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华侨，闽人智慧·侨篇章｜侨生回国好读书 陈嘉庚毕生心系华侨教育

回到祖国就学的华侨学生被称为“侨生”。侨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本文所述之“侨生华文教育”，侧重点在20世纪早中期，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由陈嘉庚（1874年~1961年）举办的侨生教育。

办学伊始

广纳侨生 桃李芬芳

“世界任其如何变动，我国固有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长期侨居海外，使陈嘉庚对南洋华侨社会的教育情况有着深刻的认识，深感华文教育的重要性。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南洋1200万华侨中，不懂中国语言的就有500万人。陈嘉庚眼见南洋华侨社会中的一些富豪子女接受英文教育，对祖国感情淡薄，“痛感南洋侨生之缺乏教育，数典忘祖，辗转而沦为土人，教育上之需要更迫切于祖国也。”他强调：“祖国当局，无论走哪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上世纪初，陈嘉庚几乎同时在闽南地区和新马地区兴办学校、开办华文教育。

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之始，即十分重视侨生教育。他规定，集美学校对侨生回国升学“概行收纳”，“到校时如考试未及格者，则另设补习班以教之”。1921年陈嘉庚创建厦门大学，也要求学校要广收海外侨生。同年3月1日，厦门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时，就同时在厦门、福州及新加坡开考。为了增强海外华侨的祖国观念集美华侨，陈嘉庚特别鼓励海外侨生到集美就学。陈嘉庚规定集美学校招生要面对海外，广纳侨生，优待侨生，“此例永续不废”。他指出：“集美学校所以特别欢迎华侨子弟之就学，盖亦有感于是为谋挽回其祖国观念也。”陈嘉庚以“侨生接受祖国之文化，比较国内尤为重要”的远见卓识，开办侨生华文教育、奖励华侨子女回国学习，在集美播撒下海外教育的星星之火。在陈嘉庚的推动和影响下，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海外侨生，纷纷回国就读。

1920年，集美学校创设商科，冀培养有学识之才，援助南洋华侨经营商业，并希望以此改变中国商业经营方式，谋求解决民生问题。集美学校商科初办时只有25名学生，第一组生源即是委托菲律宾教育会代为选送的侨生，修业年限为4年，主要授以商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功课偏重专业知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集美学校，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侨生。侨生毕业后，受陈嘉庚精神的感召，纷纷报效国家。如著名南洋企业家、慈善家、华侨领袖陈六使，早年就读于集美小学，后赴新加坡，先在陈嘉庚的公司工作多年，再开创自己的树胶事业，并在陈嘉庚的引领下倾资兴学，成为华社领袖。1929年，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李秀若）14岁从印尼回国，以“归国侨生”的身份考入集美幼稚师范学校，后毕业于集美女中。

就读于集美学校的华侨学生义勇军（1928年）

抗战时期

壮大师资 “认养侨生”

抗战期间，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内迁大田县，学生不能出海实习。为使人才培养不中断，陈嘉庚遂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水产航海学校。战后集美各校“复员”回集美，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的所有图书、仪器、标本等，全部寄赠给集美水产航海学校。1940年6月陈嘉庚参访延安，与在延安工作战斗的南洋侨生亲切会面，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加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侨居海外多年，意识到中华文化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纽带，华文教育是维持华人社会的关键。当时，南洋有许多侨胞兴办华文学校，缺乏大量训练有素的华文教师。1940年底，陈嘉庚致电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办一所侨民师范学校。关于福建侨师选址，陈嘉庚认为应设在闽南，大量招收闽南贫寒子弟，毕业后到南洋服务。为此，陈嘉庚还以华侨界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关于在闽粤创设师范学校提案》，该提案获得通过。1941年到1942年，两所侨民师范学校在福建和广东相继设立，培养华文教师，并被分别命名为第一、第二侨民师范学校。其中，第一侨师因厦门在抗战中沦陷，初期定址在长汀县。

1940年6月，在延安的侨生欢迎陈嘉庚。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南洋华侨惨遭日寇迫害，企业停产、侨汇中断，集美学校许多侨生因家里音信全无、侨汇中断，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当时，集美学校自身也极为艰难。受陈嘉庚嘱托，其侨界亲友和集美校友于1943年10月在福建永安创办集友银行，“以行养校”。集美学校校董陈村牧在大田集美职校看见参加球赛的侨生体力失常，问知原委后当即表示：你们的家没有了，学校就是你们的家；父母联系不上，老师就是你们的父母，并发起“一个老师至少领养一个侨生，直至他们毕业”的“认养侨生”活动。在烽火年代的校园里，老师对学生，既是严师，又是慈父慈母；老师与学生，既是师生，又是亲人。

1939年内迁大田的集美职业学校侨生得到特别关爱。

薪火相传

“侨生摇篮”拔地而起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对侨教的热心依旧不减。他在提交给第一届全国政协的7项提案中有2项关于侨教，分别是设立各地华侨教育机构案和救济华侨失学儿童案。那时海外华侨全心向往祖国，纷纷把子女送回祖国就学。然而，侨生回国时间与国内各校招生考试时间不尽相同；部分虽然参加考试、但未被录取的侨生存在“复习备考”困难。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嘉庚根据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的意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在集美创办华侨补习学校。中央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53年特别拨款60亿元（注：币改前币值），于同年9月开始筹建“福建省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并委托陈嘉庚在集美建筑校舍。侨校于1953年12月接待第一批归国华侨学生，开学上课。陈嘉庚接受重任后，把集美侨校校舍建设当作集美学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最好的地块给了集美侨校。他不顾当时近八旬的高龄，全身心“负责筹划，本节约原则，继续建置”，常赴工地视察。从1952年9月直到陈嘉庚去世后的1962年，共建成16座，依次命名为“南侨一”至“南侨十六”，合称“南侨楼群”。

1953年，陈嘉庚视察建设中的侨校工地。

集美侨校直接受中侨委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主要经费由国家直接拨付，在特殊的年代，直接承担着国家的特殊使命，发挥其特殊的作用。集美侨校成了当时全国最早的、影响最大的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被侨胞称为“侨生的摇篮”。据统计，自1954年1月正式开学至1971年11月被迫停办，集美侨校十几年间先后办了354个班，共接收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学生19432人。经过补习之后，考上大中专院校的计13000多名，有些人考上了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重点学校，历年高考录取率平均为75%。

上世纪50年代，陈嘉庚与廖承志商议集美学校侨生教育。

除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外，陈嘉庚在集美中学广纳侨生。1955年9月号的《人民画报》刊登的陈嘉庚的文章《集美中学的历史与近况》。文章中列举了集美学校各校1955年在校生数：其中，集美中学2000多名，占一半；集美中学的侨生1100人，超过一半。到1957年，集美中学在校生猛增到4000多人，79个班级，其中侨生1640多人，占41%，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侨校”。侨生人数快速增长说明新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感召力扩大，陈嘉庚自抗战后就多次提出的集美中学应多招侨生的主张逐渐变成现实。陈嘉庚还建议中侨委在北京、广州等地设立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和侨属子女补习学校。他曾对时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陆维特说：“不少华侨子女没有机会受大学教育集美华侨，特别是受祖国的教育……现在新中国刚成立，有许多事要做，我要为新中国分担一份责任，尽力先盖一些校舍给国内和海外的侨生学习用。”1956年后，集美学校由人民政府全面负责，各校的办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学生人数日益增多，其中尤其以侨生增速最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侨生摇篮”。集美学校也是青年学生成才的熔炉，侨生们得到茁壮成长。许多侨生发展自己的特长，有的能歌善舞，有的善跑能跳，有的能绘画摄影。如当时的印尼侨生，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俞昌旋、著名导演黄健中即毕业于此。节日期间，集美校园内人头攒动，穿着各色艳丽服饰的侨生夹在其中，给集美学村平添了一份欢快的气氛。

对归国就学的侨生，陈嘉庚一方面认为有必要给予特别的优待，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严格要求。他经常到学校看望侨生，与侨生亲切交谈。他强调说：“辨别是非，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侨生也不能例外。”他又希望侨生们“必须遵守纪律，培养优良品德，认真学习，发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此外，每当听说有侨生家境贫困者，他都积极帮助他们申请助学金，优待其受教育。

1956年3月，陈嘉庚在福南堂给集美侨校学生讲话。

1957年8月，陈嘉庚又倡办了侨属子女补习学校，并委托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负责兼办。1957年10月8日，他发表《为侨属子女特设补习学校的重要》一文，认为对“父兄远在海外”的华侨子女补习，“实有必要”。为解决校舍问题，陈嘉庚还通过集美扩建和集美侨校拨让的办法各拨出500人的校舍。1961年1月，陈嘉庚重病在身，仍然牵挂着侨生教育事业。他特地要身边的人代笔致函集美侨校杨新容、陈村牧二位校长，转达他对侨校基建工作、经费开支、及学校的发展的意见。

陈嘉庚终其一生，团结广大华侨，致力于华文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对推动国家的华侨教育、加强侨生与祖国的联系，做出杰出贡献。在陈嘉庚的主持下，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不仅招收侨生，还把许多毕业生输送到南洋，或兴办实业或从事文教事业。在他的影响下，不少闽南华侨华人回乡投身教育事业，福建侨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至今意义深远。

陈嘉庚一心投入华侨教育，蕴含着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今天的福建海外华文教育，正沐浴着嘉庚精神的光辉，展示国际化教育视野、开放性办学思路和多样化培养方式，广泛团结海外侨胞和四海校友，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