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屠杀华侨，红色高棉（上）：血洗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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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的兴盛和衰亡，构成了柬埔寨当代历史的重要一环。上世纪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推翻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树立了在柬全国的统治。就在柬埔寨百姓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候，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共在国内推行了一套极左的政策，让这个东南亚小国霎时变成杀戮之地。

为了构建其乌托邦式革命理想国，红色高棉领导人强行将举国民众拉上战车，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过大屠杀、饥饿和过度劳动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缔造了一个人间炼狱。

虽然红色高棉的统治只有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但给柬埔寨造成的伤痕至今还隐隐作痛。据统计，红色高棉导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可能有170万，将近这个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因为红色高棉极其隐秘的施政政策、执政期间国家的闭关锁国以及其寿命过于短暂，这段血腥的历史没有系统的档案，后人只能通过难民的陈述、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新政府整理公布的资料来还原。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红色高棉（上）：血洗柬埔寨。

美国的干涉带来意外的机遇

1960年9月30日，在柬埔寨王国首都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

柬埔寨战后就存在共产党组织，它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法斗争中成长起来，1953年11月柬埔寨独立后大部分解散或转入地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先、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

他们大多出生在农村富裕家庭，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回国后有待遇优厚的工作，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中学时就参加反法斗争，在巴黎这个“激进思想摇篮”，受反殖民情结和法国左翼思潮驱动，开始筹划革命理想。

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柬埔寨屠杀华侨，不太看得起“乡土派”。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柬埔寨独立开展反封建的革命。

1962年，党的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

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还算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但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革命组织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在各地发动起义。

国际上注意到波尔布特领导的组织，是在70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战争期间。不过令人困惑的是，柬共长期不公开自己组织的名称，外界只好称之为“红色高棉”。“红色高棉”原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此后成了柬共的代名词。

‍【波尔布特】

革命军在政府军的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却为红色高棉带来了意外的机遇。

越战期间，美国要求与越南相邻的柬埔寨助战，遭到西哈努克的拒绝。大批北越和南越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把柬埔寨视为对美作战的大后方，绕道柬埔寨迂回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还开辟了一条由柬埔寨通向越南的运输线“胡志明小道”。有传言称，在越战期间，西哈努克暗中与越南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允许武器和物资通过胡志明小道穿过柬埔寨运往南越战场。

美国对柬埔寨的中立偏左政策极为不满，从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并扶持柬埔寨首相朗诺将军。

趁西哈努克1970年3月出访苏联之际，朗诺与副首相、西哈努克的表兄弟施里玛达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抗议越南共产党在柬埔寨活动。然而在集会上，这些反对者却调转枪口，针对西哈努克本人进行抗议，这最终升级成为一场政变。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会和王国委员会召开会议，投票罢免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被废黜，朗诺出任总统。

据说，苏联为了避免当时正在莫斯科的西哈努克提出在苏联成立流亡政府的要求，一直到离他登上去中国的飞机前仅两三个小时，才正式向他通报了政变的消息。之后，苏联仍然和朗诺政权维持着外交关系。对西哈努克后来建立的流亡政府，苏联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仅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又继续向朗诺集团提供政变之前答应给柬埔寨的军事援助。

在对待柬埔寨政变这件事上，中国的立场和苏联的态度可以说形成鲜明的对比。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17人由莫斯科飞抵北京的时候，中国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欢迎，周恩来、李先念等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决不认同别人。

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东交民巷为西哈努克建立了官邸，从陈设、布置到起居、安全等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并配备了相关服务人员。西哈努克第一次流亡中国的生活就此开始，一住就是5年。

【1967年，西哈努克与工人们打招呼】

“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

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朗诺依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美国空军的掩护，于1970年和1971年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行动，企图消灭柬埔寨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然而他失算了，由此开始的长达5年的战争摧毁了柬埔寨，并且将红色高棉推上了权力的舞台。

不久，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住所里迎来了访客——红色高棉，他们曾在政变后表示支持西哈努克。这时，他们趁机打着爱国的牌子，扛起了抗美救国的大旗。

大敌当前，在中国领导人的促成下，西哈努克和柬共摒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建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共同对抗朗诺政权和它的美国支持者。此时红色高棉名义上的领导人是乔森潘，这是他3年前逃脱柬埔寨警察的暗杀后首次露面，他在政府内任副首相、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而实际指挥者是波尔布特。

大批柬埔寨的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官员、军人奔向丛林，加入红色高棉的行列。不久，越南共产党也加入联盟，表示愿意帮助西哈努克。在最初的两年，越南人承担了正面打击朗诺政权的主要任务，而红色高棉则加紧积蓄力量，急剧扩张，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

到1973 年，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已经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了金边外围地区。1975年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范例。

【红色高棉战士在金边】

扳倒了朗诺政府，红色高棉迅速开始了革命试验。4月17日当天，波尔布特就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和缺少粮食为借口把金边居民遣散出城，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出城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了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甚至连正在医院治疗的病人也不能例外。

事实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滋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地，而“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要实行“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消灭城市，所有国民必须在农村劳作。

早在进城两个月以前，波尔布特等人就决定，全国胜利后要取消城市。这项决定在年初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

【1975年4月，金边市民被要求紧急撤离】

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物质准备，在士兵的强行驱赶之下，几天之内，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

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200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居民不足3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境遇之中。到当年9 月，全国城镇都完成了迁出人口的任务。

与过去的一切决裂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大部分人没有料到，这次离开，竟是一条不归路。

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还没到达目的地，体弱的人就病死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

这只是红色高棉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的开始。波尔布特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红色高棉基层干部和士兵基本上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他们狂热地执行“红色高棉”的极左政策。在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红色高棉着手推广原在根据地实行的合作社制度。

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建立了一套类似南亚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市民划为“新人”，是被改造者，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而丛林根据地地区的农民被划作“旧人”，是改造者，由后者实施对前者的监督教育。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

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

【按红色高棉的命令，金边的外国人被集中起来，准备立刻赶出城市】

红色高棉实行与过去的一切决裂的政策，不但纪元从“元年”开始，还禁止私有制，取消市场，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实行的是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全国没有邮政、电信部门，人们不能自由流动。

家庭被解散，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男女老少按成分、年龄、性别编组集体劳动，大修水利，平整土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白天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农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收获的粮食必须全部交公。

所有人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组织安排：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夫妻分开居住，一个星期只能见一次面；7岁以上的孩子必须离开父母，与过去的家庭划清界限，集中参加放鸭、编织等劳动。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过时不候。公共食堂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

红色高棉还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勒令佛教徒还俗，寺庙用作仓库，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他们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就连会说外语也是死罪。

‍【被红色高棉强制参加劳动的民众】

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依靠监视网和军队，对国民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到疯狂屠杀，大批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有统计称，最后全国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

一些幸存的“新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旧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不得不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旧人”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

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柬埔寨原本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柬埔寨屠杀华侨，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随著经济形势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大锅也和被他们专政的对象一样，里面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掌权之后，红色高棉强调的是一个“快”字，先提出了每公顷产3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1吨；后在1976年8月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波尔布特曾经自问自答：“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新人”来承担。在2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

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的捣乱，于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新人”的处决。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向地方干部问罪，这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新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

【1975年，柬埔寨金边，无家可归的儿童】

“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

当潜在的敌人先后被以肉体和精神方式改造成功后，波尔布特又将目标转向党内。1976年夏，一直身处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他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急需治疗。

1976年12月，波尔布特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他在会上说：“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保证，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此后，红色高棉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由开始了四次内部清洗。柬共党内人人自危，包括胡荣、符宁等在内的一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地铲除掉。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就有5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

在1978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近10万人。大批革命者成为自己人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 名柬共干部及家属。

红色高棉的党内清洗是在审查中心进行的。所有审查中心中，最臭名昭著的是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2万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9000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年轻的行刑者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锄头砍杀。许多被挖掘出的头盖骨上，都留有被砍出的裂痕。

【在柬埔寨死人坑发掘出的头盖骨】

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在大屠杀的同时，民柬对外处于极度的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与之互派外交人员。国门被关闭，受害者无路可逃。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

最有代表性的是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在党政军内担任要职：他的两个姻亲是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分别是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分别是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区书记，另一个是某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在森森白骨旁玩耍的柬埔寨儿童】

被软禁在皇宫里的犯人

从被罢黜的那一刻起，西哈努克就一直待在北京。他只有1973年被获准对战区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访问。红色高棉的组织异常神秘，整个领导层经过了伪装，许多士兵都不知道最高领袖是谁。西哈努克也不清楚，究竟谁掌握着红色高棉的最高权力。在不知不觉中，针对西哈努克的清洗已经悄然开始。

1975年9月15日，柬共夺取政权后，流亡在外的西哈努克回到了金边，回国之初仍为国家元首。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3月初，西哈努克主动向“革命组织”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并于4月2日发表声明宣布“退休”，然而不久即被软禁在王宫里。

在此期间，周恩来逝世。西哈努克向波尔布特提出准许他前往北京吊唁，但未获批准。1978年，周恩来的遗孀、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访问柬埔寨，提出要见西哈努克，也被官方拒绝，还谎称西哈努克身体不好，不希望会见任何客人。其软禁时间长达33个月。

西哈努克的5个孩子和14个孙子也作为“新人”被下放劳动，最后全都下落不明。

他回忆说：“实际上我也是被关在皇宫里的犯人，完全被囚禁了。我只能见到一个人，就是乔森潘。他有时来皇宫，也只是打个招呼，你好，过得怎么样？我曾经试图争取他或者波尔布特允许，比如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能看到孩子和孙子们。但是他却说，不行不行，他们离金边很远，他们身体很好，在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请不要老想着家庭生活，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国家，祖国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家庭生活。”

1979年1月6日，在越南侵略军攻占柬埔寨首都的前一天，中国特地派专机前往金边营救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当他们回到北京的住所，夫人莫尼克公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高棉礼仪，在书房里恭恭敬敬地设了一个神龛，放进他们最敬重的老朋友周恩来的遗像。从此，西哈努克每天都来这里，双手合十，鞠躬、献花、上香，寄托他们对周恩来的哀思和永远怀念。

【西哈努克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

本文综合摘编自人民网、凤凰网、《文史参考》、《党史文汇》、《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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