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 华侨，柬埔寨的华侨社会：从产生到兴盛，源于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华侨移居柬埔寨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1963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柬埔寨的华侨有42.5万人，占柬埔寨总人口的7.4%。华侨不仅是中柬两国友谊的使者，而且为柬埔寨的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时光荏苒，随着华侨人数的不断增多，中华文化也在异国他乡不断移植，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凝聚作用下，形成了柬埔寨的华侨社会。

柬埔寨金边皇宫一、柬埔寨华侨社会的萌芽：宋元时期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至7世纪中叶，柬埔寨被称为“扶南王国”。扶南是历史上第一个出现在中国古代史籍上的东南亚国家。但是，在宋代以前，两国主要是朝贡贸易的形式，晋代苟勖《食举乐东西厢歌》中说：“西旅献獒，扶南效珍。”唐代武德与贞观年间，扶南王国两次遣使来华朝贡。公元7世纪，扶南王国为真腊王国所取代。到了宋代，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以及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中柬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密切，除了传统的朝贡贸易外，民间贸易迅速上升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北宋时，先后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的港口，广州、泉州、杭州和明州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两国的市舶贸易进一步发展。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说：“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迥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者，被称为“住蕃”。从这里可见，海外侨居现象在北宋已经十分普遍。南宋时，真腊及其属国的商船经常装载香料来泉州出售，也有越来越多的商品从中国运到柬埔寨，据《诸蕃志》记载，中国商人为真腊带来了种类繁多的商品，得到了真腊人民的喜爱。

扶南王国大致势力范围公元1296-1297年，随元朝使者访周达观到了柬埔寨之后，留下了一部记录中柬友好往来的著作《真腊风土记》，其中说：“余乡人薛氏，居蕃三十五年矣。”可以推断，在南宋时期居住柬埔寨的中国人已经不少。到了13世纪末，已有华人住在马德望省的吴哥城。到了元代，移居柬埔寨的华人就更多了，虽然昔日强大的吴哥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但真腊仍然三次遣使来华交好，元朝统治者也没有与真腊发生过军事冲突，通过外交手段维持了双方的友好关系。《真腊风土记》中说，真腊人民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饮酒则用锐器，铺地用的是明州草席，国王宫廷所用的蚊帐，也是来自中国。随之而来的是大批中国商人来到了柬埔寨，并且一部分商人在这里长期定居。中国人移居海外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社会组织和传统社团的出现和发展。但是，宋元时期华人的定居形式，还主要是处在与当地人杂居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聚居，因此，这个阶段柬埔寨的华侨社会还只处于萌芽阶段。

真腊王国大致势力范围二、柬埔寨华侨社会的形成：明代到鸦片战争到了明代，移居柬埔寨的华人越来越多，许多华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单独的聚落，宗乡组织日益增多，有着同乡情谊与血缘之亲的华人到柬埔寨后，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自然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柬埔寨的华侨社会开始形成。明朝是中国与真腊海上往来最频繁的时期。明太祖即位以后，就遣使宜慰南海诸国，并定十五个国家为不征夷国，并谕子孙遵守。其中真腊就是十五国之一，在明初实行海禁时，对真腊破格优待，允许其入贡。永乐年间海禁解除以后，两国的海上贸易往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永乐二年 (1404年)时，据《明实录》记载：“中官往使真腊，将归，有从行军三人遁，索之不得。”可见当时已有使者，可能是由于政治避难前往柬埔寨定居。随着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部分解除海禁，东南沿海居民纷纷出洋贸易，漂洋过海来到了柬埔寨，其中一部分中国商人在当地设店铺，娶当地妇女为妻，安家落户成为了华侨。莫玖(1655-1735年)是明末清初柬埔寨和越南的著名华侨。1671年，他从家乡雷州乘船出发，举族迁到了真腊。之后，他又在真腊河仙地区大力发展势力，率领中国华侨同当地柬埔寨人民一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将河仙变成了人烟稠密、经济繁荣的港口， 其子莫天赐一度自号“高棉王”。张燮的《东西洋考》，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其中重点介绍了柬埔寨，他说柬埔寨的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客寓处”，可见明朝末年红色高棉 华侨，柬埔寨的华侨已有了集中居住区。到了17世纪初时，柬埔寨首都金边已成为了华侨的聚集地。由于柬埔寨的华侨，主要来自闽、粤、浙等沿海地区，从而逐渐形成居住相对集中的华侨群体，在这个时期，随着越来越密切的中柬民间贸易，华侨社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柬埔寨吴哥窟三、柬埔寨华侨社会的兴盛：鸦片战争之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沿海地区的人们纷纷逃往海外谋生。柬埔寨由于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交通便利，成了移居海外者重要流向地之一。从汕头出洋的柬埔寨华侨，一般乘汕头到西贡的轮船，然后沿湄公河从东而西经越南入境，或者乘汕头到曼谷线轮船，沿陆路从西而来经暹罗入境。这一时期是华侨社会的兴盛期，柬埔寨的华侨社会组织开始壮大，形成了所谓的“帮”。“帮”成为华侨社会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民间组织形式，其在柬埔寨华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为方便管理当地华侨，法国人对柬埔寨华侨进行按照“帮”进行管理。这样，帮和帮长制度便在柬埔寨建立起来了。

柬埔寨独立纪念碑近代以后，柬埔寨华侨最大的侨乡是潮州，并产生了著名的“潮州帮”。据《潮州志》记载，清朝末年，从光绪30年 (1904年) 到宣统3年 (1911年)，潮州每年出口人数都在10万以上，其中光绪33年 (1907年) 留居国外人数达4.2万人。据《华侨经济问题》统计，1963年时，柬埔寨华侨中潮州籍占67％ ，广肇籍占15％，海南籍占7％，福建籍占6%，客家籍占5%。由于华侨社会的壮大，华侨在当地也越来越有影响力，清代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更是指出：“南洋诸岛各埠林立，商务工务均赖华人为骨干。”为了和当地政府或本国政府进行交涉，更有利于合作与发展，柬埔寨的华侨之间，还形成了较大的商会组织，1990年12月红色高棉 华侨，作为 “柬埔寨华侨华人之家”的柬华理事会正式成立，随着其后五大会馆、十大宗亲会和一个同乡会相继建立。这正得益于华侨社会组织的推动作用，它提高了当地华侨的社会地位，也标志着这个阶段华侨社会的成熟。

华侨之乡——潮州总结传统的中国社会则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同一血统和同一地域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亲密关系。华人迁居海外时，基本上仍以宗族同乡为中心。在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与乡情文化，很自然地也也会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开花，最后形成以血、地缘、语言、风俗习惯为纽带的华侨社会，这一切都源自这种中华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凝聚力。通过对柬埔寨华侨社会形成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种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