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华裔,莫桑比克华侨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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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生活在莫桑比克的老侨民口述,莫桑比克的华侨历史已有220余年,但真正具有文字实效的记录则要从19世纪最后的1/4时间提及,或者说约在1875年之后,第一批华人移民蹒跚地踏上这块非洲人的土地,开始他们异常辛酸的创业之路。所以,提及莫桑比克的历史,除葡萄牙人外,华人则是近代影响莫桑比克较大的另一大外来人种。1940年的马普托市华人社区蓬勃发展,共有5个华侨团体。

莫桑比克最早被华人称为“莫三鼻给”,此名从斯瓦希里语的发音而来。据海外的一些资料记载,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达东非莫桑比克的海岸索法拉地区,这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华人涉足于此。另据生活在莫桑比克的老侨民口述,莫桑比克的华侨历史已有220余年,但真正具有文字实效的记录则要从19世纪最后的1/4时间提及,或者说约在1875年之后,第一批华人移民蹒跚地踏上这块非洲人的土地,开始他们异常辛酸的创业之路。

开创洪荒的19世纪

大约130年前,华人开始移居莫桑比克。史籍记载有两种原因:一是政治关系。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末期,各地的反清斗争使得国家进入一个风雨摇摆的动荡时期,一些政治人物因参与反清活动而为政府所不容。二是经济关系。广东、福建等沿海诸省很早以前就有闯荡南洋的历史,那时人们多因经济的窘迫和谋生的艰辛而背井离乡,依靠海外亲戚或同乡的关系外出淘金。此外,也有人提出第三种解释:最早到达莫桑比克的华侨是被澳门政府充军至此。莫桑比克与澳门同为葡萄牙人殖民地。那时被葡人统治下的澳门华人居民,一旦触犯当地法律,就被葡殖民政府充军到莫桑比克。他们在做工期间,披荆斩棘,挖河筑路,条件十分恶劣。等到工期结束,葡政府采取就地放之的方式,所有被充军的华人,全凭其个人的能力自生自灭,在远离故土的马普托市就地生根。

第一批闯荡莫桑比克的华人是来自广东省四邑县的木匠,他们于1875年之后定居在马普托和贝拉港。1886年至1894年修筑马普托至(南非)铁路、1892年至1898年修筑贝拉至(津巴布韦)铁路时,大批劳力廉价的华工从中国沿海地区被招募而来,工程完工后,便有一些人留在莫桑比克。至19世纪末,当莫桑比克的首府从莫桑比克岛迁移至马普托市后,葡属东非殖民政府便大兴土木、扩建街道华侨与华裔,以前简陋的矮房悉数拆除,开始兴建高层的水泥洋楼,于是需要大量的技工,特别是木工。中国人的建筑技术在当时已是有口皆碑,在工钱与吃苦方面也非他人能及,葡萄牙人便于澳门大量招雇华工,然后运抵马普托进行屋宇建设。所以,在后来马普托市华侨当中,木匠者居多,正是这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些中国人在葡人“马尼卡─索法拉”公司的糖厂和矿井做工,华人华侨的数量因之而日渐增多。

1893年,定居于马普托的华侨为52人,这个数字在1903年上升至287人。在早期闯荡莫桑比克的华侨中,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先驱人物谢三(葡语:Ja Assam)。此人是一名木匠和建筑技师,他在马普托市做出一些成绩后,便将自己的一块土地无偿捐献出来。正是在这个地方,马市的华侨于1903年集资兴建了中华会馆( )。后来又在此地扩建了中华小学并成为华人社会的聚集地。

初现繁荣的1940年

据中华会馆会员牌所示,截至1940年,马普托市已有华侨500多人,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这时的马普托已显露出一个港口城市的规模,处在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从最初的华工来此披荆斩棘、开荒垦地到此时的华侨建造楼房、繁荣市场,可以说华人华侨是马普托早期的开荒牛,为马市最初的市政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提及莫桑比克的历史,除葡萄牙人外,华人则是近代影响莫桑比克较大的另一大外来人种。

当时的华侨已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历程,依靠勤劳吃苦,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马普托市占有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华侨从事的行业,无外有三:一为木匠(手工业)。华人木匠制作的木制品手工之细腻、成品之精良代表马市同行人士的最高水平,因此,华人制造的各种木器也颇受市场的青昧。二是经商。华侨经商者约占总人数的40%,大小商铺共有50多家,开在市区黄金地段的只有1/5,其余多设在当地人聚居区,如黑人餐馆、黑人酒水铺、黑人杂货铺等。三是耕种农场(农业)。华侨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或者说农业是华侨从事的最有希望的行业。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中国人有着浓厚的依恋土地的情结,土地是万物之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农民耕种的真实写照。其次,当时的莫桑比克沃野千里,待耕之地尚不到百分之二十,葡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在1937年发出通告:凡未开垦的荒地,地主当年每千公顷地需纳税10万礼士(礼士为当时当地货币名称,10万礼士约值英币18先令),第二年纳地税20万礼士,以此类推;对于已开垦种植的土地,每年每千公顷交纳地税10万礼士即可,因此,凡有地者均以低价尽快租出,如1千公顷地,每月仅以3英镑的价钱即可租得。所以,稍有经济条件的华侨纷纷合股投资农业,开办农场,华侨的农场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最后,华侨农场多处于马普托地区或林波波河畔,河流纵横,光照充足,土地肥沃华侨与华裔,自然条件令人啧啧称奇。华侨经营的农场时有25家,资产各为几千英镑不等,作物多以香蕉为主,也种植玉米和蔬菜。平均每个香蕉园每月可生产五百箱香蕉,主要出口至邻国南非,每箱售价20先令,纯利为15先令。莫桑比克早年华侨致富途径或者说原始资本的积累方式主要是通过开办农场来完成的。

1940年的马普托市华人社区蓬勃发展,共有5个华侨团体。分别为:

1、中华会馆。是当地华人最大的团体,会馆为华侨集资兴建,宏伟壮观,是马普托市大型建筑物之一,常有外种人结群前往参观。2、国民党支部。是租赁来的一栋洋楼,内部设施按东方情调布置得富丽堂皇。3、致公堂。会所是会员集资兴建的一座2层高的别墅楼,也很华丽。以前也曾辉煌过,后因资金短缺,会务活动日益减少,其总会设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4、四邑会馆,为当地四邑人士组建的团体。5、联安社。是南顺人士组建的社团。四邑会馆与联安社建立的宗旨是加深同乡之间的联络,互相扶助,二者经费均靠月捐的收入来维持。

鼎盛之时的独立前期

独立之前是莫桑比克华侨事业的鼎盛时期,这时的华人经历多年的奋斗,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富贵阶层,移居莫桑比克的华侨数量也从30年前的500人增至5,000多人,增幅达10倍之多,其中有2,000多人生活在马普托,另有3,000人生活在贝拉。华侨从事的职业,仍然集中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三个方面。在农业领域,华侨的农场数量达30多家,其中已有2家跻身于全莫农场的3强之列。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大宗香蕉的出口依然是华侨农场的重头戏。据老华侨任南华介绍,他的农场在独立前每天就可收获香蕉50吨。因当时的农产品出口是对外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华人社群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莫桑比克重要的经济命脉。当华人在农场种植获利颇丰后,就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商业中去,促进当地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现位于7•24大街的弗兰萨商业中心( )实际上是由老华侨何先生自建和创办的全莫桑比克首家超级市场,随后他又开了2家,也就是说在独立前期,仅何先生1人在马普托市就开办了3家大型超市。至于遍及全市的华人商店更是数不胜数,而由华人自建的商业和公寓大楼也多达五、六十座。在手工业方面,华侨开办了2家铁工厂,其余从事的仍是木匠,集中于木器的制作和楼宇的建造。可以说,华侨在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建设中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华侨与华裔

独立前期的华人社群与葡殖民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中华会馆设立有中华小学,是华侨子女学习汉语以及传承中华文化的地方,政府当局对华侨教育并不限制和刁难,而且极为尊重和赞赏,学校的教师资格、课外活动、教科书的选编以及授课时间均由华人自己处理,华人在法律上不受歧视,有结社、教育、言论、行动等自由,葡人也不干涉。另据任南华夫妇回忆说,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少发生偷窃和抢劫案件。

独立至今的艰难岁月

1964年9月25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领导人民在北部的马孔德高原进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在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给予了很多无私的援助。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已处于美、苏对峙的冷战前期,就中国而言,葡萄牙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欧列强,中国和莫桑比克同被其侵略过,澳门仍沦为葡的殖民地,因此,解放黑奴,支持包括莫桑比克在内的非洲人兄弟获得独立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中国和前苏联成为莫解放力量的两大军事援助国,毛泽东思想及其军事理论对解阵党领导人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独立战争期间,贝拉和马普托两市一些有钱的华侨开始撤离莫桑比克,一部分人随葡人去了里斯本,另部分去了其他国家,即使是那些留在原地持观望态度或难以割舍产业的华侨,也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葡萄牙或南美洲同说葡语的国家巴西以防不测,中华小学因之关闭。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当天即与莫桑比克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久,效仿中国与前苏联的做法,莫桑比克新政府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将前任政府时期的工厂、银行、学校、医院、楼宇等资产一概收归为国有。

据生活在马普托市的老侨民回忆说,莫桑比克实行资产国有化后,当地华侨的农场、公寓和商业大楼、铁工厂、部分商店以及中华会馆、致公堂等私人或集体资产均被无条件没收充公,然后,政府根据每个侨民家庭的人口数量分配房屋仅供居住,不可作为商业之用。莫桑比克的华侨财富随之化为乌有,特别是华人自建的五、六十座大楼,那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横跨两个世纪历经二、三代人的努力才铸就的血汗结晶。中华会馆的丧失还使华侨失去了精神上的寄托和接受中华文化教育的机会,他们倍觉迷惘和恐惧。稍后,新政府发出通告,所有在莫桑比克的外籍公民,必须于一月内选择国籍以确定身份。对华侨而言,如果保留原籍中国,自己仍被划为外国人而无法享受莫国民待遇,并由此丧失其它既得利益;若选择莫桑比克国籍,融入其中,但必须履行一些义务,例如服军役。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面前,绝大多数的华侨随着外国侨民(主要是葡萄牙人)的撤离大军仓促离境,飞往里斯本。莫桑比克虽然赢得独立,但因前殖民政府的社会管理人员和经济专业人士的撤走而处于人才真空的局面。虽有前苏联和东德的顾问专家团应邀前来填空,毕竟是杯水车薪,大势已去,莫国内的经济形势一落千丈,举步维艰。

1977年,莫桑比克爆发内战,长达16年的持久内战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莫经济也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从独立战争到财产充公再到旷日持久的内战,一次次的社会动荡致使华侨华人的生存处境每况愈下,越发艰难,数量也从鼎盛时期的5千人骤降至几百人,留下的都是较为贫穷、收入有限、想走却没有经济能力的侨民。特别是16年的内战时期,莫桑比克华侨生活得异常清贫。

1992年10月,饱经战火蹂躏的莫桑比克停止内战,此后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留守于此的华侨们以他们坚毅不屈的奋斗精神终于度过16年的沧桑岁月,并在生意和经营上渐露曙光。但是,这个国家虽然远离战争的硝烟,在发展过程中问题却接踵而至。首先是政府严重的腐败问题,使得侨民情绪黯然,对国家的发展前景不抱信心。其次是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偷窃在马普托市泛滥成灾,外人难以想像,台湾的《中国时报》刊文介绍老侨民任南华夫妇的情况时,文章标题即为“开在小偷世界里的百年老店”。抢劫之风在马市也很盛行,近来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华人华侨的入室抢劫团伙,但警察根本不管,从没破过案,所以,稍有财产的住户均用铁栅栏封死阳台,加固防盗门窗,生活于此如同坐监狱一般。糟糕的社会环境一直是华侨最头痛的问题。1997年,马普托尚有华侨华人近300人,而到了2006年,马市仅有华侨家庭20多家,人数100人左右,且仍有一些老华侨在出售自己的房屋等不动产,准备移居他国;华侨商店从独立前期的百家争鸣到现在仅幸存任南华和梁小姐两家;华侨农场也从以前的30多家只剩下路易斯•黄(中华协会会长)和任先生两处,且农场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意欲转租他人。贝拉市的情况更是不堪回首,从鼎盛时期的3,000人到今天仅剩下老华侨2人,已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之中。

现在,马普托市街头难见华侨奔波劳碌的身影。华侨在经济方面也无大的建树,他们过着平静的市民生活,倒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在葡人和华人大撤离时以很低的价格纷纷购进二者的商店和房产,一跃成为莫桑比克最大的外来人种并把持着该国的商业贸易。

今日的马普托老华侨越来越少,而来自中国的新华侨华人却越来越多,他们多是上世纪末才来到莫桑比克从事开商店或其他贸易活动的。对于未来的发展计划,新华侨华人多以临时的商业活动为主,很少有在此长期扎根的打算。

新华侨华人来到莫桑比克做生意的时间并不长久,可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90年代为第一阶段,部分中国人抢占先机,到非洲寻找发财的机会。这时的中莫经贸关系基本上以民间贸易为主,规模不大。中国在莫的商人普遍处于单打独斗、散兵游勇的经营状态。2000年至今属于第二阶段,首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将国人的目光转向这“全球最后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大批的中资公司和个体商人纷至沓来,中非经贸也从单纯的双边贸易进入工程承包、通讯、能源、基础建设等多领域多边经济合作的经贸体系。

截至2006年底,马普托市区共有新华人开办的日用百货消费类(包括单一品种经营)商店50家。笔者在2006年穿越莫桑比克后粗略估计,包括中资公司、私营个体在内,近年来赴莫发展的新华人有1,500人左右,其中约有500人生活在首都马普托市。

(作者系莫桑比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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