、豆各庄等地名均在京东。“堡子”在东北就是住人的地方。

京城白天卯时清晨开城门，外地官员可到承天门，即现在的天安门外的东西两侧六部衙门办事。商人可进城做买卖，驴市胡同（现礼士胡同）等交易场地距朝阳门近，落锁前便于出城。而内城只有皇帝、王爷、京官和居民居住。

所谓的“九门提督”警卫的是内城的九个城门。

到了晚清至民国，洋鬼子靠坚船利炮不守这明清两代的祖传规矩，用枪炮轰开了北京城，在前门内的北侧，东交民巷自己住的地方，盖起了六国饭店。

饭店对面就是“三官庙”，有考证说，这个“三官庙”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美军驻扎在这里，后来是美国使馆办公，解放前美国新闻处在这里，1949年前就撤走了。

因这里距六国饭店近，后来又陆续盖了北京饭店、新侨饭店，围绕这些饭店，建成了饭店的职工的宿舍。

从历史上看，历代君王对身边的服务人员包括厨师、理发师等十分客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敢杀任何人，但唯独不敢得罪厨子，可见其行业的重要性。朱元璋为厨子教训儿子的事有案可查，如有人不信，既可以去查史料，也可以去读《明朝那些事》这部热销书。

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缺乏自己管理大饭店的人才，但中央领导人要经常去大饭店会客，自己的战士是可靠，但不会摆刀叉等各种服务。真正会做鲁、粤、川、淮扬等八大菜系以及西餐的大厨少之又少。

当时要开全国政协会议，领导人多拜见的是民主人士，又不可能每次活动在每个服务员和厨师后面派个战士监视，必须培养自己可靠可信的工作人员，因当时这种集住宿，餐饮，会议在一起大型饭店北京就那么几个，其行业重要性凸显。

不仅局限于此，目前从共和国解密的史料中，周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北京饭店理发，因为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可靠的理发师就在这里。

有官方文章可查，说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闹事期间，坐车去广场转了一圈，d同志解释说，他是去北京饭店理发。

北京饭店的理发师们就住在“三官庙”这个大院里，也有东交民巷小学校友的父亲。

这个位于东交民巷小学西面的大院与位于小学东面北京医院大院的职能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一样的，都肩负着为中央首长服务的职能，而且保密工作要求都是最高级别，现在的医学手段是众所周知的，一根头发就可以了解人的一切，只要是为首长领导服务的，行行都重要，责任重大。这段文字我这绝不是虚构。

所以这个大院的职工因行业年轻，职工年龄相对比较年轻，政治可靠的同时，专业性要求高，人员很稳定，“三官庙“这个大院的孩子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东交民巷小学，直到现在，包括他们的后代。

“文革”期间住在东交民巷的日子里，最记入脑海，久久不能忘却的，是目睹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日头红彤彤的，那天早上起来天气就非常炎热。

英国代办处在东交民巷10号（当时为反帝路20号），市委宿舍斜对面的马路南侧，与邮局正对面，大门坐南朝北。

记得“代办处”的大门是红色的，对面邮局的门窗是绿色的，两种颜色一北一南特别耀眼。

“代办处”的大门平时紧闭，有车辆出入时才打开。门外是两个头戴国徽着上绿下蓝制服的公安军（应该是现在的武警）守卫。

大红门边上的灰墙上挂着块四四方方的铜牌，印象中写的是“大不列颠北及北爱尔兰。。。。。。临时代办处”，反正字挺多挺长，中间的记不大清楚了。

那天早上从东交民巷的东、西两侧，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人越聚越多，有人在“代办处”门口点着了一堆火，后来有人就冲进了“代办处”的大门，里面的事发生的事就不知道了，因为机关宿舍大院看门的zhang爷爷警惕性很高，一看街上乱糟糟的，马上把大门关了起来守在门口，既不让外人进，也不让院里的大人孩子出去。但“起了不大的火”印象颇深，不久火就自己熄灭了。

新中国这起火烧英代办处实属荒唐，但感觉当时人们没有烧毁和打砸“代办处”的汽车，物品，听说也没造成人员伤亡。

长大懂事以后知道了冲击外国外事机构是极其愚蠢极其错误的。不过从这件事上看出了“文革”中人们被洗脑后，疯狂到了何种地步。当然也不乏把事情闹大，以造成世界影响，抹黑新中国形象的坏人参与其中。

后来中央政府处置十分得当，第二天就风平浪静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前喊口号了。

东交民巷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住在这条街的几个大院的孩子就这样，跟着父母的足迹在东交民巷小学度过了自己不稳定的童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