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学”研究续新篇 ——读《潮汕华侨史》有感

首部介绍海外潮人的起源、发展、变革以及延续进程的《潮汕华侨史》即将面世，这是青年学者李宏新闭关三载主编《潮汕史稿》的同时修撰而成的。

潮汕作为全国著名侨乡，首部本土潮汕史千呼万唤始成书，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堪称潮汕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笔者有幸获赠样书，先睹为快，读后感受颇多，对其创新性、专业性、综合性以及客观性尤有感触潮汕华侨，兹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潮汕华侨史》作者李宏新近照（摄影：黄松书）

创新性

其一是创新性。作为第一部有关潮汕及海外潮人的华侨通史，《潮汕华侨史》本身便填补了“潮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该书所述上至公元前5000—6000年潮汕地区有人类活动痕迹（同时也是潮汕“海事初开”之始），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有关海外潮人的史事作了连贯而系统的综合总结。作者在采用较少争议的历史叙述以构建潮汕华侨史的整体结构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勇于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并指正了一些流传广泛又积重难返的前人谬误。

《潮汕华侨史》的创新性也体现在全书的框架体例上。该书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写历代潮人的出洋历史，下篇介绍海外潮人社会的古今状况，作者围绕着潮人的“输出”与“融入”这两个方面，分别对应通行的说法：本土“一个潮汕”和海外的“一个潮汕”，进行针对性论述，大约相当于两部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通史。相信这种架构是针对海外潮人遍布全球的特定情况而设置的，特别是在前后变化较为曲折、时空转移较为跳跃的历史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介绍上，有了这样的纵横论述和前后呼应，更方便读者对主题深入理解。这种以“输出”与“融入”各为主题的史书体例，不失为是一种建立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有益尝试。

专业性

其二是专业性。作为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导的《潮汕文库·研究系列》丛书的一种，《潮汕华侨史》遵循学术著作的普遍规范，全书的专业性毋庸置疑。该书卷首“绪言”，将中国华侨和中国华侨史的学术研究作了历史回顾，其中的重点，是追溯海外潮人的研究成果，并对与主题有强相关关系的“潮汕”“华侨”“海外”“海外潮人”“潮人”“潮侨”“华侨史”等的含义进行辨析与界定，将上述比较“虚”而且时有歧义的概念进行规范，这些，无疑给今后的潮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潮汕华侨史》参考的文献素材众多，史料来源出自33种古潮州府县志和所有的6种古广东通志，以及多种涉及主题的正史稗记、内府材料、类书舆书、诗文杂论，主要取材对象则是现当代的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相关文章以及新修的广东省志、潮汕三市的市、区、县志等，其他的文字依据，是作者田野调查、调查采访所得到的材料。从全书看，在素材的取舍上，作者大抵都有经过考察，那些非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如杂文诗词等，仅仅是作为辅助性文献补充而已。而全书涉及征引的文论，作者都作有十分详细、专业、完备的注释。这既可以让读者、研究者轻松溯源，明白论点、论据或论证方法的出处，同时也增强了该书论述的可信度和学术说服力。

《潮汕华侨史》专业性还体现在作者的严谨行文中，这从一些学术问题的处理上，便可略见一斑。如有不同观点但至今未有确凿定论的，该书采取两说并存的处理形式。又如一些与主题存在强相关关系的问题，作者也并不回避，仅举截止1949年海外潮人的人口规模为例。众所周知，由于有关数据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文件、书信、海关关册和档案中，且大多数只有某一年或某一时期的估计数字，因此整个中国学界都对外迁人数难以把握（从1840至1949年的这个中国海外移民高峰期中到底有多少人口外迁，侨史大家陈翰笙和朱杰勤各自估算的数字便相差近7倍），相比之下，针对潮侨的研究范围较小、且有若干原始资料可资参考，由此，作者综合梳理了相关的潮海关内部资料、当时刊物、国内外华侨研究材料等多种材料，进行估算，再以新版《广东省志》进行验证，得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生活在海外的潮人人数在400万左右”的结论。

《华侨史》封面

综合性

其三是综合性。《潮汕华侨史》对文献的搜集，堪称迄今有关潮汕华侨研究著作中最为完备的，这当然是得益于若干前人罕见的古文献屡有面世、得益于时至今日可以阅读到更多的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然而，这也是作者去伪存真、整合梳理的结果。书中列出的诸多有关潮人出洋、海上交通、海外潮人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关键历史节点，都是语出有据，大抵能够自圆其说，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可以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而作者一些明确定论为“第一次”的观点，如“目前所见的潮汕最早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清晰物证”“现存各方志最初提及本区海上贸易时间”“正史中首则明确外商至潮汕的记载”“正史首见有大规模潮汕船队的记载”“迄今首条可以明确潮人移民海外的文献记录”等，大抵上都是作者博览群书并多方比较、论证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让今后研究者少走一些弯路。

《潮汕华侨史》的综合性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对一些事关主题的历史材料进行整理，举《民国前各国驻汕头领事馆简况表》为例，作者整合今人研究成果及新版《广东省志》认可的说法而梳理成表，将各国驻汕头领事机构的“首任领事或代理领事”以及“授任时间”等列表记录，阅之可一目了然，庶几能弥补原始材料分散的遗憾。又如该书下篇对海外潮人社会的介绍，作者选取了海外潮人较为集中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和中国香港、台湾共计8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叙述当地潮人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这自然涉及到当地何时始有潮人、历代潮人如何融入、潮人社会怎么形成，以及至该书时间下限1949年为止当地海外潮人人口规模等，也涉及到当地潮人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状况，作者将之分章列节，条缕清晰进行阐述，素材取自海内外比较成熟的学术观点，遂令海外潮人的历史材料得以系统、完整地保留及呈现，也让海内外普通读者对各地潮人社会有一个连贯的了解和总体的认识。

客观性

其四是客观性。作者自称其修史的原则和态度是“尊重历史、客观执笔、敬畏文字”，个人觉得，全书未见有明显倾向性的主观臆测和随意判断，其对客观性的把握做得颇为到位。仅以针对历史人物的描述为例，《潮汕华侨史》出现的人物众多，对于被历代地方志书和官方文献称为“盗”“匪”“贼”“寇”如明中后期活跃于沿海、东南亚的诸多武装集团首领，作者既未因袭旧文献记载的“盗寇”等称号，也不随某些流行政治观点视之为“英雄”，而是以客观的角度，阐述与主题相关的事件，若不得不提及，则转引陈春声、黄挺等学术论文的称谓，定之谓“亦商亦盗”的“海上商贸武装集团”等，至于陈述这些集团的社会行为时，也未见直接应用非主观的形容词加以修饰。

李宏新这部《潮汕华侨史》可圈可点处尚多，本短文只是撷取其中若干内容略谈个人的读后想法而已。作为“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史书潮汕华侨，对于这部《潮汕华侨史》的评价应该是“后世”的事，但是就个人的感觉而言，仅仅看其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性、专业性、综合性和客观性，便足以让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以及普通读者“藏之于室”了。