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华侨华人，战后泰国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变化及成因分析

摘要

二战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东南亚成为美苏争霸的重要地区。同时，东南亚国家的相继独立也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在此情况下，泰国等东南亚各国相继出台针对华侨的不利政策，当地华侨华人因而不得不调整身份认同。本文在对二战前后泰国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论证了其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早期泰国华侨的身份认同

华人移居东南亚地区可以追溯到汉朝，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每逢新旧王朝交替，大量不堪战乱的平民与没落的权贵就会迁居至地缘临近的东南亚地区。从早期华人移居东南亚至二战结束，总体上东南亚各国华侨都对中华民族身份及中华文化保持高度认同。

在暹罗素可泰王朝时期，泰国派遣使节向中国政府进行朝贡，双方的朝贡贸易一直持续到19世纪；明朝洪武年间，华人使者开始前往中国进贡，此后随着两国经贸往来增多，移居泰国华人也逐渐增多；1766年，缅甸军队围攻阿瑜陀，具有华人血统的“郑王”率500部下突围并收复阿瑜陀城，建立吞武里王朝。郑昭在位期间，鼓励其祖籍地潮汕的居民移居泰国；郑昭死后，泰国王室对华人宽松的政策进一步延续了移民热潮，拉玛一世在泰京城西建立了一个华人商业区，大批华人移民涌入，逐渐演变为今日的曼谷唐人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渐衰微的国力难以维持中泰之间的朝贡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工出国合法化，大量华人涌入泰国，而泰王拉玛五世则倾向于自然同化的移民政策。

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和在华侨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华文学校和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侨子女越来越多，华人同化进程受阻，拉玛六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国籍法》，规定不论父母属哪国国籍，凡是出生在暹罗的人均属泰人，这与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有关国籍的法令相悖，造成了双重国籍的问题；颁布《民校条例》对华文学校加以管制，规定华文学校在内的所有民办学校的创立，需要经过教育部批准才能进行办学；对上层华人封赐官爵以争取其归顺泰皇室。1932年政变后，新政府加强对华侨身份认同的干预，修订《民校条例》和《移民法》，限制中国移民入境，以限制涌入的新移民对当地华人社会身份认同的增强，延缓华人同化于当地的进程。1939年銮披汶·颂堪执政，他十分重视国家形象的建设，并与国家利益挂钩。1939-1942年间，他颁布了12个文化法令以激发泰国的民族精神，鼓励人民排外，并采取强硬的排华方针。1944年，新政府宣布取消銮披汶时期的排华措施。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华裔华侨华人，泰国华侨尽管对中华文化及其身份保持高度认同，但在泰国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及泰皇室的同化措施的作用下，总体趋于向泰人身份认同平缓过渡。20世纪初期，清政府颁布国籍法，规定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均为中国人，将泰国境内华人均纳入到中国人范畴中；泰国政府强硬的政策，加强了华侨社会的民族意识；孙中山等爱国志士也曾来到泰国宣传革命思想，成立同盟会暹罗分会，推选萧佛成为主席，《华暹日报》为暹罗分会的机关报，进一步加强了泰国华人对自身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身份认同。

二、战后泰国华侨华人的认同

从早期华人定居东南亚至19世纪末期，华人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进程很少受到干预；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受外力作用影响，同化进程停滞不前；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新兴独立国家纷纷采取强制性政策减弱华侨的身份认同及民族主义情绪。

二战结束后，中国是战胜国，而泰国作为战败国，其排华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战后新成立的暹罗政府与中国于1946年签订《中暹友好条约》，条约给华侨以很大的居住及自主经营权，这一时期泰国华侨同化进程最为缓慢。1947年銮披汶发动政变，开始了他第二次执政，对华侨子女实施强制性的泰文教育，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限制中国移民入境，加快了华侨的同化进程。

1955年以后，泰国对华人的同化政策趋于温和，主要遵循两个原则：限制新移民和放宽入籍手续，使得大量华人加入泰国国籍。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取消了双重国籍的政策，鼓励海外华人主动融入当地文化；另一方面，出于改善外交环境的需要，泰国需要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以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1957年銮披汶下台后，沙立·他那叻注意到华人在泰国五年计划等经济建设举措中的作用，放宽了对华人的限制。他侬·吉滴卡宗执政期间，规定法律上没有华文学校和泰文学校的区别，允许六所民办华文学校授课至高中。1975年，中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逐渐拓宽合作领域、增强民间交流，泰国通过放宽华侨入籍的限制加速同化进程，中国也对其政策的合法性予以承认，华人成为两国增进良性互动的桥梁。

总体而言，泰国在二战后对华人实施较为温和的同化政策，力图通过“软硬兼施”促使华人主动认同泰国文化、融入泰国社会，且这种政策发挥了明显的效果，使在泰华人在该段时期内相对容易地产生了对泰国文化的认同。

三、社会环境对身份认同的构建作用

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泰国华人较早形成了对泰国文化的认同，且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过程较为平缓，这不仅与战后泰国历任政府温和的同化政策有关，还有赖于泰国文化环境的影响。

20世纪初期至二战结束这一时段的文化环境阻碍了华人同化的进程。一方面，由于受到中国革命维新派革命思想的宣传，当地华人在对华人身份高度认同的基础上，于1910年因暹罗实施华人与本地原住民需缴纳相同数目的“人头税”而发动大规模罢工，这刺激了拉玛六世强化歧视华人的政策。其次，20世纪初期华人移民暹罗的浪潮阻碍了华人同化，仅1920-1930这十年间，就有近40万新华人移民，且妇女占有相当高的比例，男性华人移民越来越多地选择与女性华人移民通婚而不是与当地居民通婚。再次，20世纪初期暹罗对华文教育进行严格限制，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以及銮披汶对西方民主政治进行考察后，泰国的文化环境较二战前更为宽松。泰国的户口本上只有出生地和父母姓名，没有民族，这体现出泰国政府实施的全面泰化政策，华人与本土居民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经济机会和政治地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华人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力并担任要职，在1983年大选中华裔华侨华人，有两位副国务院院长、七位部长为华裔。在1986年大选中，347个众议院席位中有86名华裔。90年代的差猜·春哈旺、班汉·西巴阿差、他信·西那瓦作为华裔后代相继出任泰国总理。此外，1992年的流血事件后，民主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泰国军人统治的效力，1997年的新宪法为华人参政提供了公开透明化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华人身份认同的本土化。

四、结语

总的来说，二战前泰国华人身份认同可以分为两部分：19世纪末以前和20世纪初期到二战结束。从早期华人定居至泰国到19世纪末期，华人同化于当地的进程较为平缓；20世纪初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吸纳政策，辛亥革命对当地华人的民族主义起促进作用，再加上中国受列强长期侵袭，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泰国华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了其对自身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战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改变，中国和泰国均作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需要增进良性互动、扩大双边合作。泰国温和的同化政策以及宽松的社会环境为华侨经济的转型提供条件，促进了其身份认同的转变，泰国华人在中泰双边关系中逐渐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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