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侨，建党百年来侨胞的贡献和作用（上）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侨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肯定侨胞的重要贡献。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深情感言：“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百年来，广大侨胞始终心系祖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发挥着独特作用。

一、在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中的贡献与作用

历史证明，华侨华人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重要力量，为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立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同志为陈嘉庚先生题写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对爱国华侨在民族独立和解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度评价。

(一)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8年，刘泽荣、张永奎等华侨创建了旅俄华工联合会，最早主张“中国人民应该与俄国革命并肩前进，走俄国革命的路”，并广泛宣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1920年6月，俄共(布)专门成立了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制定了《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主要任务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组织中国工人阶级”，要求“在祖国，凡有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地方均须设立党支部”。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俄共华侨党员杨明斋作为小组成员和翻译随同协助工作，与李大钊等人联系，进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杨明斋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曾出任中俄通讯社社长，为推动北京、山东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刘泽荣、杨明斋等帮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协助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系，成为共产国际指导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桥梁与纽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批侨居欧洲的革命青年，也积极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向祖国传播。其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二)组织领导了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以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爱国华侨，积极将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思想传播到中国，对封建制度桎梏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以华侨为主体组成。1905年兴中会演变为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安庆、广州等10多次起义。其中，在著名的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中，500多位华侨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华侨就占了三分之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前后，许多华侨纷纷回国，参加革命军，为推翻封建帝制、走向共和作出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894年到1912年初，华侨为支持辛亥革命捐款总额达700万至800万美元。此后，华侨还跟随孙中山讨袁护法，是“二次革命”的主要力量，为捍卫祖国的民主共和成果作出卓著贡献。

北伐战争时期世界华侨，华侨积极参加北伐，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实际出席大会代表165名，其中华侨和归侨40名，约占与会代表总数四分之一，最著名的华侨代表有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华侨坚决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理念，支持国共合作，为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空军队伍、支持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等作出巨大贡献。据估计，约有200余万华侨以不同形式参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捐助经费约500万元大洋，牺牲的无名英雄达数万名。

(三)支持全民族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侨在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谴责和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华侨组织起来，汇成抗日洪流，自发捐款801万元，约占十九路军接受捐款总数的五分之四；还有1000多名华侨从国外赶回国内，参加十九路军与日作战。1935年，日本阴谋制造“华北事件”后，华侨再次纷纷电告国民政府，“全国各党各派一致联合起来，对日作战，收复失地”，并建立了“华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纷纷成立抗战侨团，其中马来亚、新加坡有207个，菲律宾有367个，缅甸有130多个，印尼有110多个，越南有35个，组织华侨募款募物，向国内运送抗战物资。1938年10月，他们选出168名侨领富商代表集会新加坡，宣告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著名的“南侨总会”，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在美洲，1939年6月，全美洲洪门总干部成立，由司徒美堂担任监督；1943年9月，美国36个城市华侨代表集会，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抗战期间，全世界华侨成立的爱国团体达3900多个，作为广大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组织者和领导者，它们把千百万侨胞凝聚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成为祖国抗战的一支重要有生力量。

抗战时期，华侨的贡献主要如下。

一是财力支持祖国。当时全球各类抗日侨团3900多个，华侨约800万人，为祖国抗战捐款的有400多万人，华侨捐款总计超过13亿元，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到当时中国军费的43%。同时，购买国民政府发行6期总额30亿元救国公债中的11亿元，购买量占总额1/3多。抗战期间，华侨在国内投资达16亿元国币，主要在川贵云粤闽等省投资，并在陕甘宁边区投资，共创办企业达2000多家。

二是物力支援祖国。1937年至1942年，华侨捐赠飞机217架，接近中国当时进口飞机总数2300架的十分之一，捐赠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运输车等近万辆，各种衣被1000多万件，以及大量药品、粮食和其他紧缺物资。据统计，1937年至1940年，华侨向国内捐物3000多批次。

三是人力报效祖国。海外华侨除在异国他乡捐钱输物外，很多毅然回国，直接上前线英勇作战，比如华侨飞行员。抗战时期，中国空军中华侨占有重要比重，其中空军驱逐机飞行员里华侨几乎占了3/4。还有的华侨组织慰问团回国考察慰问，有的派遣救护队、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和后方服务，有的在火线上运送战略物资。据统计，抗战时期华侨回国参军者在5万人以上；共组织10多个慰问团，回国慰劳抗战战士，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陈嘉庚亲自前往延安认真考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首次接触共产党人。通过考察使他作出了“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的著名论断。华侨还组织40多个服务团、义勇队回国参加服务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支队伍是南侨机工队。南侨总会组织了3193名具有较好驾驶技术的华侨工人，奔波于此时期中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运输线——滇缅公路上，驾驶着占这条运输线车辆总数三分之一的1152辆汽车，不分昼夜，出生入死，运送战略物资。8年抗战中，1000多名华侨运输人员壮烈殉国。

二、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贡献与作用

新中国建立之后，海外华侨华人虽身在异国他乡，但始终密切关注祖(籍)国的民族复兴和经济发展。他们深感“国家贫、侨胞弱，国家富、侨胞强”，积极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一)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初期建设

1950年，中央政府向海外华侨传递积极信息：“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将迅速发展。跟着工业的发展，国内外贸易更有发展机会。华侨多数是做生意的，华侨资本多数是商业资本，到那时候，华侨就不难大量地投资到国内，作振兴祖国工业之用。”广大海外华侨“愿以加倍的热情来帮助祖国的建设”。1953年广东省侨委会收到的海外侨胞来信中，80%以上是表示想回国进行投资的。到1953年，华侨投资资金约为1200亿元人民币(旧币)，印度尼西亚侨资最多，约占新中国侨资的63%。在全国侨资总量分布中，广东所占的份额最大，建国初期的四年间，仅广州市侨资金额就占全国总量的62%。

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在国内的投资方式主要有两种类型：公私合营的侨资企业和华侨投资公司。公私合营的侨资企业又分为以下三种：(1)旧有的侨资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张裕酿酒公司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实行各项改革和技术改造，逐步恢复生产和发展壮大。这些企业既带动了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行业进步，也坚定了海外华侨投资中国的信心。(2)大型公私合营侨资企业，以广东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工业建设公司和广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到1953年它们约占全国侨资总额的46%，它们为新中国初期各个行业的起步和发展搭建了平台。(3)小型侨资企业，因为部分国家的排华政策，许多华侨回到祖国，创办了以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小型侨资企业，增加了市场供给，对社会经济也有一定贡献。

与此同时，国家根据华侨的倡议，在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山东、辽宁、上海、武汉、南京等11个省市区分别成立了华侨投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吸收了约1亿美元侨资，到1963年各地华侨投资公司兴建和扩建的工厂、企业、宾馆和农场等有100余家，为促进各地经济发展、增加贸易和物资供应、丰富人民生活和解决劳动力就业等问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还要看到，侨汇与新中国建设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侨汇是海外华侨华人汇回国内款项的简称，其最初的目的就是赡养国内眷属、维持家庭生活，因其涉及国际金融和国际邮政两大领域，因此，侨汇是连接侨居地和祖(籍)国的重要国际桥梁和媒介，是近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依靠，是侨眷生活来源和侨乡生产发展的重要维系因素，还是中国广大侨乡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保障。据统计，200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上半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首超2万亿美元。当今天的中国不再因争取外汇而发愁时，我们不能忘记，国家困难时期，海外几千万侨胞一分一毫汇回国内的外汇汇款所形成的侨汇洪流。

(二)助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改革开放初期至1991年以前。1979年，中央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初，为了扩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世界华侨，国家又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5年进一步扩大开放了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为经济开放区；1987年决定成立海南省并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由此，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由点到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随着改革开放重新打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海外华资纷至沓来，据统计，1979年到1991年间，中国批准利用外资协议金额达1214亿多美元。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内地的侨资企业以香港企业占绝大多数，而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集团在中国的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新加坡对华投资所占金额在东南亚国家中最多，如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泰国正大集团、菲律宾陈永栽财团、印尼三林集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华资企业。侨资在中国内地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闽南金三角地区。

2.1991年至1998年。1992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省会城市以及太原、合肥、南昌、郑州等13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至此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格局。1990年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上的改善，促使海外侨资在中国投资进入飞速发展时期。

1992年到1999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1968亿多美元，是上一阶段的7.3倍，其中，海外侨资占1276亿美元，约为进入中国外资的65%。从侨资的来源地上看，东南亚国家迅速崛起；北美、日本和欧洲等地的侨资投资开始增加，来自北美和澳洲的侨资企业数在全国总数中所占比重从1991年的5%上升到1992年的8%，来自欧洲、拉美和非洲的侨资企业数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从2%上升到3%，并且一直稳步上升。侨资在国内的分布在这一阶段也发生了变化，从广东、福建等侨乡北上，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在1992年的新增侨资企业数超过福建，而长三角地区所占的比重呈现出赶超珠三角的趋势。这一时期的投资方式与上一阶段有所不同，合资企业的比重下降，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比重上升，开始采用股份制企业方式。

3.1999年至今。1999年以来，中国全面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中国政府将引资重点由开放之初的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向提高技术水平、配合产业调整升级、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门类方向转变。虽然在1999年之后的三年中，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华侨华人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在中国的投资有所下降，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国内各种软硬件条件日趋完善，海外华商资本仍然不断涌入。

200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首次超过700亿美元，成为国际第一大外资流入国，其中华侨华人投资有很大增长。在侨资的来源上，欧美地区侨商，特别是新华侨华人对中国内地的投资日益增长，规模越来越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侨资企业依然占有相当比重。在接收侨资的地域上，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迅速发展，长三角以其向全国市场的辐射力成为侨资的最大集聚地，新增侨资企业数在全国的比重中，长三角已经超过珠三角。侨资的范围逐渐扩展至全国各地，过去并非投资热点的西北、西南地区也有了华商投资。侨资企业的产业结构也有所变化，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技术产业、金融行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行业。此外，侨资企业逐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聚，出现侨资企业之间、侨资企业与其他国际大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海外华侨华人还积极发挥自身与住在国各界的联系，“以侨引外”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投资。

从建国初期的百业待兴，到改革开放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投资兴业的广阔平台，从海外侨资单方向参与和支持祖国的经济建设，到海外华商和中国国内资本双向流动共赢互利，海外华侨华人对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出去”起到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同时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又为华商提供了更多契机。当今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互利互惠的合作必将创造出新的辉煌。

(未完待续，参考文献略。作者分别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法案室议案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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